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杜森看来，尼采的变化很大。以前的尼采，总是一副高傲优雅的姿态，走路十分矫健有力，说话流畅生动。现在的尼采显得十分疲弱，走起路来有点朝一方倾斜，好象是被拖着走，神情有些迟钝，说话也结结巴巴的，也许这是长期不跟人交谈造成的结果。
尼采把客人带到他最喜爱呆的地方，那是一块紧靠深渊的草地，一条山涧在下面咆哮而过。尼采说：“我最喜欢躺在这里，在这里能产生出最好的思想来！”
客人要休息一会儿了，尼采把他们送回旅馆，约好一小时后再见。但没过多久尼采就来敲门，问他们是不是已经消除了疲劳，并请他们原谅自己的早到──他实在是太孤独了，因此迫不及待地想同朋友多说一会儿话。
第二天早晨尼采带客人去他的住处，他说：“那是我的洞穴！”离开公路后他们沿小路走了几分钟。这是一家农舍的小屋，里面除了一张床、一个桌子，几乎什么都没有。除了书以外，所有的东西都是散乱地放着，没有收拾。
杜森用钢笔给老朋友尼采画了一张像。下午，杜森夫妇告辞离去。尼采一直把他们送到最近的一个村子，沿山谷而下走了一个小时。告别时，他的眼中满含着泪水；过去尼采从来不是这样的。面对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尼采，杜森禁不住暗自嗟叹。
９月下旬尼采来到威尼斯，住在圣·马可广场附近的旅馆，这时他的心情不错。他写信告诉母亲：“这里的空气清新，天空明亮无云，就像在尼查一样。”他还对加斯特创作的“至今最优美的乐章”大加赞赏。
１０月１５日，尼采在威尼斯度过自己４３岁的生日。由于只收到母亲一人的生日祝贺，他再次感到孤独和苦闷。由于气候渐冷，１０月下旬他去了尼查。来这里不久，又发生两件对他震动很大的事情。
一个是同老友洛德的友谊彻底完结。还是在５月，由于洛德在信中说了法国作家丹纳一些不好的话，尼采在信中予以讽刺，洛德怒不可遏地予以反讽，双方关系已很紧张。
现在尼采的本意是要缓和这种紧张关系。《道德的谱系》出版了，尼采给洛德寄去了一本，并在信中说：“别过于轻率地离开我，在我这个年纪、这样的孤独，我很难忍受得了失去那些自己以前信赖的为数不多的朋友！”
本来事情到这里还很好，谁知尼采终于忍不住旧话重提：“注意──我请求您能比较公平地评价希伯莱特·丹纳。您所想、所说的那些关于他的粗鄙话使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可以原谅拿破仑国王、而不能原谅朋友洛德说这些话。这是难以想象的：一个曲解这个心地高尚、态度认真的民族的人能够理解我作品中的任何东西。”
他还向洛德抱怨对方一向对自己的冷淡：“此外，您从来不给我写一个字，以表示您对那使我颓丧的命运有哪怕一点点的怀疑。我已经活了４３个年头，可我仍然像小孩子一样孤独。”而洛德当然再也不会回信了。
另一件大事是，他赢得了一个新读者，就是丹麦的作家乔治·勃兰兑斯。由于勃兰兑斯在思想上能够理解尼采，并在让人们了解尼采上做了大量工作，他就不仅仅是个一般的读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称为尼采的朋友。
勃兰兑斯同尼采保持通信达一年多，直到尼采精神失常。可以说，在尼采有正常意识的最后日子里，再没有另一个外国朋友能让尼采获得如此之多的令他振奋的消息和安慰了。
勃兰兑斯收到《道德的谱系》一书后，在第一封信中就说，从书中他感受到一种新的、创造性的精神向自己吹拂着。他还对尼采作为一个教授和博士而绝少思想上的教授气味而表示祝贺。特别是他称尼采的思想为贵族激进主义，更让尼采感到是巧遇知音了。尼采在回信中说：“您的‘贵族激进主义’一词用得太好了。请允许我说，在我看到的有关我本人的各种术语中，它可以算是最精辟的一个。”
尼采接着给勃兰兑斯寄去他的全部著作，后来还有他最喜欢的音乐作品《生命颂》以及自己的照片。勃兰兑斯在回信中对尼采的身体状况屡屡表示关心，给他寄去了自己的作品，还向他介绍丹麦哲人索伦·克尔凯郭尔，说他是一位“世界上曾经有过的最深刻的心理学家。”
在通信不到半年后，勃兰兑斯告诉尼采，他准备在大学举办关于尼采著作的讲座：“我下了决心，要让这里的人们立刻熟悉您。”第一次讲座大约有１５０名听众参加，而第二次人数就激增到３００多人，教室快要被挤破了。”
勃兰兑斯还援引一位听众的反应：“这一课程之所以有趣，那是因为它不是在处理书本，而是在探讨生活。”
他还转告了报纸对这个讲座的描述：“它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那场面就像是在欢迎一位凯旋而归的英雄。’这些掌声和欢呼声几乎完全属于您。”
尼采对于自己在异国它乡造成的热烈反响十分高兴和鼓舞。他对勃兰兑斯说：“您能猜想到，为了我的第一个成功的春天，您已经起了怎样的作用吗？第一件好消息，您的消息，我的亲爱的先生，它向我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仍然活着……因为，在不少时日里，我甚至常常会忘记，自己是一个活人。”
在这以后勃兰兑斯还试图把尼采介绍给他们都很喜欢的已故法国音乐家、歌剧《卡门》的作者比才的夫人、瑞典名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俄罗斯的泰尼谢夫公爵夫人和弗拉索夫公爵。他还转达了斯特林堡对尼采的赞叹：“这位尼采真令人吃惊；他说过的许多东西正是我本来应该写出来的！”
这些都应该给尼采以极大的慰藉。勃兰兑斯可以说是最早了解尼价值的外国有影响的作家和学者。他不一定同意尼采的每一个观点，而仅仅对他这个人感兴趣，认为他是有个性的、有独立见解的，因此是值得重视的。这种态度与德国国内对尼采的冷淡、漠视和不理解适成鲜明的对照。
天气越来越冷，尼采住的小屋没有火炉，他感到十分难受。在１１月下旬给加斯特的信中他抱怨道：“到今天为止，我一直冷得发抖，手指冻得发僵，这对我从事哲学著述太不利了。从外面回到家里一点也不像是回到宫殿那样温暖，相反却像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进牢房。”
１１月１０日《道德的谱系》出版后，他收到戈斯多夫的来信：“您生活在一个美丽自由的世界里。您活得确实像是一位哲学家，为此我祝福您！”这也许是近年来尼采在国内得到的唯一对他的著作表示衷心赞赏的反应，尼采回信说：“在我一生中，很少有谁的信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欢乐。”
当尼采在信中抱怨自己孤独时，伊丽莎白仍然建议他去大学讲课，或者结婚。无论是讲课还是结婚，尼采现在都不会考虑了。１８８８年１月的一天，尼采如同往常一样在外面散步，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活泼爽朗的笑声，他听着有些熟悉，很像妹妹伊丽莎白的声音。他惊诧地抬头顺着笑声的方向看，一个年轻姑娘正迎面走来，但不是他的妹妹。
这姑娘走过来时，依然是笑容满面的。她那一双棕色的大眼睛透着小鹿般温柔可爱的神情；当她含笑看着尼采时，顿时有一股暖流涌上他的心头。在余下的散步时间里，这姑娘年轻优雅的形象一直伴随着他。
这时他想起了妹妹劝他结婚的话语。毫无疑问，如果能有这样一位温柔可爱的女性陪伴在身边，对他这颗已经被孤独侵蚀得衰老的心灵是一个极大的抚慰，他需要她，他感到幸福。但是，她是否需要他呢？像他这样有着种种怪癖的思想者和哲学家能给这姑娘带来幸福吗？为了自己的幸福他忍心让她遭受痛苦和不幸吗？
尼采给妹妹写信谈到这段小小的奇遇和自己一路上的胡思乱想，最后的结论是：“不，我决不结婚！”
尼采在尼查期间过得并不愉快。这里没有音乐，没有尼采生活中须臾不可缺少的东西。尼采说：“没有音乐的生活简直是一个错误，一种苦难，一次流放。”再一个就是孤独。他向加斯特抱怨说：“向我传来的友好的声音是如此的少。如今我孤独极了，不可思议的孤独。成年累月没有振奋人心的事，没有一丝人间气息，没有一丁点儿爱。”
尼采自己拟定的庞大的工作计划也对他造成巨大精神压力。他觉得自己身负重任，应该尽快拿出有分量的东西来。但他的身体状况又不允许他拼命干活，而且居住和生活条件都不是很好。这两方面的反差常常让他感到紧张、焦虑、压抑。
４月初，尼采离开尼查登上了旅途。本来他是向恩加丁进发，临时却产生去都灵的想法；那里气候适宜、环境优美他是早有所闻的。结果路上颇不顺利，搬运工人把他的行李弄丢了，他跟他们大吵了一通。不过到了目的地后尼采的心情开始好了起来：这里的环境的确不错。
尼采在这里一直住到６月，开始写作《瓦格纳事件》。他打算以这本书对瓦格纳作一个盖棺论定的评价，在这之前，他还没有像这样集中地谈过瓦格纳；就瓦格纳对他曾有过的影响而言，写这样一本专论瓦格纳的书是有必要的，也算是同这个最大的敌人和朋友清账吧！
６月初，气候已经很热了，尼采不得不转移到比较凉爽的西尔斯－玛丽亚。在这里，他在完成《瓦格纳事件》以后又接着写一部新书《偶像的黄昏》。尼采后来在自传中解释说：“这书的标题所说的‘偶像’，就是向来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偶像的黄昏》，就是指旧时的真理已经接近尾声。”他把这书作为他的大工程《重估一切价值》的内容之一。该书于９月底完成。
在这期间，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出于对尼采的敬意，为尼采出书捐赠２０００法郎，由杜森转交。而玛尔维达的朋友弗洛林·冯·莎丽丝也来到西尔斯－玛丽亚向尼采提供１０００法郎的资助。这让尼采十分感动。他因为自费印书已经欠了一大笔钱。这些捐赠无异于雪中送炭，更难得的是在精神上对他的鼓励和支持；他现在太需要这个了。
９月中旬，尼采离开西尔斯─玛丽亚，经米兰再次来到都灵。从这时起，到他精神错乱后被送走，尼采一直呆在都灵，度过他头脑清醒的最后一段时光。恰恰在这段时间，在最后疯狂的前夜，尼采达到他一生创作的颠峰状态。他写信给奥弗贝克说，在都灵的日子“是我最重要的收获季节。我文思泉涌，笔下生花，也许没有人曾经这样笔力酣畅过。”
在写《偶像的黄昏》的同时，他还在写另一本小书，题名《反基督的人》，锋芒直指基督教，这也是他的“重估一切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完成的时间与前一本书大致相同。
在这之后，为了纪念自己４４岁的生日，尼采开始写自传《看哪这人》。他当然不会想到，这是他头脑还保持清醒时的最后一个生日了。这书在１１月上中旬完成。尼采很重视这本书，他在给奥弗贝克的信中说：“这本书具有绝对的重要性，它为我本人和我的著作提供了某些心理学和传记性的材料：人们对我的情况将会一目了然。”
接着尼采又开始编写另一本关于瓦格纳的书，题目叫《尼采驳瓦格纳》，把他以前所写的有关瓦格纳的文章都编辑在一起。尼采认为通过编写这个文集，他已经彻底解决了有关瓦格纳的问题，也就是完全同瓦格纳清了账。这也是尼采生前完成的最后一本书。
短短几个月里，呼呼拉拉一下了写了这么多书，还不算他那难以计数的大量的未完成稿，尼采此时的精神状态处于从来未有的亢奋之中。正如他给妹妹的信中所说，他的生活已经达到了顶峰；他及时地突然重获了力量与自信来完成前人未曾尝试过的工作。
在他感受到大欢欣之日，也就是即将跌进无底深渊之时。正当他在重估一切价值的战场上挥剑杀敌，搏击正酣时，病魔悄悄走了过来，从背后给了他致命一击。就在这一年年底，他开始走向最后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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