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10岁时，我地商校有一个外号叫“大寡”的学生，将一支笛子4角钱卖给我，我学会了吹笛子。第二年，我又用过年的一块钱压岁钱买了一把二胡，又学会了拉二胡。我学乐器颇有天赋，不用人教，拿到手就会，买二胡的时候，一路拉到家，半路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曲就拉下来了。1972年我在南京买到一本胡结续著的《笛子吹奏法》，照着练习，吹奏水平立即就有了一个飞跃。
1971年元月，我到部队当兵。我们部队的驻地，在皖西大别山区响洪甸水库旁边的一个山沟里，地处荒僻，几乎与外界隔绝，但部队的群众文艺，搞得也是很有声色的。那时林彪在部队搞突出政治，说“唱一首好的革命歌曲，等于上一堂政治课”，军营里是歌声不断。集合之时要唱歌，开饭之前要唱歌，行军拉练要唱歌，练兵场上、打靶归来也要唱歌，集中开会或看电影、演出，各连队之间相互拉歌，那歌声此起彼伏，真是热闹非常。每天晚饭后，别人上球场打球或自由活动，我就倚在营房的柱子上，听营部大广播里播放音乐；我那时的一个美好愿望，就是能有一台收音机，躺着欣赏音乐。部队里连有演唱组，营有演出队，团以上有宣传队；我常抽在我们部队宣传队，每年“五。一”、国庆、春节集中，到基层和兄弟部队去演出。宣传队的人都来自五湖四海，因此将很多地方的文艺形式引了进来，使我们的节目非常丰富多彩，除了歌舞、音乐、京剧样板戏外，还有东北二人转、河南坠子、黄梅戏、天津快板、山东快书等，我对这些艺术都很着迷，特别是东北二人转，现在我还常说：“那时未能进一步学习二人转，是我人生一大憾事。”我在宣传队吹笛子。那时我练习笛子非常刻苦，每天早晨起床号吹响之前，就起床到山上去吹，迎着风吹练气，冬天的清晨，天还未亮，北风吹面，寒气彻骨，却也不觉其苦。我自己规定了每天的练习时间，如果达不到，就晚上熄灯后补上；星期天加倍。那时也买不到乐谱，全靠听广播，再用笔写下来；那时记忆也好，很长的曲子，例如《扬鞭催马运粮忙》、《牧民新歌》等笛子独奏曲，听几遍就能记住，演奏时根本不用看乐谱。想想我们那个时代的人，真的是有才，没有老师教，全靠自学，达到了并不逊于专业人员的演奏水平。我们宣传队乐队有两个才华横溢的人，一个是我的老乡，当兵前在我市一所重点中学宣传队拉二胡，到部队后改拉大提琴；还有一个是南京市人，上小学时是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演员，1970年高中毕业后当兵，也是拉二胡的，他演奏的蒋才如的二胡独奏曲《北京有个金太阳》，是我们宣传队的保留节目，他后来改拉小提琴，也拉得很好。两人都能作曲，我们自编节目的乐曲，都是他们创作的。我们是基建工程兵，我们那首《工程兵之歌》，就是他们合作创作的。我常想，如果我们能有现在这样的条件，或许都成音乐家了吧。
随着年龄的渐长，我对音乐的痴迷，也逐渐消减。现在的流行歌曲我不喜爱听，觉得那是一种疯狂的噪音。但我绝不否认它们也是艺术，因为也有一批如我当年年纪的人，在如痴如醉地沉湎其中。我喜爱的还是一些老歌，那是陪伴我成长的我们那个时代的歌，虽已过去几十年，但那个时代的歌声仍总在我心头飘扬。记忆深刻的有：刘秉义的《我为祖国献石油》，胡松华的《赞歌》，朱逢博的《珊瑚颂》，李双江的《红星照我去战斗》、《再见吧妈妈》，郭兰英的《洪湖水浪打浪》、《人说山西好风光》，李谷一的《边疆泉水清又纯》、《妹妹找哥泪花流》，耿莲凤、张振富的二重唱：《祖国一片新面貌》、《雄伟的天安门》、《逛新城》，以及当时广播里经常播放的合唱：《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我们走在大路上》、《咱们工人有力量》等。 听到这些歌声，使我想起许多美好的往事，让我又回到年青的时代。
1973年10月，南京军区空军文工团到我们部队演出歌剧《江姐》，我欣喜若狂。此前我只听过该剧的《红梅赞》，音乐很美，现在终于可以看到全剧了。可就在我们集合准备去礼堂时，连部通讯员跑来说：“二排长，连长叫你们派一个岗，到礼堂周围去巡逻。”我心想，不要派到我的头上。我个子最高，站在队列第一个。排长往队列里扫了一眼，把眼光落在了我的身上。我连忙躲开他的眼光。但终于没能躺得过，我被从队列中喊了出来。我的情绪懊丧到了极点，真如“分开八片阳顶骨，倾下半桶冰雪水”，一下从头凉到脚，竟和排长吵了起来。排长也感到意外，竟然还有人为了看戏违抗命令。站岗的时候，团部保卫股的股长对我说：“明天还要演出一场，今天没有看的人明天再看。”结果我听了一遍，又看了一遍，倒是意外的收获。这个保卫股长是个很好的人，很关心部下，后来到我们宣传队当指导员，对人从未有过疾言厉色，我们有什么问题，总是和我们耐心地谈心，做思想工作。他是辽宁人，东北二人转的节目就是他引进来的。
在我上小学时，我们学校有一批当地空军驻军7301部队的子女，他们大多数是女生，是一批美丽、可爱的女孩。我们学校宣传队的保留节目――舞蹈《草原英雄小姐妹》中的龙梅的扮演者，叫孙丽华，和我同班，我对她印象最深。她的父亲当时是飞行团的团长。1965年，空政文工团首演歌剧《江姐》，便常听到她们唱《红梅赞》。“文革”开始后不久，这个空军部队调防到山东去了。观看南空文工团演出的《江姐》以后，我对我们那批机场女孩的思念，变得强烈起来，与她们分别已有八年，时常在梦中见到她们，她们大多数人那时可能也在部队当兵。以后歌剧《江姐》便成了我最喜爱的歌曲，每次听到，就会想起她们，那是我少年时代最美好的歌声，最美好的记忆。
1976年，我已退伍回家，南空文工团又到我市空军部队来演出歌剧《江姐》，我随我市师范学校的学生，乘军用大卡车又去看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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