也有不同的观点。如方授楚先生认为：“君既不尽可以为法仪，又与万民均须上同于天，则君权尚非绝对无上者也；君又可选择，……其权之限制，固已多矣。且墨家理想之君主，则尧禹也。……墨子心目中之天子，其权既有限制，而又劳力多，享受薄，直等当时之奴隶，所谓监门之养，臣虏之劳也。此其平等又为何如耶？”（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华书局1937年版，民国丛书第四编·5，上海书店影印版，p.110-111)他认为墨子思想的特点是平等而并非强调君权绝对。
是平等，还是专制？我认为作非此即彼的回答似乎太简单化了一点。梁启超评论说：“墨子的新社会，可谓之平等而不自由的社会。”（梁启超：墨子学案，民国丛书第四编·5，上海书店影印，P.66)这一说法比较确当。说墨子尚同思想是“中国古代极为盛行的专制主义思想的理论源头之一”，或者说墨子的尚同是“率先揭示了国家统治走向中央集权制的必然性”，无论是贬还是褒，我认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去。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或中央集权制，是建立在家族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而墨子主张的尚同原则，是同他的兼爱交利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而与家族等级制正相反对。它也可以被看作是集权或专制，但与中国现实社会的专制和集权还不是一回事，因为其根基不一样。
当然，墨子所设想的社会并未实现，也实现不了，但其雏形还是有的。这就是墨家这一准军事化的团体。在这一团体内部，确实做到了既人人平等，又高度集权；兼爱互利的原则也得到实现，我的就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不分彼此；其领袖钜子虽然拥有最高权力，却未闻在生活享受上有何特权。最初钜子是怎样产生的，还没有资料可以确切说明，但这一团体领袖的更换方式，却有一些史料可以提供。据《吕氏春秋·上德篇》，后任钜子是由前任钜子指定而产生的。如现任钜子孟胜要以死报阳城君，死前指定宋国的田襄子为继任者，并派了两个人去传位于田襄子。梁启超评论说：“这位‘钜子’，很有点像基督旧教的教皇。我想墨教倘若成功，一定把中国变成‘教会政治’。‘钜子’就是一国的行政首长。那么，就‘墨者’的眼光看来，天子一定是天下的仁人了。”（梁启超：墨子学案，民国丛书第四编·5，上海书店影印，P.65)我认为梁启超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墨家确实是一个宗教气息十分浓郁的团体，而且墨家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宗教的内容，包括天志、明鬼等。
墨子一方面强调天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人们（从平民到天子）违背了天志就会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并指斥儒家信命是足以丧天下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两者是否有矛盾、冲突的地方？既然天志决定人的一切，人的自主性还有什么意义吗？从理论上说似乎是这样的，但墨子并不认为这两者矛盾。虽然天志是一定的，但人的命运并不一定。这就要看一个人自己究竟愿意怎样做。如果你遵循天志，就会有好的命运，生活就会幸福；反之就会产生厄运，生活就会不幸。这幸福或不幸并非固定不变的。所以说，你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什么固定不变的命运。墨子反对天命说，正是为了不让人们惑于定命而不思努力朝着天志也就是兼爱交利的方向前进。
有学者评论说：“在墨子的观念里，虽然还有天意笼罩着，可是决定人最终命运的已是人自身：贤愚依靠个人的努力，祸福由于己召，人们只要努力从事，最终就能获得富足、安宁和幸福。这里显示人的主体性，…是向外求知并付诸于力作的行动主体性。墨子的这种理念，充分反映了墨家及其所代表的阶层积极向上、乐观进取的人生态度。” （ 冯达文、郭齐勇主编：新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p.74) 我认为墨子的非命思想具有两重性。它确实鼓励人们努力行动，似乎告诉人们，他们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另一方面，它又限定了人们的努力方向，规定他们只能这样做而不能那样做，在更更高层次上也是一种命定论，是要求人们在思想上“尚同”。
写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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