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尼采回到瑙姆堡，然后在莱比锡、慕尼黑转了转，在家中度过４１岁生日。１０月底他前往佛罗伦萨去见保罗·莱兹克，在那儿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
１１月尼采回到尼查，在不断的旅行之后终于又安定下来。他继续写《在善恶的彼岸》一书，同时准备在这里过冬：这里虽然嘈杂，但气候暖和。
圣诞前夕尼采给妹妹写了一封很伤感的信：“又到了圣诞节，想到自己还必须一如过去７年那样，继续像一个流放者、一个愤世嫉俗的大众的蔑视者那样生活下去，真感到伤心。现在再也不会有人为我的存在而担忧了。”
但一个星期后，尼采给妹妹的另一封信调子是欢快的，描述了他过圣诞的情景，洋溢着一种天真的童心：
圣诞这一天天气很好，刚好在中午尼采收到妹妹寄来的礼物，一只带表链的小巧玲珑的怀表。他立即把表链挂在脖子上，把表装进背心口袋里。他迫不急待地拆开妹妹的来信看了起来。由于眼睛不好，他没有注意到信中还夹有钱。直到过后母亲来信告诉他这回事，他才知道自己让钱掉在地上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他的情绪，他请伊丽莎白原谅他这个“冒失鬼哥哥”，风趣地说：“我们希望有一个贫穷的老太太恰好路过那里，在人行道上发现她的‘小童耶酥’。”
尼采向妹妹报告了随后的活动：“接着我步行去了圣吉恩半岛。刚刚盛开的玫瑰花，灌木树篱边天竺葵，一切都焕发着生机，一切都充满了温暖：丝毫没有北方的气息！在那里，你的弗里兹喝了３大杯当地出产的甜葡萄酒，也许还带有一丝醉意；最后，他开始对海浪倾诉，当它们因为过于猛烈撞击海岸而泛起泡沫时，他像人们唤家禽似的向它们呼叫：‘扑哧，扑哧，扑哧！’”
这一整天尼采都是在欢乐中度过的：“最后，我又回到尼查城，晚上，在自己的公寓里，在一棵硕大的圣诞树烛光的闪烁下，以王侯般的方式进餐。注意，──我已经重新开始熟睡了（不用麻醉剂）。”
１８８６年１月，尼采完成了《善恶的彼岸》一书，他给它的副标题是“一种未来哲学的序曲”。
正像以前那样，尼采每完成一部大作在精神就有一种虚脱或软弱感。２月，伊丽莎白和她丈夫一起去了巴拉圭，这更加深了尼采的孤独感。他在给奥弗贝克的信中说：“由于您有妻子，您的生活比我的现状要强百倍。你们共有一个窝，而我有的仅仅是一个山洞！”
春天，４月，跟往常一样，尼采来到威尼斯。但这次加斯特不在。他创作了一部歌剧《威尼斯的雄师》，想把它打进德国的剧院去，这时正在德国奔忙，但遭到一个又一个剧院的拒绝。加斯特的心情十分沮丧。
尼采获讯后立即写信安慰老朋友：“回来吧，回到孤独中来吧！我们俩都知道怎样在这种孤独中生活，也只有我们懂得怎样在这孤独中生活！挡住您去路的是瓦格纳，还有那种随着‘帝国’的建立而日趋增长的德国人的粗鄙和迟钝。勇敢些，别垂头丧气。请相信，至少我信赖您；我需要您的音乐，没有它我就无法活下去。”这的确是尼采的心里话。
加斯特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尼采在信中对他说：“让我们平分我的钱，让我们分享我所有的这一点点东西吧！”为了自己的好朋友，尼采没有舍不得的东西。
但是，尼采自己作品的命运和经济状况也不好。《善恶的彼岸》找不到出版商。原出版商施玛蒂纳收到稿子后一直拖着不出版。于是尼采由威尼斯回到德国，想自己亲自去解决这个问题。
５月，尼采经慕尼黑回到瑙姆堡，同母亲住了一段时间。现在这里只剩下母亲独自一人了，他对她充满同情。他也知道，由于自己的著作中那些对上帝不恭敬的言论，母亲深感悲伤和绝望。他曾劝告母亲说：“别去读这些书，别理会它们，那不是为您而写的！”但这没有用。一个做母亲的怎能不密切地注视着儿子的一切呢？
这样，在瑙姆堡的日子也过得不愉快，母亲的烦恼给尼采的压力很大。
６月，尼采来到莱比锡，一个目的是找出版商，另一个目的是想看看老朋友洛德，洛德最近被任命为莱比锡大学教授，尼采为他感到高兴。
但两个人的见面并没有让尼采感到高兴。在洛德的住所，他发现，洛德对他完全生疏了。对方在他面前感到局促不安，仿佛他是个天外来客。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话说。
尼采仍想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他对洛德说：“我想听听您的演讲。”于是洛德把他带进一个房间，里面坐着一群年轻人，那是洛德的学生。他们对尼采一无所知，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
洛德同他的学生们高谈阔论，而尼采在一旁默默听着。最后他什么也没有说，离开了这个地方。他在给妹妹的信中说：“我已经在大学听了洛德的讲话，我无法再和任何人保持联系。显然，莱比锡决不是我避难或休息的地方。”
在莱比锡，尼采为《善恶的彼岸》一书所作的努力也没有任何成效，施玛蒂纳既不打算出版它，又不同意转让给别的出版商出版。而莱比锡和柏林的出版商，没有一家愿意接受这样一部书稿。最后，尼采打算自费印刷出版这本书，跟《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一样。
６月，尼采回到在西尔斯─玛丽亚，在这里，尼采似乎要比呆在德国自在得多。他可以不同那些讨厌的德国同胞打交道，一些熟人都是外国的：俄国、英国、犹太人、瑞士人等等，有不少是妇女，其中一位叫弗洛林·冯·萨丽丝的小姐是玛尔维达的朋友。这些女性对孤身一人的尼采充满了同情，虽然她们并不了解他，对他有一种神秘感。
一位英国女士常常同尼采聊天，混得熟了，她就直言不讳地对尼采说：“尼采先生，我知道您为什么不愿意让我们读您的书：如果人们相信您在书中所写的观点，那么像我这样可怜的生灵就根本没有生活的权利！”
还有一位熟悉的女士对他说：“我听人谈起过您的那些著作。其中一本上写道：‘假如你到女人那里去，别忘了带上鞭子！’”
其实她们对尼采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论并不十分当真，因为她们发现这位似乎有点怪的德国教授一点也不像他的言论那样危险可怖，而是彬彬有礼，和蔼可亲。她们都很愿意同他一起用餐，随意聊聊天。这对从德国沮丧归来的尼采无疑是一种很大的安慰。
尼采回到这里不久，一些很有才华的音乐家途径西尔斯─玛丽亚，发现尼采这个不平凡的听众，十分欢迎他来听他们的演出。这使尼采深受感动。他在给加斯特的信中谈到：“我注意到，我们的艺术家只为我才演唱和演奏。长此以往，我一定会被完全宠坏的！”
但回想起此次德国之行，仍让他有一种蚀骨的痛苦和孤独感。在给妹妹的信中他尽情地倾诉了自己的苦闷：
“那些老朋友，那些我以前感到关系如此密切的朋友们，他们在哪里呢？我们居住在不同的世界上，我们不再有共同的语言！我在他们中间徘徊流浪，犹如一个陌生人，一个被放逐者；如今再也没有人会看我一眼，再也不会有人对我说一句话。我现在只有保持沉默，因为没有人听得懂我说的话──我敢说，他们从来也不曾理解过我！”
他是一个孤独者，而孤独者比一般人更需要有知心的朋友：“当一个人有那么多想法要说的时候，被迫保持沉默太可怕了。难道我生来就得体尝孤独，永远也找不到一个能够理解自己的人吗？互不达意事实上是最可怕的孤独。一个深刻的人需要众多的朋友，除非他真的有一个上帝。可我既没有上帝也没有朋友！”
最后尼采向妹妹解释了自己这一通发泄的原因：“请原谅我这种感情上的发泄，其忿忿不平的原因是我最近的一次旅行。我的身体既不好也不坏，只是那可怜的心灵倍受创伤，日趋衰竭。给我一些愿意倾听我和理解我的人吧，这样我的健康会好一些。”
尼采也认识到，他的需要其实是相互矛盾的，但他又无法克服这种矛盾。在１１月中旬给奥弗贝克的信中他谈到这一点：“我的境遇与我的生存方式之间的矛盾在于，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必须摆脱职业、女人、孩子、祖国、信仰等等而获得自由，然而，只要我还是一个幸运地活着的生物，而不是一架纯粹的分析机器，我又感到缺乏这一切。”
接踵而来的似乎不全是坏消息，尼采的确多了一些愿意倾听和理解他的人。８月，他拖了大半年的《善恶的彼岸》一书终于出版。而尼采另找的一位出版商弗利茨向施玛蒂纳购买了以前印发的著作的版权，打算重版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曙光》和《快乐的科学》等书。这让尼采大喜过望。他开始把时间花在修改这些著作、为再版作序的工作上面。
在以《自我批判的尝试》为题的《悲剧的诞生》再版序言中，尼采对基督教及其道德进行了直接的尖锐的批判：
“基督教只是道德的，只想成为道德的，它以它的绝对标准，例如以上帝存在的原理，把艺术、每种艺术逐入谎言领域，──也就是将其否定、谴责、判决了。在这种必须敌视艺术的思想方式和评价方式背后，我总还是感到一种敌视生命的东西，一种对于生命满怀怨恨、复仇心切的憎恶：因为全部生命都是建立在外观、艺术、欺骗、光学以及透视和错觉之必要性的基础之上，基督教从一开始就彻头彻尾是生命对于生命的憎恶和厌倦，只是这种情绪乔装、隐藏、掩饰在一种对彼岸的或更好的生活的信仰之下罢了。在道德（尤其是基督教道德即绝对的道德）面前，生命必不可免地永远是无权的，因为生命本质上是非道德的东西。”
１０月，尼采收到法国文艺理论家和史学家希伯莱特·丹纳的回信，这是第一个来自国外的对其作品的反应。８月，他曾把《善恶的彼岸》寄给丹纳和丹麦的乔治·勃兰兑斯。丹纳在回信中说：
“旅行归来时，看到您惠寄的著作；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这本书充满了‘不合时宜的思想’。那如此生动、富于文学意味的形式，那充满激情的风格，那时常是反论式的倾向，会使那些想了解您的读者耳目一新。我尤其要向哲学家们推荐第一部分关于哲学家与哲学的思想，而历史学家和评论家也会在这些有价值的新思想中获益；你在第８篇论文中谈到的民族精神与特征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尽管我在那里发现一些对我的过誉之词，我还是想把这部分重读一下。”
尼采的书终于在国外找到一个知音，这让他高兴。接着莱兹克也来看他了。莱兹克发现尼采一年来变化很大，体重明显下降，面貌大改，但神态依旧，像孩子一样的微笑。尼采兴致勃勃地同客人一起，登上顶峰去看阿尔卑斯山的雪景和大海的壮观。
同往常一样，尼采来到尼查过冬，为再版的书写序，同时也看一些书。这时他发现了托思妥耶夫斯基。２月，尼采在一家书店偶然发现这位俄国作家的《地下室手记》的法译本，产生浓厚兴趣，接着又读了他的《死屋》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在给加斯特的信中他评论说：“您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吗？除了司汤达，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使我如此满意和陶醉。我赞同他的观点，他真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内疚感是一种疾病，但它却孕育着一种生命力。
３月初，一场强烈地震使尼查的人们惊恐万分，而尼采却赞美它，因为它提醒人类记住自己是微不足道的。他甚至希望有一场海啸把尼查及其居民吞没。
“可这样一来我们自己也完蛋了，”莱兹克提醒他说。
尼采答道：“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一天也没有提前自己的行期。
４、５月间，尼采又开始了漫游生活，到６月，回到西尔斯─玛丽亚。这时他得知３年前来访过的斯坦因由于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他对这位还不到３０岁的年轻人仍然有着深厚感情。他写信给加斯特说：“这个消息简直使我失去了理性，我发自内心地喜爱他。我常常想，他总有一天是我的。他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人，他们的存在使我欣喜；而且他也对我怀着极大的信任。正是在这同一个地方，我们曾经怎样地在一起欢笑过啊！”
尼采从７月开始写《道德的谱系》一书。这是为了回击瑞士评论家维德曼的一篇关于《善恶的彼岸》的文章，那人在尼采的书中只看到了虚无主义。尼采在《道德的谱系》扉页上说：“此书用以完成和阐明我最近出版的那本书《善恶的彼岸》。”
这书由３篇文章构成。第一篇是讨论基督教的心理状态：基督教来源于嫉妒和仇恨心理，而不是像人们通常相信的产生于精神。第二篇是讨论良心心理：这也不是如一般人所相信的，以为它是什么“人心中的上帝之声”；它是一种残忍的本能，当它不能向外发泄时便转向自己。第三篇是对出世的理想、教士的理想之动力来源问题给出答案：这些理想是有害的，那是一种灭绝意志和颓废的理想。
在完成这本书之后，尼采没有再接着写东西。他开始清理自己的思想，整理那些记录下各种片断的笔记，为那部计划当中的大著作《重估一切价值》作准备。这是他的一个特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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