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哲学沉思者，一个社会批判者，尼采现在完全不受语言学专业的束缚，真正按照自己的兴趣行事。他在给玛尔维达的信中说：“我最大的兴趣就是去了解当代社会里那些复杂的情况。好在我个人没有什么政治和社会的野心，所以我就毫无顾虑──不会因此分心，也没有必要作任何妥协。总之，我可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可以看看那些以思想家自居的先生们，他们到底对自由思想有多大的容忍性。”
这些《不合时宜的思想》在尼采的著作中还不算最终成熟的作品，但它们是尼采思想变化和转向的主要标志，所以具有重要的传记意义。它们共同的特点，按尼采在自传中的话说，是具有“彻底的战斗性”。不过这４本书在内容上又各有侧重，它们是《忏悔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论历史对人生的利弊》、《教育家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洛特》。
尼采写《忏悔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的直接原因是针对大卫·施特劳斯的《旧的信仰与新的信仰》。大卫·施特劳斯年轻时的一本书《耶酥传》曾以对基督教的致命打击而轰动一时，但在１８７２年，他发表了《旧的信仰与新的信仰──为德国人民修订的耶酥传》，从原先的立场退了回去，宣扬一种盲目的乐观主义精神，引起尼采的反感。
尼采决定拿他开刀，但他主要攻击的目标并非施特劳斯本人甚至也不是这一本书；它们只不过是一个引子。尼采的矛头所指，主要是当时流行于德国舆论之中的一种因胜利而产生的盲目自大和乐观精神。
随着普法战争的胜利，德国公众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德国文化对于法国文化的胜利，说明德国文化比法国文化优越从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在这一片闹哄哄的自吹自擂声中，尼采说话了，他发出的是不谐和音：
“一次巨大的胜利是一个巨大的危险。人的本性忍受这种胜利比忍受失败更为困难；最近同法国进行的战争所带来的一切恶果中，最坏的恶果也许是一个广泛散布的一般性错误：官方舆论和一切官方舆论者的错误，说是德国文化在这场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因此现在必须戴上与如此非常的事件和成就相适应的花环。这种错觉是非常有害的，并非它是一种错觉──因为有些错误是最有益的和最富有成果的──而是因为它能把我们的胜利转变为一种完全的失败，即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彻底毁灭德国精神。”
尼采明确指出，德国在此次战争中赢得胜利，与文化因素毫无关系，那是由于军事原则、领导人至高无上的权威、士兵的服从和天生的勇敢等非文化因素的结果。尼采认为，德意志民族至今还没有贡献出任何可以称得上是文化的东西。从这个意义讲，德国文化还算不上是胜利的一方。
在尼采看来，所谓文化首先表现为一种总体化的艺术风格，它贯穿于一个民族生活的全部表现方式之中。如果缺乏这种总体化的东西，如果所谓的风格是东拼西凑而来的，即使看起来似乎学得很多，懂得很多，那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了文化，而是风格的缺乏，文化的缺乏。德国当前的文化状况就是这样。
既然如此，德国公众为什么又会自信已经拥有了真正的文化呢？尼采分析说，这是因为，一批文化庸人或者文化市侩已经来到了前台。文化庸人将其受到的非独立人格式的教育当成真正的文化；既然他到处遇见受过同类教育的人，既然中小学、大学以至科学院等都适合他的口味，并以他的教育模式为时尚，那么，当听说这种文化已经打上世界文化的烙印时，他当然不会对此有任何怀疑了。既然他几乎到处可以找到关于婚姻、家庭、集体和社会的不言而喻的准则，他自然会认为，这种虚假的世界性就是所谓文化本身。
这种文化市侩主义（这一名词可以说是尼采的发明，并在以后得以流行）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所谓公众的观点。尼采认为，所谓公众的观点，不过是对个人懒惰的鼓励。现在一个青年人所需要的教育，不是别的，而是让他成为他个人的自我，对抗他身处其中的时代。
尼采最后指出，只有当某一群体中所有的人都在为个别伟大人物的出现而不断工作，并且所有的人都在追随着这些伟大人物时，我们才算是进入了一种文化状态。
这本小册子出版后，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这个问题毕竟是很有现实意义的，虽然同意尼采观点的人并不很多。小册子出版没有几个星期，大卫·施特劳斯去世，尼采觉得是自己的作品杀死了这位老人，心中十分内疚。妹妹和朋友们给了他种种安慰，但他仍旧不能释然。
在《论历史对人生的利弊》中，尼采对于德国人过分强调历史教育的做法和过分推崇历史作用的流行观点作了尖锐批判。他深入分析了历史在人生中的作用问题。他认为，历史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总是给人以力量的。这既要看是什么样的历史教育，还要看是什么样的人接受这历史。
尼采把现存的历史形式或者历史教育分为三种。它们是伟大的历史、古老的历史和批判的历史。
伟大的历史是把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伟大事件、伟大意义揭示给人们看。它可以给人们以学习榜样，使他们找到在现世不易寻觅的不朽和永存的东西，受到鼓舞和激励，“以史为师”，再创历史的辉煌。另一方面，它也会带来消极的后果：面对如此辉煌的历史，人们会认为它一去而不复返了，自己成了历史的迟到者，错过了历史上最好的时光，再怎样努力也没有用处，于是只有放弃在现世的创造精神而甘当一个历史的崇拜者。
古老的历史是让人感受到人类岁月之久长远，文化传统之悠久，从而产生一种怀旧心理，对历史满怀纪念之情。它很容易让人沉溺在怀古之情中不能自拔，“玩古丧志”，乐于在故纸堆里讨生活，甚至弄古成真，把这种沉溺于历史之中的生活当成了真正的现实生活，从而丧失在现世努力创造新生活的能力。
批判的历史是把历史上那些过时的东西给人们看，揭示那些被历史证明为错误的东西。它可以给人们以警醒，“以史为鉴”，避免犯同样的错误。但它也可以带来消极的影响：既然一切都是要毁灭的，那么人类在现世的努力就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既然历史充满了错误，由于遗传，这些错误已经成为我们的血肉和天性的一部分而无法除去，我们不可能不犯同样的错误。这样的结论不免使我们大为沮丧。
尼采认为，总的来说，德国的历史教育是过多而不适当的。它作为一种普及教育，主要是面向一般大众：工人、农民、士兵、商人、……对于这些人来说，让他们拥有过多的历史知识有害无益。他们是弱者，弱者面对历史，只会削弱自己在现世生活的能力；历史有如一条锁链，使他们难以自由行动；历史有如一剂鸦片，会麻痹他们的神经与四肢。对于他们，没有必要灌输什么历史知识，倒不如让他们对过去一无所知，只是生活在当下现在。
在尼采看来，即使是那些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也由于过量的历史教育而深受其害。由于沉溺于历史之中，他们的创造激情被扼杀，他们的作品除了充斥着历史的霉味，没有任何新鲜味道。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除了懂得去钻百科全书外，几乎不能独立思考任何东西。
面对历史，他们不但不能有所作为，反而处于不应有的绝望之中。在那些大师面前，他们深感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好象无论再写什么都是没有意义的。仅仅一个歌德，就足以让几乎所有的德国年轻诗人寒心，不再有在诗歌领域创造奇迹的欲望。历史成了他们可怕的心理负担，导致行动瘫痪症。
但是那些历史学家宣扬的历史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人们往往认为历史学家是最客观公正的人。其实那些所谓客观公正的历史事实只不过是本时代的流行观点也就是公众舆论的反映罢了。符合时代流行观点和公众舆论的东西，就被当作客观事实，反之就说是历史学家主观的东西，事情就是这样。而历史学家中有几个是敢于反对流行观点的呢？于是在历史领域就充斥着这样一种公众舆论的变种，它反过来又强化了公众舆论的力量。这样的历史，不如不要。
尼采认为，真正了解历史、配得上解说历史的人应该是那些执着于当下现在，醉心于自己的事业，不为任何历史力量所左右的人。他们是处于非历史或超历史的状态，必要的时候他们可以忘却那些历史的无用品，摆脱历史的重负。正因为这样，他们反而能够把握历史；历史不但不会对他们有何不利影响，反而成了他们创造未来、创造历史的动力。这时，他们把历史当作一件艺术品，而他们是创造历史的艺术家。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保有创造的激情，对现实事物敏锐的直觉，历史是激发他们更加起劲工作的兴奋剂。
尼采在这里已经表达他对于强者和弱者相区别的思想。历史是属于强者的，正如现实和未来都属于他一样，而弱者一无所有。《论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出版后，没有获得什么反应。显然，人们对尼采的观点不理解、不同意或者不感兴趣。
如果说《不合时宜的思想》这前两部书主要是破除时弊，以抨击为主，那么这后两部书《教育家叔本华》和《瓦格纳在拜洛特》则是以立为主，树立两个不合时宜的人的典型，这两个人对他们周围的一切，人们所颂扬、崇拜的一切都持极端蔑视的态度。
其实在尼采写这两本书时，他对叔本华和瓦格纳已经开始失去信仰，但还没有完全断绝精神上或实际上的联系。所以，与其说他是在写叔本华和瓦格纳如何如何，倒不如说是在写尼采自己如何如何。以后尼采在自传中为自己的这种做法辩护说，柏拉图也曾利用苏格拉底的名字作为表达柏拉图的一种征候，他不过是仿效柏拉图的作法而已。
在《教育家叔本华》中，尼采树立了一个反对做专门化的学者、而宁肯当与生活结为一体的哲学家的形象。尼采认为，当一个人过早地把自己献身于科学，就会使自己的本性遭到扭曲，成为精神上的驼背者。他只会埋头于书斋，盲目地搜集各种资料，靠别人的思想生活，没有任何自己的东西。
而一个真正的哲学家，不依靠任何外在的东西，自由地从事创造，他唯一依靠的是大自然的启示，而他想作的努力，是在此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自然，或者是自然借他的手而实现自身。一个哲学家的伟大之处，就是能够把人生的全景、人生的意义揭示给人们看。
尼采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要进步都只有靠着更高级的个别范例，而人类也是这样。只有靠着个别独行特立的伟大人物的指引，人类才能不断地向上。而整个人类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培养出这样的人物出来。否则人类就没有希望了。“超人”思想的雏型已经隐含在这里。
这部书中凡是归之于叔本华的特点，都可以算在尼采的名下，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教育家叔本华》记录了我内心深处的历史，记录了我的发展。尤其是我的发展！甚至可以认为，这里根本不是教育家叔本华，而是教育家尼采──即叔本华的对立面──在讲话。”
在《教育家叔本华》中，尼采还谈到基督教问题。他说：“由于理想的提升作用，基督教超越了古代的道德体系以及在这些道德体系中盛行的自然性，以至于这种自然性成了无关紧要和令人反感的。然而从此以后，人们一方面知道什么是好的和高尚的，另一方面又不能获得它们，他们再也不能回到古代人所具有的的善和高尚了，而不管他们是多么希望能这样做。”
在同一时期所做的笔记中，他还写道：“我注意到一种宗教疲倦：基督教已经耗尽它所有可能的形式。当然，在一个漩涡里晕头转向地转了几千年之后，要从中挣脱出来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又说：“基督教现在和未来相当一段时间里都得到特别精心的保护，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最舒适无害的宗教，几乎可以指望永存，因为它赢得了世界上最持久的东西：人类的懒散和惰性。”
这里，尼采已经越出了《悲剧的诞生》中对基督教问题沉默的界限，开始直言不讳地点名批判它了。不过语气还较为缓和，火力并不猛烈，涉及的地方不多。因为这时他还没有把基督教当成最大的敌人，只是开始注意到它存在的问题。
《瓦格纳在拜洛特》同样是尼采的夫子自道。与其说他描绘的是心目中瓦格纳的形象，还不如说是借瓦格纳的形象向世人宣布自己的作为，是今后行动的一个宣言书。此书完成后不久，尼采同瓦格纳的关系彻底破裂，他自己也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下面这段话完全可以看作他对自己近年来在黑暗中上下求索、面临疾病和死亡、绝望和希望交织在一起的状态的生动写照：
“当一个飘泊者穿过漫漫长夜，为重负和深渊所累，依然彻夜激昂，他就常能鼓起勇气；于是猝死在他看来不是恐怖，而是妩媚诱人的幽灵。重负、修途和长夜，顿时一切皆消！──真是如闻仙乐。他又成百次地怀着那急切的希望重新投入生活，把一切幽灵都留在身后。然而当他如此行事时，举止中几乎总有一种过度，这朕兆表明他并非深沉坚定地相信那希望，而只是醉心于它罢了。他满怀渴望，却又常常只能打半折地满足甚或不满足这种渴望，这种对照使他如坐针毡。”
尼采谈到，一个哲学家，在毫不畏惧地经历了种种哲学体系的烽火和渊博学识的烟雾的考验之后，没有因为学历教养而偏离自己的生活道路，依然忠诚于他那高贵的自我，这自我要求他的“多声部”性格有一个总体行动，要求他作为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学者，并为实现这样的行动而受苦和学习。这除了是他的自画像，还会是别的什么呢？
从这部书的内容看，尼采在艺术与人生的关系问题上有了不同于以前的新见解。他认为艺术是休息者的活动。艺术所显示的斗争，是人生的现实斗争的简化；艺术的问题是人类行为和意愿的明细帐目的缩写。但是艺术的伟大和必不可少正是在于，它唤起了一个较为单纯的世界、人生之谜的一个较为简明的解答的外观。每个饱尝人生痛苦的人都不能没有这种外观，就像每个人都不能不睡觉一样。同《悲剧的诞生》相比，尼采对于这一问题的解答要更加确切一些：他不再过分强调艺术的人生本体意义。
尼采用更加鲜明而富有激情的语言再次表达了他的悲剧信念或酒神精神：“个人注定应当变成某种超个人的东西──悲剧如此要求。个人应当忘记死亡和时间给个体造成的可怕的焦虑，因为即使在他的生涯的最短促瞬间和最微小部分中，他也能够遇到某种神圣的东西，足以补偿他的全部奋斗和全部苦难而绰绰有余──这就叫做悲剧的思想方式。如果有朝一日整个人类必定毁灭（谁还能怀疑这一点呢！），那么它在一切未来时代的最高使命就是这个目标：紧紧联结成为统一体和共同体，使得它能够作为一个整体，怀着一种悲剧的信念，去迎接它即将到来的毁灭。人的全部高贵化都包括在这个最高使命中。人类万劫不复地受到拒斥，这是一位人类之友所能想象到的最为阴郁的画面。我是如此鲜明地感觉到这画面啊！人类未来的唯一希望和唯一担保就在此：但愿悲剧的信念不要死去。”
尼采在这书中还特别推崇一种非概念思考或神话式思考，这种思考使语言回到一种原始状态，即语言本身是诗、形象和情感。这预示着他不久以后将要作出的思想和写作上的革命，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则是这种非概念和诗意思考所能获得的最高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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