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0年1月的选举中，我打算支持自由党人，但不想支持我所在选区的候选人，因为他们违背了我认为是很重要的一些承诺。因此，我决定支持河那边邻区的候选人，他是菲利浦。莫莱尔，跟我妻子的哥哥是牛津大学的同学。菲利浦的妻子叫阿朵林.波丁克，她的哥哥是伯特兰公爵。以前有时我能见到这夫妻俩，但我对他们的印象不是特别好，在我的印象里，也许是由于清教徒的偏见，我总觉得阿朵林的妆化得过浓，香水味也太重。最早让我改变对她的看法的是克朗普敦.戴维斯，她为其地价机构工作，戴维斯对她的工作赞不绝口。在竞选活动中，我对阿朵林有了更多的了解，我发现她对所有的人都很友善，对所承担的公众事务十分认真负责。1911年3月，在去巴黎途中路过伦敦，莫莱尔夫妇把我安排在他们的房子里住。这房子装饰得十分漂亮，表现出阿朵林极高的品味。进入她的房间，我就感受到一种气氛，是我自第一次结婚以来一直渴求的某种东西。她的房间给人一种安宁感，世事的纷扰一扫而空。3月19日这一天，我来到这里，而菲利浦这一天又必须去伯恩，只有我和阿朵林在一起聊天。吃晚饭时，我们聊到伯恩，聊到一些政治问题，聊到政府的恶行。晚饭后我们的谈话开始转向私人话题。我带着羞涩想逐渐接近她，让我惊讶的是她并没有躲避我。此前我从未想到她可能允许我同她做爱。夜越来越深，我想跟她做爱的欲望也越来越强烈。最后我还是克制了这种欲望，不过我已经发现，我深深地爱上她了，而她也爱我。此前，我没有跟爱丽丝之外的任何女人有过完全的性爱关系。这一夜，由于一些外在的偶然因素，我和阿朵林没有做爱，但我们都愿意尽快成为情人。我的感情强烈异常，可以说是不顾一切。我要离开爱丽丝，也要阿朵林离开菲利浦。至于菲利浦会怎样想、会有什么反应，我根本不去考虑。即使我知道他会杀了我和阿朵林，为了一夕之欢，我也心甘情愿。九年来我一直在克制自己，现在已经够了，我不想再克制下去。这个夜晚我们接吻时已经很迟了，直到凌晨四点我们都还没有睡觉，还在时断时续地谈话。再过不一会儿我就得去巴黎，用法语对那些十分挑剔的听众演讲。

　　阿朵林身材苗条，脸稍长，头发很漂亮，呈深橘红色，一些女士都以为她的头发是染了的，其实不是。她说起话来十分柔和，同时又很响亮，性格坚强，非常勇敢。刚开始我们都有些害羞，但很快就被彼此深深的爱所克服。我们以真心相待，有意识地避免那种贵族身份和做派可能给我们关系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都厌恶那些残暴现象、特权阶级的妄自尊大和贵族的自以为是。而我们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也不被人理解，因为我们的行为跟他们不同。这些方面我和阿朵林都有共同的感受，彼此心有灵犀一点通。因此，尽管在1916年后我们不再是情人，却一直是亲密的朋友。

　　可以说阿朵林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而这种影响几乎全都对我有益处。我有时的行为像个书呆子，或者在讲话时说得太武断，这时她就会对我施以善意的嘲讽。这样下来，她帮我逐渐增强一种自制力，不再自以为是，不过多地考虑自己。她的嘲讽极富幽默感，而我尽可能地避免给她嘲讽的机会。由于她的影响，我生活中的清教徒色彩大大减少，对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挑剔。经历了多年实际上的独身生活，爱情的到来本身就是一件让人幸福的事情。一些男人深怕受到女人的影响，这真是一个蠢到极点的想法。男女两性是互相需要的，而他们在精神上的需要并不小于肉体上的需要。就我而言，我从爱过的女人那里获得的益处是太多了；如果没有她们，我的心胸不会像现在这样开阔。

　　我慢慢发现，在阿朵林的生活中，丈夫和孩子对她是很重要的，而对我而言，没有什么比她更重要了。这种不对等使得我十分嫉妒，变得苛求起来。不过刚开始时，由于我们之间相爱之热烈，这些都还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关系。她有一间小房，是夏天度假用的。我住在离那儿六英里远的地方，每天骑自行车往返，将近中午时到那里，深夜时分离开。这一年夏天特别热，甚至阴凉的地方也有36度。我们通常在树林里吃午饭，然后回家喝晚茶。这个月我感到十分幸福，不过阿朵林的身体不太好。秋天阿朵林回到伦敦，我在大英博物馆附近找了一个单元房，这样她可以在那里会我。当时我一直在剑桥上课，每天早上赶回来，下午五点半以前再赶到学校去上课。她经常患头痛，这使得我们的约会受到影响。本来应该对她更加体贴一些，我却没有这样。不过整个冬天我们只有过一次真正的争吵，那是因为我指责她宗教气息太浓厚了。但我逐渐感到烦恼，认为她对我的关心不像我对她那样深切。有时我又想到，也许我是把她身体不好时的反应误认为对我冷谈。当时我患有牙龈脓肿，呼出的口气十分难闻，我自己并没有觉察到，她也不肯说出此事。直到我自己发现这个毛病并将其治愈，她才告诉我，这对她有很大影响。

　　1913年夏天，我认识了一位年轻女士，已经离婚，人很漂亮，有两个小孩。那时我最大的愿望是想要孩子，甚至在街上看到玩耍的小孩，我都会在心中产生一种没有小孩的痛苦。我同她成了朋友，我们一起去乡下旅行，我想同她做爱，但我觉得应该先对她讲清楚我同阿朵林的关系。在没有讲之前，她本来已经愿意的，我讲了之后她就不愿意了。我如果一定要同她发生关系，也许最后她还是会同意，但我没有那样做。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只是有几年时间我还可以听到她的一些消息。

　　在芝加哥，我见到一个年轻女子，曾在牛津学习，当时同我见过几次面。这次同她重逢，相处起来要比同其他人自在多了。她的诗歌写得很不错，文学感悟力极强。我在她父母家里住了两天，第二天夜里就同她呆在一起了，而她的三个姐妹轮流为我们站岗放哨，只要她父母亲走过来就向我们发出警报。她看起来不是特别漂亮，但非常热情而浪漫。她感到孤独，很少有快乐的时候，而我似乎给她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我们相约，她尽快来英国，我们公开在一起，我办好离婚手续后就同她结婚。然后我回到英国，在路上我给阿朵林写信说明此事。而我的信正好跟她给我的信错过了，她信中说希望我们以后保持一种纯精神的爱情关系。接到我的信，并且知道我的牙槽脓肿已经治好了，她又改变主意，仍然希望继续做我的情人，这样我就很难离开她。6月我回到英国，阿朵林在伦敦，我们每周二在一起过一天，直到奥地利向塞尔维亚宣战。这段时间阿朵林作为情人已经达到最佳状态。而这时芝加哥的年轻女子也劝说不明真相的父亲带她来到欧洲。她到达英国时，我已经下决心公开反对战争，除了战争问题别的都不考虑了。我不想让自己私人生活方面的绯闻影响到我的公众形象，从而使得我的反战演讲不能产生应有的效果。这样，原先我和她约定的事情就不能进行了。她在英国期间，我有时同她做爱，但由于战争，我对她已经没有原先的热情，她十分伤心。最后她病了，刚开始是肢体麻痹而瘫痪，后来精神失常。在她精神失常时，我向她父亲说了我和她之间发生的一切事情。我最后见到她是在1924年，那时她已经不能行走，不过在发病的间歇期她还有清醒的时候。我同她谈话，感受着她头脑深处的精神错乱，我知道她以后恐怕再也难有清醒的时候了，而在发病前她是那样可爱，那样优秀。如果没有“一战”的干扰，我和她在芝加哥约定的事情就可能实现，从而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幸福。直到现在，我仍然深深感受着这一事件给我带来的悲哀。

　　“一战”刚爆发的时期，阿朵林在反战问题上给了我最大的支持和帮助。如果没有她，我会陷入完全孤立的状态；她跟我一样，十分厌恶这场战争，拒不相信任何被神化的东西和谎言。

　　后来我同阿朵林的关系慢慢疏远了。1915年她离开伦敦，住到牛津附近的一个庄园里。我去那里时，发现她对我越来越冷淡。我开始寻求从另一个女人那里来获得安慰，直到遇见克莱特，我的愿望才得以实现。

　　——自传

　　（黄忠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