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我们走进靠近公司的那家小餐馆，找了个僻静的桌位坐下来。我知道，沈鑫心里不痛快，没了往日的健谈，话语就由我来继续。东一句，西一句，无话找话，我成了说话的主角，千方百计想让沈老的心平静下来，恢复往日的好心情。

　　一说两说，我竟说起了自己。说什么？说自己的晦气，说自己的惆怅，自我糟蹋一下，让沈鑫明了，我的处境，并不比他好多少。这样，或许他的心会稍微平衡点。

　　我开始说：沈老，我比你早进公司一段时间，也就早经受内心的煎磨。说实在的，我受到的精神上的刺激、情绪上的苦痛，并不比你少。毛毛细雨天天有，几乎天天打湿衣裳。我说个较典型的故事，给你听听。那事对我心灵的刺激，可不是小风小雨。

　　你知道，现在接送员工上下班的，是几辆大巴车。而我刚到坦途公司时，是四辆中巴车和几辆破旧的商务车，还有好几辆杂七杂八的工具车，组成了一个坦途公司车队，由公司的物业公司统一调度管理。你不知道，就是老板这个变换车辆的决定，使我像一只宠物狗，脖子上被栓了根绳，看管起来，失去了几天的行动自由。这个味道，公司里没有多少人，能享受到的。而我，有了享受它的幸运。这个幸运，是老板送个我的。

　　现在，先来说说这个车队。这个车队的主要职能，是接送员工上下班；公司员工出差需要用车的；公司里的突发事故，必须动用车辆的，如职工的婚丧大事，需要借用车队车辆的，物业公司也可调度。这个车队有别于你们集团办的接待车，那接待车因为是接待客人的，相对高档些，都是小轿车。而车队的车辆，不但老旧，而且不是公司自购的，全是从个体车主那里连同驾驶员，一同租来的，因此可以想见，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

　　我到公司后，老板叫我分管行政一块，物业公司属于我分管范围。当时，邹苗谦正为车队事，弄得焦头烂额，天天与车队里的一些人，为争经济利益，吵得不可开交。老板叫我去管一管，最好是为每辆车，每个人，都签订合同，以减少矛盾纠纷。

　　老板轻飘飘的一句话，我到下面一模底，才知扔给我的是一个魔方，要使出浑身解数，怕也难以解开。

　　我首先感到好奇的是，原来公司与他们车主，没有签订合同的吗，那物业公司是如何运作的？我找物业公司要他们拿出相关的管理资料。邹苗谦说没有什么资料，他只拿出一张张巴掌大的纸，说这就是公司与每辆租赁车，简单的约定：一是规定了车辆的年租金数，二是规定了驾驶员的年劳动报酬。但车辆到公司之后将发生的千变万化，如何处理，车辆服务的对象、范围、由此产生的各种费用，都没明细化，难怪矛盾不断，争论不休。

　　我越想越觉得麻烦，这似乎需要经济学家才能理清的经济运行模式。像我这样一介书生，又从没经历过企业经营管理的训练，难以胜任这繁杂的工作。但老板有命令，我又不能不做。

　　我试着想理清每辆车的行动轨迹，找出每辆车涉及到的经济费用，为每辆车签订一个恰当的合同，给每位车主车辆，一个合理的报酬。我开始做了，但越做越难逃脱自己设置的迷魂阵。

　　我的思绪好像一段乱码，理不出一个头绪来。每一辆车和它的主人，都算计着，力图尽可能地多赚到钱。每一条环节，每一个细节，都已无数次，千百遍地算计过，不让他们沾点便宜，是无法立约的。但我也不能让自己的公司吃亏。好在主动权在公司，我们有租用或不租用的话语权。而我要做的是，所谈的条款，公司有利，不吃亏，同时也要合符情理，要车主能够接受。用商场上时尚的话说，就是互利双赢。

　　然而，怎么样才算互利双赢，就是双方都能接受吧？ 做起来，可不是一句话的事情。那十几辆车，型号鸡扒狗摊似的，有中巴车，商务车，微型客车，小型工具车等，停在公司的停车场上，像蛰伏着、等候觅食的巨大甲壳虫，五颜六色的，参差不齐的，看得你心烦意乱；车的排量大小不一样，有1。1升排量，1.3升的排量，有1.5排量，1.6排量的，乱七八糟，叫你头晕目眩；两辆商务车是2.0排量，六辆中巴车的排量在4.0升到6.0升之间，大小也不等。车座位多少不一样，就中巴车而言，有20座、26座、28做、30座等，商务车只有16座。这里就像寄旧商店的杂货铺。这么繁杂，如何给它们定要求，定目标？我亲眼看到过，他们许多人，个个乌眼鸡似的盯着邹苗谦，吵个不休，邹苗谦左挡右遮，毫无能为。……我思虑着，以车的排量大小，分为两大类，来界定它们的功能。2.0升以上，算为大排量，2.0升以下，为小排量。大排量的车辆以运送公司员工上下班为主，也不排除接受公司时常有的特殊安排，如接受公司大面积员工外参观学习；接送外单位代表团来公司参观考察等诸如此类的跑腿任务。

　　……大排量车的计酬比较容易些吧，它们像员工一样，每天准时上下班。各车的功率、排量可以忽略不计，只计算它们的实际拉客数，实际出勤率。那也不行，这些车辆只要出勤了，就给它们计一样的报酬？拉18人不能与拉30人同等计酬，那么拉26人与28人分不分开计酬——怎么计算呢？30座的车，也可能拉28人，每天，不可能都满座？就用笨办法，天天记录每车，每天拉客的实际人数，比如每人每天来回以4元计费，给每辆车每天拉客的实际数，它应得的报酬就出来了。是该这么繁吗？我把自己也弄糊涂了。

　　然而，那些小排量的，似乎比大排量的更难以把控。它们并没有像大排量的有每天出车的机会，它们每天要像宫女，心惊肉跳地等候皇帝翻牌，才能侍寝。亏得公司体量庞大，宫女少，皇帝多，公司货物流动量大，人员外往多，宫女不必苦等皇帝不宠幸，这些小排量的车，也大都有出车的机会。但它们可没有像大排量的，有较固定的出车地点和终点（也有员工中途上车的问题）。它们到处跑，却就是没有固定的起讫地点，今天向东走，明天向西跑，今天跑五百，明天走千里，全凭用车者人货到达的落脚点。如此缭乱，如何给它们计酬？我想了，设计一张出车单，每天每车出去，单随车往，用车人给车签单，确认车到达的点，所跑的里程。

　　呵呵，这也叫工作，又争又闹，又哭又笑，双方都像菜市场上讨价还价，斤斤计较，不怕争出牙齿血，就为各自的蝇头小利。我与每辆车，所花下的口舌功夫，差不多用了一天时间，才给每辆车留下一个继续为公司服务的护身符——合同的有效期为一年，第二年根据情况变动，更改合同，或续约，或弃约。说实在的，绝大多数车主，对合同是满意的；老板也完全同意。我暗暗得意，自己的苦功夫没有白费。

　　可是，这双方苦斗出来的合同，才风调雨顺地运转了两个多月，天忽然变脸，刚学步走路，且走得平稳的合同，却患上了肠梗阻，而且是肠道机能已经坏死——老板告知我，那些个合同全部履行终止，叫那些车主都离开公司，去自寻出路，公司找到一条更便捷妥当的路，已与市公交公司谈好，租用他们公司的大巴车，接送员工上下班，全由公交公司包了，只算一年的总体费用，那样，坦途公司省掉了许多管理上枝节，少了许多麻烦，自然便当多了。

　　当然，这大好事，不用我知道，大巴车租赁合同，是老板指定我以外的某个人签订，反正，我没有机会参与这大好事的促成。我的职能，只是费尽心机与杂牌车签订合同，签好后，又半途去宣布废除它。

　　然而，当我前去宣布大好事时，有点迟疑不决，我说，半途里把有效合同废除了，可以吗？是不是需要商谈……

　　老板说，我是叫你执行命令，不是叫你去商谈什么，终止合同怎么啦，时势在变，我们要与时俱进，小我要服从公司大我的利益，大局利益决定一切，这个，你应该懂的。

　　这个，我真的不大懂。但我还是立即去执行了命令，去理所当然地牺牲了那些个小我的利益。

　　于是，那个车队解散了，只留下三辆工具车为公司拉零星的货。

　　我把老板的指示通知所有人的第二天，我似乎发现了异样，我是说我自己的处境。

　　就在通知车主，合同失效，叫他们去自谋职业，当时几乎所有的车主反应激烈，似乎都吃了失心丹，围着我，一轮又一轮地向我发起猛烈的进攻，要我给他们一个说法，中途突然废除合同，究竟为那般？是不是合符法律？我说，这不是我的意思，可以说，是公司的突发事件，而不得已为之，你们知道，老板发的废止令我们必须执行。

　　车队里叫李军的说（他似乎是他们车队中领头的），那不行，是你与我们签的合同，我们只找你。我再三说，找我没有用，我做不了主，我没有做决定的权力，你们再三缠住我，也没有。而他们就是不听。闹了许久，不欢而散。

　　而我，不知他们接下来的时间里，商谈了什么，作出了什么对付我的决定。不要小瞧他们，不要老把自己当作诸葛亮，把别人当刘阿斗，他们也有能思考的头脑，不信，你们走着瞧，我是领教到了。

　　就在当天下午，我刚走近自己的办公桌，发现四五个车主跟了进来，在我旁边，丈余开外站定，他们自己不说话，也不与我说话。我说，你们是找我的吗？有事就说。然而，他们就是不说话，仍在离我一二丈开外，站的站，坐的坐，或歪靠着的，不远去，也不近来。

　　我有些奈闷，想说，不知怎么说，不说，心里有点难受，这样懊恼了好一阵子，索性不理他们，做自己的事了。

　　这样过去了两个多小事，他们三五人，真有耐心，仍在我身旁不离不弃。

　　我觉出有些蹊跷，肚子也正鼓胀了，就站了起来，向外走去。不料，他们几人，也全变换了形态，站起了，立即踏着我的脚步，跟了过来。

　　到了厕所门口，我站下来，说，我上厕所，你们也上吗？

　　他们也站定，但没回答我的问话。

　　我方便完，走出厕所，他们在门口，让开一个缺口，让我走过去，没走开一丈路，他们又跟了过来。看着我，坐下，他们又零零落落地或站开，或坐着。

　　我不乐了，说，李军，你们这是干什么，要软禁我吗？看他们的脸，似乎也有点尴尬，不像笑，也不像哭，自我解嘲地互相推挤着。李军说，谢老师，不是我们为难你，是你与我们签的合同，事情弄到现在这样了，我们只有找你解决，没有别的办法。

　　我说，我已经对你们说过，我与你们签订合同没有错，但这不是我毁了合同，我也不想毁合同，找我没有用，我也没办法，你们应该找老板，才叫找准人，也才能解决问题。

　　李军说，谢老师，你很清楚，我们算什么？在老板眼里，他会把我们当人？我们去说，他根本不会理我们，或者立即叫保安把我们轰出去了。如果说找老板，也是你谢老师去找他，你去与他说，才合理。

　　问题是，我已去找过他了，也说过自己的意见了；问题是他已经作出决定，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谁也不能挑战他说话的权威，一言九鼎，命令一出，就无可更改；问题是我在老板的眼里，与你们并无二致，我去多嘴只会碰满鼻子灰，自取其辱……我想着，并没有说出口。

　　内心里，我真的很同情他们的处境，也理解他们的言行，是我，信誓旦旦，与他们签订合同，又斩钉截铁，宣布合同失效，成也我，败也我，他们不找我，找谁？我无奈，又无语。但我又无法忍受自己的人生自由受到限制。

　　在晚上下班回宿舍，他们也跟了来，虽然没有硬是进我的门，但仍在门口坐下，没有离开。我吃了晚饭，开门来看，他们还在门口昏黄暗黑的夜色里晃动。我口是心非地叫他们进屋，吃晚饭，他们没有搭理我。后来我闭紧门，睡觉了，也不知他们何时走的，或许，整夜就没有离开过黑暗，一直呆在门口？我与他们一样，这夜，我没有合眼，如果他们还在，肯定更没法合眼。只是我躺在床上，在屋内，他们坐在地上，在屋外？

　　第二天早上，我出门去上班，那班人仍在，抑或已走了？我开出门去，一眼望见，他们果然还在，他们见我出来，立即振作起来，候我过去丈把远，才慢吞吞地尾随在我的后面。我似乎发现，好几张脸孔，不是昨天的那几张了。

　　我刚走进办公室，常与我们公司有业务往来的灵通广告公司经理金总，打电话来，说有事找我。我没好声气地说，还找我，我已没有自由了。金总不解，怎么回事？我说我被一班人跟住了，动弹不得。金总吃惊说，有这样的事？那你到我这里来，看他们还怎么跟你。我立即派车接你。

　　不一刻，金总的车到了，我立即上了他的车，向他的办公地点驶去。

　　然而，我和金总都忘记了，跟我的人都是有车的，他们就是为车辆的事，在与我闹不快。在我与金总打电话一结束，他们立即“咬起耳朵”，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安排车辆。因此我乘坐金总的车辆一出发，他们的车辆立即尾随在后面。我进了金总的办公室，跟随来的三五人，也到了金总办公室的门口，蹲的蹲，站的站，围在门口不散。

　　这样，我不但没有摆脱被跟踪，甚至影响金总的学习、工作、生活了。

　　我即刻叫金总送我回坦途公司。当然，那些个人，仍然是不离不弃。

　　我力图平息自己的情绪，但任凭怎么抑制，我无法不让肚子里的火星不乱窜，我想把我的生气和不满，传染给老板，虽然，我知道，给我的，很可能带来更多的怒气和不满。我立即拿出手机，当着我的那么多侍卫的面，给老板打电话。我一连拨打了三次，才仿佛觉得，老板拿起了手机。我尽量压低声音：老板，昨天开始，今天还在继续，我办公，吃饭、拉屎、睡觉都有人跟着，寸步不离……

　　传来老板嗡声嗡气的声音：你说什么？

　　我说，我被车队那班人软禁了，我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他们就合同的事，向我要说法。老板，我无能，该怎么办，请你指点。我可承受不起，时时刻刻有这么多侍卫跟在身边，那些味道不好受。

　　老板似乎也深感突然，一时没有声音传过来，我知道，他不会立即回答我，该怎么做。趁他在思考的当儿，我挂断了电话。但我心里在说，老板一定有办法。

　　老板有句老挂在嘴上的话，“办法总比困难多”，常常在各种会议上，以此教育他的下属。如我这些人，深感束手无策，走投无路的事，老板眼里只是小菜一碟，囊中取物般的容易。因此他傲视群小，是理所当然。就在我打电话，向老板求救的当天，我吃了晚饭，到寝室里去休息时，紧跟我三五个侍卫不见了，这一晚，我再也不用三翻四复地到门口窥视，看看那些盯我的那些暗哨，是不是还在。当然，心仍存顾忌，这晚，仍像昨夜一样，没有很好地睡着。

　　第二天，我开门出去，确是不见迎候我的人。倒是接到电话，叫我到公司会议室参加会议。

　　我走进会议室时候，感到气氛相当肃穆，车队的人，并不是全体出动，大概只是派了代表吧，只有三五个跟踪过我的几张熟面孔，在座，一个个正襟危坐，满脸严肃——在这样的场合，不可能不影响这些小老百姓的情绪，他们抬起头，就能发现，对面端坐着三四个公安民警，毫无笑意威严地盯着他们。正面坐着我们的老板，还有开发区管委会的两位领导。我和另一位公司副总列席。这样的场合，这样的氛围，老板亲自在场坐镇，想不解决问题也不行。我深感自己渺小，在公司里，什么事也解决不了，就这事，自己已是束手无策，走投无路，老板却是小菜一碟，像囊中取物一样简便容易。老板略显神通，就能请动公安人员弹压，叫得动开发区的领导，到场帮老板立威。这些个车主驾驶员，虽能使点小计谋，可以得心应手地抓住我的小尾巴不放，但在这样的场合，李军他们最是不满，也只能小小心心，战战兢兢坐着，哪里还再敢撒横。

　　我心里全是胡思乱想，其他声音就无法入耳了，恍惚中，竟忘掉了正事，会议已经开始多时了，会场里的人，已经在发言，他们的话语里，似乎提到了我，才慌慌忙忙地将自己丢弃的耳朵重新捡回来。

　　我仿佛听见一个公安说，你们私自限制他人的人生自由，是一种犯罪行为，知道不知道？

　　李军慌忙辩解说，我们可没有限制过别人的人生自由，谢老师，你说是不是——我们跟着谢老师，只是请求他，帮助我们解决问题，绝对没有限制谢老师的行动自由，限制自由，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

　　谢老师，你帮我们说句话，李军又补充一句，眼睛有些可怜巴巴的样子，盯着我。

　　我感觉到，全场所有的目光，都射向了我，我不能一句话也不说，于是我说了：李军说得没错，他们确实没有捆我，关我，更没有打我，他们只是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连拉屎撒尿，吃饭睡觉都围着我，保护我，够关心的。我还要说一句，现在，公司的车队解散了，与车主的合同撤了，而这个合同，是我代表公司与他们签订的，是实情，我负有责任，这也是我连续几天几夜接受他们关爱、应得到的享受。他们关注自己的利益，找我解决问题，我理解，但我无能，没有解决的办法，我在这里，斗胆说一句，趁着老板和开发区领导在，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处理结果，就像签订合同时，他们和我公司都能接受一样。

　　话音一落，我的睡意却上来，连续两个晚上几乎没有睡觉，现在觉得有人代我挑千斤重担，精神一松弛，那瞌睡虫钻了进来，再也赶不走了，我勉强地把头抬着，又用双手帮忙，托住下巴，不让头倒下去，身子却进入半睡眠状态，已不明白，他们说了什么，是唇枪舌剑，还是雨露滋润，和衷共济。最后的处理结果，我也不明不白。后来也只是道听途说，零零碎碎的话语传来：当然，合同废了，不可能恢复，民之小利，必须服从老板之大利。当然，老板也大度，让了利，给每位车主一个月的工资，作为废合同的补偿。据说，车队的那些人，面对前面的那些面无表情的公安金刚，唯唯诺诺，敢怒不敢言。最终，除了留用一二个人外，其余的人和车，全都从坦途公司滚了蛋。

　　说到这里，沈鑫的嘴唇张合了一下，脸色也有些许的变化，他把酒杯举起来说，谢老师，你也受伤了，来，我们干一杯。

　　我连忙回应：干一杯，为我们各自疗伤。

　　干毕，沈鑫仍显得有点忧伤，说，这个办公室主任，不是人干的，我得变换工作的方向。

　　沈鑫所说的“变换工作方向”，具体指什么，我没有细问。心里想，在坦途公司，除了老板，还有谁有“变换工作方向”的本事，或者说权力？沈鑫是不是发了昏？

　　沉默了一会，沈鑫又说，听说公司在准备上市，有这回事吗？

　　我说，那是真的，董事会，监事会已筹备成立了，现在正在找专业人士，书写上市招募文件。

　　沈鑫说，可我听人说，这么大的公司，没有成立党组织。没有党组织，是上不了市的。老板这点也不知？还有，工会组织也没有吧？

　　我说，工会，名义上是有的，我就是工会主席，当初，是老板主动去与管委会表达这个意思的，管委会也有个任命文件。但只有一个光杆司令，没有任何其他成员，我也不做工会事，我的主业是干公司行政，工会主席只是兼职罢了。工会组织，有，等于没有。

　　心里在想，事实上，老板也不让做实事。我曾多次向老板提议，召开工人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工会委员会。老板说“不需要，有你一个主席足够了。”还笑着对我说了句叫人费心思的话：“根据国内时势，民企也要工会组织，但不必做得那么完善，做什么呢？”这么深刻的问题，我怎么回答得了？反正，老板对工会的态度，可能对未来党组织的成立，态度不会差很多，不可能有坚决支持的想法和行动。

　　当然，我没有把这些说给沈鑫听，听刚才沈鑫的话，他似乎有想填补公司党组织空白的心思，我把上述话说出来，怕影响他的积极性，我就猜测说，沈老，你想成立党组织吗，这个想法不错，符合潮流，老板可能会同意的。

　　忽然又想起沈鑫刚才“变换工作方向”的话，他是想去干党组织的活？这个“变换”的想法，还真有点奔头的可能。

　　沈鑫问，这个事也要老板同意？

　　我说是。

　　成立党组织的事，他又不是党员，为何要问他？

　　我说，那当然，不信你试试？你不能带着传统观念来思考问题。现在是什么时代？特殊的环境，特殊的处理方式，这个企业是他的，在这个企业做事，当然做什么事，都得老板点头。在企业组建党组织的事，你应当去与他面谈，说明成立党组织与企业上市的利害关系，他或许会点头的。

　　沈鑫不置可否地支吾几声，看得出，他对我的话，存有疑惑。或许，他的内心里，可能正在嘀咕，老谢的这些话，听起来不可思议，老板是什么，是党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