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塞尔不久，大约３星期后，尼采处理了一些必要的事务，还没有开始自己的就职演讲，在５月１５日，一大早，他第一次拜访了住在托里普森的瓦格纳夫妇。托里普森是一个伸入湖中的小岛，宁静的别墅、幽雅的花园，一代音乐大师瓦格纳就隐居在这里。实际上尼采一到巴塞尔就想着拜访瓦格纳这件事。
尼采按响门铃，给接待的仆人递上名片，仆人进去通报。过了一会儿，仆人又露面了，很客气地问道：“瓦格纳先生想知道，您是否就是在莱比锡见过面的尼采先生？”
尼采作了肯定的回答。仆人转达主人的意思：他现在正即兴创作，能否请客人中午时分再来共进午餐。尼采表示遗憾，因为这次他是跟同事一起到这个湖上游玩的，同事还等着他呢。
仆人又进去了一会儿，出来后再次代表主人向尼采发出邀请，请他后天来托里普森见面。尼采欣然允诺。在这整个过程中，尼采一直隐约听到院子里传出的各种变化的和声，时而舒缓，时而激昂，只是在仆人两次进去时才被打断一会儿。显然，这个房子的主人正处于紧张的忘我的创作激情之中。常常处于思想激情之中的尼采能够理解瓦格纳此时不容任何人打扰的状态。
５月１７日，尼采同瓦格纳在托里普森会面。瓦格纳比尼采大３１岁，已经走过了人生的大部分路程。他也是一个不安分的人，经历了种种坎坷、磨难、打击和不幸。他本是一个不错的音乐家，担任过宫廷乐队指挥，后来因为参加革命而被通缉，在外流亡１０余年。
受赦免后他回到德国，仍然处于不安定的生活境况之中。直到受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的青睐移居慕尼黑，他的生活才安定下来，经济上有了保障。
瓦格纳因早年革命者的经历以及同科西玛的结合──科西玛是他的朋友弗朗兹·李斯特的女儿，他的朋友和学生汉斯·冯·布洛夫的妻子──而遭到慕尼黑教会和市民的非议，国王迫于政府和公众舆论让他离开慕尼黑，但仍然如同以往给予他经济生活上的保障，于是他和科西玛带着他们的孩子来到托里普森。
到１８６８年６月，瓦格纳的《名歌手》在慕尼黑宫廷剧院首次演出，大获成功。激动万分的观众向瓦格纳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它为瓦格纳赢得不朽的声誉。尼采就是通过这个演出而开始对瓦格纳发生兴趣的。
瓦格纳现在远离公众，埋头于他的巨大作品，一组４联歌剧，到尼采去看他时，已经完成了《莱茵河的黄金》、《女武神》，第三部《西格弗里德》也即将完稿，尼采上次来见他时，他正在构思这部作品的第三乐章。
自从上次见面，半年过去了。这次他们的谈话更加深入，更加活跃，彼此更增加了好感和了解。在尼采这边，是对一个理想中的传奇人物的赞叹，其感受类似对叔本华的感情──如果叔本华还没有死、能见上面的话。在瓦格纳这边，尼采不仅仅是一般的崇拜者；他从这个年轻人身上捕捉到一种非同寻常的气质和天赋，一种本人也没有完全意识到的思想能力，因此深深喜爱他。
他们谈了很长时间。夜色已经很深了，尼采不得不起身告辞。主人陪他在回家的路上走着，尼采怀着满腔的高兴回到巴塞尔。
过了几天，尼采又接到邀请，５月２２日是瓦格纳的生日，几位最好的朋友要从德国来庆祝一下，希望他能参加。尼采很想参加，但不能够：５月２８日他要举行就职演讲，此事对他关系重大，关涉到今后在巴塞尔大学立足的问题，这期间他得好好准备一下，这就像瓦格纳因正处于创作激情之中不能马上见他一样。尼采回信委婉地作了解释。
就职演讲十分成功，听众反响很好，尼采感到高兴。更让他高兴的是，没过几天，在６月４日他又收到瓦格纳的邀请信：“请来和我们一起住两天吧。我们想知道您是用什么做成的。我至今还不曾从我的德国同胞那里得到过如此的欢乐呢！来拯救我始终恪守着的永恒的信仰吧！和歌德及其他人一样，我们把这种信仰称为德国的自由。”
尼采在６月５日再次去了托里普森，并在那里住下了。凑巧的是，第二天瓦格纳的儿子西格弗里德出生。在这以后，尼采就成了瓦格纳家的常客。而且到了后来，他不仅成了这个家庭最受欢迎的客人，与这个家庭的亲密程度发展到就像是这个家庭的一员一样。在托里普森，总是为他保留着一个房间，他可以随意出入。
尼采需要这种亲密。无论是就年龄还是就人生的阅历来讲，瓦格纳都足以做他的父亲。而父亲的形象在尼采那里是半明半暗，若有似无，更多的是一种偶像。他对瓦格纳的感情也充满了这种近乎对神的崇拜。
且看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对瓦格纳的描述：“瓦格纳实现了我们所有的希望：他是一个充实、伟大、高尚的灵魂，一个个性强烈、令人喜悦的人，值得所有的人爱，对一切知识都充满了热情。”
他又进一步写道：“我发现了一个人，没有谁能像他那样，向我显示出叔本华称之为天才的形象，他被那奇妙感人的哲学彻底渗透。这不是别人，正是理查德·瓦格纳。我请您不要相信那些新闻记者和音乐评论者所写的关于瓦格纳的任何一句话。在这世界上没有人理解他，也没有人能评判他；因为他们都是站立在一个跟瓦格纳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这种基础在他的艺术气氛中立即消失得无影无踪。在瓦格纳身上充满了如此纯粹的理想主义、如此深沉感人的人性以及如此崇高的生命品格，以至于在他面前，我觉得自己所接近的似乎是一个神。我已经在卢塞恩湖旁诱人的村庄里度过了不少天，这美妙的大自然永远新颖而无穷无尽。”
在尼采迷恋托里普森的因素里，如果我们忽略了另一个人的存在，那便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就是现在与瓦格纳同居、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科西玛。科西玛也非等闲之人，按现时代的话说，是属于那种女强人类型的，敢做敢为，颇有能耐。瓦格纳晚年的辉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位贤内助。
尼采对科西玛的印象极佳，甚至在内心隐秘处有着爱意。尼采晚年精神开始失常和错乱时，便以为科西玛曾经爱过他；他赐给她一个“阿莉阿德尼”的名字，那是取材于希腊神话：阿莉阿德尼是希腊神话中克里特王米诺斯的女儿，她爱提修斯，帮助他逃出迷宫。但提修斯在半路上抛弃了她。后来她成了酒神狄奥尼索斯的妻子。
尼采以狄奥尼索斯自况，而提修斯就是瓦格纳。
当然此时尼采还料想不到自己晚年竟会暗恋科西玛到如此地步，他只是觉得科西玛同他敬爱的瓦格纳一样让他感到亲切可爱。
而科西玛这边，虽然不能说也对尼采有着那种罗曼蒂克式的爱意，无疑对尼采有一种亲密态度，没有把他看成外人。就是这一年圣诞节前，科西玛托尼采在巴塞尔代为购买一些魔鬼和天使的小塑像，因为瓦格纳准备在圣诞节为他的孩子们准备一场帕切和冉迪的表演。科西玛在信中亲切地说：“我忘了您是教授和学者，是一个语言学家，我只记得您才２５岁！”
对于这种亲切而毫不见外的态度，尼采觉得舒服极了。他把科西玛交办的这件小事很当回事来办。在他看来，巴塞尔的小塑像都不称心，于是特别写信去巴黎定购了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可怕的魔鬼和最美丽的天使。
圣诞期间，尼采观看了这场演出，同瓦格纳一家在极其亲密的气氛中度过了节日。科西玛为他准备了一份圣诞礼物，法文本的蒙田集；当时他似乎还不知道蒙田这个人，不久就深深喜欢上了这位法国作家。科西玛在法国受过良好教育，这也是尼采特别欣赏她的地方。在晚期作品中他还提到这一点。
在尼采一分为二的生活中，在巴塞尔是表象，他有自己的工作，有那些恭敬听他讲课的学生和和睦相处的同事们。但他找不到一个特别知心的朋友，只有在托里普森他才感到满足，那里有本质。
他给当时在罗马的洛德写信说：“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意大利，不过我只能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拜访它。我的意大利就是托里普森，我感到这儿好象就是我的家。最近我接连到那里去了４次，此外，几乎每星期都有一封信在这同一条路上寄行。亲爱的朋友，我觉得要把自己在那里所看到、听到和学到的一切向你清楚地写出来是不可能的。相信我，叔本华与歌德、品达与埃斯库勒斯依然活着。”
尼采同瓦格纳亲密关系的基础是哲学、美学和艺术观的一致。在交往之初，瓦格纳给予他的影响特别大。瓦格纳向他推荐一些被忽视的德国古典学者，尼采在巴塞尔大学图书馆查阅他们的著作并作了笔记。瓦格纳给他看了自己早期写的美学与哲学方面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社会哲学方面的文章是瓦格纳应路德维希二世的要求写的。它的主要观点是：艺术不是为了民众而是为了贵族而创造的。国家的统治者应该不断地把爱国主义和宗教这两种幻觉灌输到普通人心目中，使他们的精神有所依托，从而灵魂得救。但是君王及贵族的生活则比较沉重和危险。他们传播各种幻觉，生活对他们来说是显露的，他们知道人生是怎样的一种悲剧。他们也需要一种幻觉，即宁静的幻觉，这里艺术作为解救他们的特殊媒介，并不是为了激起民众诚朴的热情，而是为了减轻贵族们生活的不幸并使他们继续保持勇猛。
１８６９年８月，尼采在给戈斯多夫的信中写道：“昨天我刚好在读瓦格纳给我的一份手稿，《关于国家与宗教》，一篇为了向‘他年轻的朋友’、那个巴伐利亚小国王解释他对国家和宗教的独特理解而写的雄辩的论文。此前没有一个人对自己的国王能用比这更可敬、更富有哲理意味的口吻说话了。我感到自己被那种似乎不断地由叔本华的精神所激起的理想而感动和振奋。国王应该比所有普通人都更清楚地认识人生的悲剧性本质。”
这种人生悲剧性质以及幻觉论给尼采留下深刻印象，其影响在他以后的作品中可以明显看出。从秋季开始，尼采为他下一年初的两个公开的演讲作准备，内容是关于希腊悲剧。而瓦格纳同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年底，瓦格纳把自己在紧张创作之余写的自传手稿寄给尼采。
１８７０年２月，尼采作了两次公开演讲，主题是《希腊音乐戏剧》和《苏格拉底与悲剧》。第一个演讲说明希腊悲剧来自音乐精神。第二个演讲指责苏格拉底对希腊悲剧的衰落负有责任。这种对苏格拉底的公然指责使巴塞尔的听众大为震惊。而瓦格纳的反应是热烈支持。尼采打算循此作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并希望瓦格纳能够与他合作。
瓦格纳的态度是积极的，他同时鼓励尼采独自深入探究下去，因为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在哲学方面不是行家里手。９月，瓦格纳在给尼采的信中说：“你已经抓住了真理，你以高度的准确性触及了要害。”
在下一封信中，瓦格纳进一步详细谈到他们的“分工合作”问题：“至今我还没有遇上跟你一样可以作如此严肃交谈的人──只有一个人（这是指科西玛──本书作者注）除外。和你一起反对‘苏格拉底哲学’……在这种合作中，分工是件好事。你可以为我做许多事：你可以承担起命运赋予我的整整一半的工作。而且这样做，你也许会获得完全属于你自己的命运。”
接着瓦格纳分析了他俩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之处，以及在分工基础上相互影响的重要意义：“在语言学研究的尝试中，我从未取得重大的成功；而你在音乐尝试中也没有获得过巨大成功：所以最好是顺其自然。做一个音乐家，你会得到假如我固执地坚持语言学研究所会达到的相同后果。不过，语言学已经留在我的血液里了，它像一个音乐家似的在我的作品中指挥着我。至于你，继续做一个语言学家吧，并在坚持语言学研究的同时让自己受音乐的指挥。这些郑重其事的话并不是说说而已。告诉我们语言学应该是什么吧，帮助我为那个伟大的‘文艺复兴’铺路吧，在那里，柏拉图将拥抱荷马；在那里，荷马在柏拉图理想的影响下，将最终而且第一次成为超越升华了的荷马。”
瓦格纳到底比尼采大一倍多年龄，除了同这个年轻的朋友一样拥有充分的热情，在知人识己方面显得老练成熟得多。他的分析和议论都是很有道理的。
一个人是否可以既把另一个人当作神，同时又与他长期保持亲密关系呢？恐怕不能。神化总是长久不了的，偶像只有死后才能树立。更何况尼采这种性格的人，过于敏感，对于友谊有一种苛求，类似女性对她的情人，有一种独占的欲望，要么全有，要么什么都不是。
在普法战争之后，尼采回到巴塞尔，恢复了以前的生活方式，几乎每个星期都去瓦格纳家里做客。但不久他感觉到，由于德国的胜利，托里普森已经发生了变化。这里再也不是只对他和几个有数的朋友开放的隐居之地，那种宁静温馨的气氛不复存在，而尼采曾是那么喜爱和熟悉它。这里开始成了大批各种人等出入的社交场合。
瓦格纳似乎一点也不讨厌这种变化，对于那些尼采并不希望见到的人，瓦格纳却很愿意与之周旋，慷慨陈词，滔滔不绝。他开始利用自己的声望来努力达到一个实际目的：建立他的拜洛特音乐节大剧院。
尼采怀着局促不安的心情听着这些谈话，瓦格纳的设想使他兴奋，可他那习惯于孤独的心灵被这个开始变得嘈杂的世界所困扰。尼采对于瓦格纳的变化有点惊讶，也有点失望，他开始发现瓦格纳并非完全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
神化的色彩开始消褪，他在瓦格纳身上看到一些迎合时尚、宫廷、群众的庸俗东西。以前视而不见的瓦格纳性格的阴暗面，如专横、利己主义、毫无顾忌和挥霍浪费等等，都渐渐在他眼前显现出来。只要尼采愿意，只要他不被感情的有色眼镜所遮蔽，他是能够十分敏锐地观察到这一切的。
尽管作为一个神的瓦格纳在尼采心目中逐渐消失，作为一个人的瓦格纳仍然同尼采有着良好的关系。瓦格纳毕竟是一个有个性的天才人物。比如，有人向他提出，只要他答应居住在柏林，就可以获得极高的职位和荣誉，但他拒绝了。尼采对此充满敬意。１８７０年底，尼采再次应邀在托里普森和瓦格纳一家过圣诞节，瓦格纳把自己关于贝多芬的文章送给他，他们还一起讨论了尼采正在写作之中的关于希腊悲剧的著作。
在尼采同瓦格纳的交往中，我们不要忽略了音乐这个因素。对于音乐的特殊爱好，使尼采对瓦格纳着迷的时间得以延迟。１８７１年底，他同瓦格纳一起去慕尼黑参加瓦格纳的专场音乐会，给他的印象极其深刻。在给洛德的信中尼采兴奋地述说道：“我犹如一个理想获得实现的人。这是音乐，只能是音乐！当我对自己说，来到这里的相当数量的同时代人──他们至少有好几百个──会和我一样被这种音乐感动时，我敢预示，它不亚于我们文化的完全复兴！”
这一年尼采婉言谢绝了去托里普森过圣诞节的邀请，理由是他得准备自己下一年初开始的演讲稿。也许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他同瓦格纳保持一定距离的借口。为了不至于显得疏远，他把自己几个星期前创作的圣·希尔维斯特节之夜狂想曲恭恭敬敬地献给科西玛。
１８７２年３月２９日，应瓦格纳夫妇的邀请，尼采到托里普森过复活节。４月２２日，尼采最后一次来到托里普森，瓦格纳夫妇正在作搬家的最后工作，他们要前往拜洛特。尼采给他们帮忙，心中感慨万千。他的“家”没了。
５月１日，在给戈斯多夫的信中他回顾这段历史说：“过去３年，我的生活一直是与托里普森联系在一起的，我一共来这里访问了２３次，这些访问对我来说太重要了。没有这些拜访，我会成为怎样的人呢？我非常高兴我已经把托里普森的生活反映在自己的著作之中了。”
在托里普森的生活可以说是尼采一生中最难以忘怀、最幸福的时光。１８８８年１１月，已经遭到精神病侵袭的尼采在自传中还这样写道：“因为在这里回忆到生活中的某些安慰，我应该对那件给我带来最深刻、最可爱的欢乐的事情──即我和瓦格纳的亲密关系说句感激的话。我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姑且不论，但我根本无法把在托里普森的那段日子，那些充满信任、欢乐，闪烁着崇高的思想异彩的时光──那些最深沉的幸福的时光从我的生活中抹去。我不知道在别人眼里瓦格纳是什么，我们的天空中可从来没有过一丝阴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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