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庄子处世的态度，论者通常的评价是消极的、出世的。有论者说：“庄子的社会思想是消极厌世的，主张无为而超脱。”（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103）也有论者认为这一看法过于简单，如蒋锡昌先生说：“胡适云，‘庄子的哲学，总而言之，只是一个出世主义。’其实庄子既非出世，亦非入世，只是随世而已。随世者，乃个人对于一切世事，毫无成见，毫无主张；既不赞成，又不反对；只是随随便便，得过且过之谓也。”(蒋锡昌：庄子哲学，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民国丛书第四编·6，上海书店影印，p.29-30)也有论者将庄子的态度称为游世，“庄子‘著书十余万言’，说明他对社会人生仍有着深切的关怀，并不完全是避世，更不是出世。……庄子的生活态度并不是出世的，而是介于避世与入世（‘游世’）之间的。”（陈鼓应：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p.234）我认为，这些说法要较单纯的厌世说或出世说更为准确一些。庄子自己也说：“达大命者随。”（《庄子·列御寇》，以下只注篇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人世间》）

　　这种随世或游世态度的实质是什么呢？冯友兰先生认为：“道家哲学的出发点是保全生命、避免损害生命。”而庄子因此提出“齐万物，一生死”的思想，“它意味着，从一个更高的观点来看一己与外界、生与死。从这个更高的观点看事物，就可以超越自己以外的世界。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逃避’，它不是从世俗社会逃往山林，而是从这个世界逃往另一个世界。……为从一个更高的观点看世上事物，就要无我。”（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p.57-59)

　　冯友兰的说法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既然庄子已经将人与万物等同，将生和死看作一回事，他又为何要去“保全生命、避免损害生命”呢？既然已经“无我”，有我的生命也就等于没有我的生命，又为何要去想办法保全它？我想，庄子的这一思想，并非是为了保全生命、避免损害生命（实际上它也保全不了人的生命），而是在人的生命无法得到保障的乱世，先在精神上让自己处于死亡状态或濒临死亡的状态，所谓“坐忘”、“心斋”、“吾丧我”就是这种状态，那么即使是真正的死亡来临，也就无所畏惧了，即使外界有再大的刺激，也不会对他起任何作用、有任何影响了。

　　有论者在列举庄子关于“材与不材”、“支离疏”、“山木自寇”等话语后说：“不难看出，庄子不但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也是一个极端的自私者。如果社会中的所有人都持像他这样的处世态度，那倒真要使人类社会泯灭了！……总之，庄子的社会交往态度是从保全自己的自私角度出发的。”(王处辉：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p.113) 我认为这一说法太过。何谓极端的自私者？庄子不过在述说一个身处乱世的人如何自残以保全自己的生命罢了。这其实是一种十分可悲的做法，人不到万不得已，似乎也不会以这种戕害自身的方式来保全自己的生命。因此，应该遭到谴责的，似乎还不应该是庄子所表述的这种弱者，而是那个让这些弱者做出如此举动的社会。实际上，庄子自己的社会交往态度还不能说是“从保全自己的自私角度出发的”，因为他最后已经“无我”、无自己。

　　写于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