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至今为止，我已经历过二十二个春天，以后大概还会经历同样的数目，甚至更多。但是，1966年那样的春天，此生还会再有吗？

　　那个春天对于我是短暂的，因为四月初我们班就要到工厂去毕业实习，所以我与方丽华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个短短的三月。然而这个月的每一天都很甜蜜。如果我能选择的话，我愿意用一年去换回那个三月中的一天。

　　最甜蜜的是对未来共同生活的勾画，一勾画我们就互相感到惊异。方丽华惊异于我居然没有任何具体的设想，包括毕业以后的去向。我则惊异于她把什么都想到了。她说我最好是争取回嘉平，我们系统在嘉平有三个单位，都与我的专业对口，特别是其中有一个部里直属的设计院，规模不小，我们学校每年都有人分配到那里去，所以我回嘉平应该是有希望的。

　　“那你呢？”我问。

　　“小傻瓜！设计院里也有我们电气专业呀。明年我也争取分配到那儿去，咱们不就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吗？”

　　人生美好到这种程度，就到头了，无以复加了，没法再设想下去了，大脑也就抛锚了。过了一会儿，我才听见她的声音飘过来，像一阵轻柔的风：“到时候你可要到车站来接我。我打听过了，这个设计院离火车站挺远的。”

　　我想象着在月台上迎接她的情景：她从车厢的窗口探出头，调皮地咬着下唇向我微笑，就像现在这个样子……唯一的遗憾是还要等上一年零四个月，等地球再自转五百圈。我恨不能心里伸出一只手去，将这个日子一下子拉到眼前。

　　地球当然只能一圈一圈地转。为了望梅止渴，我便与她谈嘉平怎么怎么美好。我说嘉平历史悠久，有许多古迹，挺有意思的。她说到时候你要带我一处一处去看。我说嘉平的图书馆书挺多的，小时候我经常去。她特别高兴：那就更好啦！咱们可以到图书馆去办个借书证。我心里浮起和她手拉手一起走进嘉平市图书馆的画面，都有点不敢往下想了，就转而说起嘉平的气候和物产：嘉平冬天不怎么冷，夏天也不太热，你去了以后就知道了。嘉平还是鱼米之乡，盛产大米，据说产量特别高……

　　“对了，”她忽然把头一偏，很认真地问我，“大米饭你会不会煮？”

　　“我只煮过稀饭。”

　　“咱们也不能老喝稀饭呀。”

　　“我还会包饺子，”我赶紧说，“帮厨的时候学的，就是不会擀皮。”

　　“擀皮我会。可是嘉平街上有擀面棍卖吗？”

　　“不知道……”

　　“那我还是从北京带一根去吧，到时候你别忘了在信里提醒我一下。”想了一下，她又问：“你会用搓衣板吗？”

　　“搓衣板？不会用。”

　　“我也不会用。”她叹口气，说：“可是我妈说，大件东西光靠手揉不行，得用搓衣板。赶明儿我得学学，学会了再来教你……”

　　我平生头一次发现，原来做饭洗衣之类的琐事也可以具有这么多的诗情画意，令人无限向往！

　　我突然想起一个大问题：“要是我不能分配到嘉平怎么办？”

　　“到时候咱们再商量呗。”

　　“商量什么？是商量我到哪里去，还是商量你以后去不去？”

　　“当然是商量你到哪儿去啦。至于我以后是不是也去那个地方嘛，让我想一想，”她举起食指朝着额头灵巧地绕了两圈，然后猛地在我额上戳一下，“就要看你怎么表现啦。你去了以后必须每天给我写信，一封也不能少，不然我就不去，气死你！”

　　于是我觉得分配到什么地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有一件事：我可以天天听到这个好听的声音，天天看到这对心爱的笑靥，天天享受被她戳额头这种心醉神迷的感觉……人世间还有比这更灿烂的未来吗？

　　和她分手以后，我经常会问自己是不是在做梦。如此巨大的幸福，真的就这样降临到我头上了？命运怎么对我如此慷慨？上帝怎么对我这样偏心，竟把本应分属于大家的幸福集中起来，统统赐予我一个人了？

　　于是我在所有的人面前都有点不好意思，仿佛真的独吞了他们的幸福似的。终于有一天，谢天浩在食堂问我，为什么老是傻笑？

　　“是吗？我在笑吗？大概是今天这天气……”我说不出个所以然，便反问他：“呃，你今天干吗一脸的忧国忧民？知你者谓你心忧，不知者谓你何求！”

　　“我求的是下星期一的发言稿。”谢天浩叹口气，说下星期一班里要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讲用会，廖桂兰又布置他发言。

　　“这叫能者多劳嘛。你看了那么多费尔巴哈黑格尔，你不发言谁发言？”

　　“不对不对。”谢天浩一个劲摇手，说正因为上次讲用会他谈到了费尔巴哈黑格尔，廖桂兰说他没有联系活思想，不算“活学活用”，叫他补课，并特意交代他这次发言的内容必须是 “狠斗私字一闪念”，做到“立竿见影”。

　　“那你不提费尔巴哈黑格尔就行了嘛。”

　　谢天浩又摇手，说问题不在费尔巴哈黑格尔，问题在于他不知道这种“活学活用”的言应该怎么发。他说“一闪念”他倒是有，比如早上不想起床呀，不喜欢吃馒头觉得像块海绵咽不下去呀，“可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与毛主席著作根本联系不起来嘛。再说这些‘一闪念’也用不着‘狠斗’——早晨我在床上挣一下就起来了嘛，这玩意儿（他晃晃手里的馒头）我一使劲就咽下去了嘛，叫我‘狠斗’什么呢？舒雁你当过几年学生干部，这种事情肯定有经验，你帮我出出主意好不好？哪怕举个例子启发我一下也行么！”

　　谢天浩是个干任何事情都很认真的人。我见他眉头拧成一团，深感同情，也想认真地帮他出点主意。一想才发现根本没有主意。因为我虽然如他所说“当过几年学生干部”，却一直是学生会的干活，从没有“狠斗”过什么，也就没有经验可言。所以我跟他蹲在地上合计了半天，也没有合计出一个值得“狠斗”的“闪念”来。

　　26

　　直到星期一下午，讲用会开始以后，听了两个女同学的发言，我才茅塞顿开，明白了“一闪念”是怎么回事。

　　第一位女生的“一闪念”是在做值日生扫地时发生的。她说她扫着扫着，看见地上有一团沾满鼻涕的废纸，很脏，很恶心。围绕着要不要将这团废纸扫掉，她头脑里展开了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于是，带着这个问题，她学习了毛主席著作，从几条语录（其中最切题的是有关“脚上有牛屎”那一段）中受到了深刻教育，然后她想起了一系列革命先烈的光辉榜样，以及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阶级兄弟还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等。总之她想了很多很多，最后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把那团废纸一举扫进了簸箕。

　　第二位女生“活学活用”的模式大同小异。主要区别是引起“一闪念”的事件有所不同——她的思想斗争是在看到装开水的保温桶龙头没关严，开水正在一滴一滴漏出来时发生的。后面学习领袖著作的过程基本相似，只是引用的语录换成了“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以及“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然后她就想起了战争岁月许多感人的事例，最后终于伸手关上了那个龙头。她说：“这时我才真正发现……”

　　“发现桶里的开水早就漏光了！”杨永远在我后面咕哝一声。好几个人吃吃地笑了。马兴旺转过头，目光冷冷地扫过来，笑声顿时消失。那女生的脸却突然涨得通红，难堪的样子使我禁不住心生同情。我知道她们也是不得已。谁都不可能因为扫不扫废纸、关不关水龙头产生什么思想斗争，别说“一闪念”，连“半闪念”也不会有的。但是她们不这样杜撰又怎么办呢？她们正在争取入团呀……

　　门“砰”的一声推开了，唐亚辉气喘吁吁地把头伸进来：“舒雁在不在？”

　　出来以后，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今天下午他们学校开大会听报告，他在主席台上突然发现了汪油嘴。

　　“汪油嘴给你们作报告？”我感到不可思议。

　　他说作报告的不是汪油嘴，是几个老太太，都是外地工厂里的职工家属，由工会系统组织起来到处讲怎么活学活用，不知怎么被他们学校请来了。他在大会休息十分钟时找了汪油嘴，才知道其中有个老太太是汪油嘴所在工厂的。该老太太有手绝活——不识字却能背出一百零八条毛主席语录，因而获得了巡回讲用的资格。然而老太太没出过门，乃由工会主席全程陪同，而工会主席的公文包又需要有人全程拎着，于是工会的汪油嘴干事就跟着来了。

　　“舒雁，想不想去找他狗日的？”

　　“当然想！可是我怕他不会对咱们说实话，笔记本丢了第二天我就问过他，他根本不承认是他偷了。”

　　“再碰碰运气嘛。不过这会儿他们已经离开学校了。”

　　“那到哪儿去找？”

　　“你别急嘛，我已经问清楚他们住在哪个招待所了。”

　　唐亚辉所说的招待所位于朝阳门外一条小胡同，找到那里时已经过了七点半。大楼门前挂着很壮观的牌子，上端是两行密密麻麻的定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某某工业部某某工业局某某工业公司，下面才是五个言简意明的大字——第一招待所。进得门来，发现房子的内部式样很古旧，地板、楼梯、甚至房间的隔墙都是木板做的，当年可能刷过油漆，如今早已洗尽铅华露出本色。

　　我们请服务台的女孩查查汪得财住哪个房间。汪精卫的汪，得到的得，发财的财。戴眼镜的女孩一听就笑了：这名儿怎么像个老财迷？真逗！然后查了一通，说老财迷没查到。你们说的名字倒是有一个，住328，可人家是德才兼备的德才，你们找的是不是这个人？

　　我们想汪油嘴既然成了汪干事，说不定也已德才兼备，便踩着吱嘎作响的楼梯爬上三楼。唐亚辉一上楼就说要小便，邀请我一同如厕。我说我在外面等你吧。他便钻进厕所去了。不一会儿听到厕所里面突然喧闹起来，正想进去看看，就见唐亚辉搂着一个人的肩头出来了。那人比唐亚辉低一个头，在他怀里拼命挣扎着，一面苦苦哀求：“……不要不要，求你了，求你了……”

　　那人的脑袋扭来扭去，一时看不清面孔，但那熟悉的公鸭嗓使我听出他就是汪油嘴。唐亚辉将他搂得很紧，十分亲热的样子：“好说，好说，都是老同学嘛，好说……你看舒雁也来了……”

　　事后唐亚辉告诉我，他在厕所里发现有个家伙将脸贴着板壁，正透过小洞偷看隔壁的女厕所，抓住领子提起来一看，原来是工会干事汪油嘴同志。不过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情节，因而不明白汪干事为什么面色如土，特别是当唐亚辉说到他房间去坐坐时，他双膝一弯，几乎要在走廊中间跪下了：“不要不要……屋里有我们周主席，你一说，我就完了……”

　　“嘘——，”唐亚辉将食指压在嘴唇上，“小声点！我怎么会说呢？我们是找你叙叙旧，顺便问件小事情，只要你肯配合，就没事。走吧，咱们总不能在这儿说吧？”

　　汪油嘴的房间果然是328。走到跟前时，意外地发现屋里有女人在说话，隔着门听不清楚，只觉得那声音很尖锐很激昂，推门进去，才发现是从桌上的半导体发出的——那收音机正在愤怒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

　　收音机旁边坐着两个人。汪油嘴首先向我们介绍一位秃顶的胖子，说这就是我们工会的周主席。周主席很有风度地和我们握手：“坐坐坐！哈非，哈非！”边说边去拿温水瓶，我才明白他说的是“喝水”，赶快挡住他：“周主席你别忙乎，我们不哈非。我们是来看老同学的，坐一会儿就走。”

　　汪油嘴又向我们介绍另一位干枯瘦小满脸皱纹酷似核桃的老太婆：“这是我们厂的蒋二娥同志。” 蒋二娥同志立即绽开皱纹说出一段话，像是表示欢迎，我费了点劲才明白过来，她说的是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于是知道她便是那位能背一百零八条语录的奇迹创造者了。

　　“汪干事，”周主席从衣架钩摘下帽子，一边问，“今天晚上的电影你就不看了吧？”

　　“不看了，不看了，”唐亚辉抢着回答，“汪干事刚刚看过电影。”

　　汪干事顿时打了个哆嗦。好在周主席毫无察觉，他把帽子戴正以后，朝我们点点头：“那你们坐会儿。”然后朝老太婆把手一挥：“那我们就向电影院，前进！”老太婆立马拐着小脚跟他往外走，顺口又说出一段语录：“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仿佛在向我们告别。

　　蒋二娥的声音消失以后，汪油嘴方才松弛下来，掏出一个亮晶晶的香烟盒，“啪”地揿开，向我们伸过来：“抽烟。请抽烟。”俨然又是干事的派头了。

　　唐亚辉抓了一支烟抽起来。我便提起正题。话没说完，汪干事已经在摇头了：“不可能，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偷你的笔记本呢？”

　　如果他说的是“没有”，我们也许就相信了。然而他说的是“不可能”。于是唐亚辉向我挤挤眼睛：“既然汪干事说不可能，我们只好找周主席谈谈了。”

　　汪干事又哆嗦起来：“不要不要，让我想想，想想……”然而他闷头抽了两支烟以后，却说他想不起来，实在想不起来了，我这个人记性不好，你们是晓得的……我只好失望地站起身，对唐亚辉说咱们回去吧。

　　“回去？干吗回去？”唐亚辉很惊讶，“周主席的电影马上就看完了，咱们再坐一会儿不好吗？”

　　周主席使汪干事的记性立马变好了：“我说我说，舒雁你这个笔记本其实当天就烧掉了。”

　　“烧掉了？你干吗要烧掉？”我问。

　　“不是我烧的。”汪干事慌忙摆手，“是个不认识的人。他说他是研究皮革的，特别喜欢那个笔记本，你那个笔记本的面子不是皮子做的吗，他说他想收藏，我就送给他了……”

　　“鬼话！”唐亚辉说，“你汪油嘴会把东西白白送人？”

　　汪干事吞吞吐吐地承认那人给了他五块钱。唐亚辉还是不肯相信，说那人既然花了五块钱买去，怎么可能烧掉呢？汪干事急得满头大汗，说我把那天的事情从头到尾说给你们听嘛，你要是再不信，我也没有办法了。

　　“那就快说，不要浪费时间。”唐亚辉不怀好意地一笑，“周主席的电影怕是已经看到一半了。”

　　汪干事就急急忙忙说起来，但在百忙之中仍没忘记声明：他拿我那个笔记本是出于革命警惕性，想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阶级敌人的“变天账”。他拿着笔记本边走边看路过一座楼房的时候，一扇窗户打开了，有个大人伸出头来，叫他等一下。然后那人从楼里走出来，把他领进房间，拿出五块钱要买那个笔记本。他当时觉得很合算，拿了钱二话没说就出来了，快到家的时候想起那人拿过笔记本高兴得眼睛发亮，像是捡到了什么值钱的宝贝，又后悔起来，觉得自己吃了亏，就转身跑回那个窗户底下，想叫那人再加五块钱。结果看见那人正在烧笔记本，“我见他连皮封套也一起烧了，就回来了。”

　　我和唐亚辉面面相觑：这件事情太离奇了！但正因为离奇，我断定不是汪油嘴临场发挥编出来的——编造的故事应该比这简单和可信得多。于是我问他那人什么样子。汪油嘴说这我哪儿记得清楚，只记得他说的是外省话，三十来岁的样子。我心里一动，又刨根究底地追问，那人鼻子旁边是不是有个瘤子？汪油嘴想了半天，说没这个印象。我就从身上把塑料钱夹掏出来。钱夹里有两块三毛钱，还有两张照片，我要掏的是其中的一张。但是掏的时候，把另一张也带出来了。我指着薛鹏与我的“双人照”，问他是不是这个人。汪油嘴断然摇头，连声说不是不是，实在记不清楚了。唐亚辉又提起工会周主席，工会汪干事的记忆立刻有所恢复，把手指向另一张发黄的照片：“倒是有点像这个人……”

　　我登时倒吸一口凉气：真是见鬼了！

　　他的手指头指着1957年早已作古的徐先达！

　　27

　　当我把汪油嘴的话告诉方丽华时，她显得很平静。

　　“烧了就烧了吧，反正我父亲的日记留下来也没有什么用处。至于是谁烧的，既然想不清楚，就别去想啦，咱们总不能老是生活在这些事情的阴影中吧！”然后她转了一个话题，“下个星期你就要下厂实习了，是吧？”

　　“过三个月就回来，那时咱们又可以在一起了。”我说。

　　“那时你也该毕业分配了，可咱们还有个问题没解决呢。这事我一直没提，你也真行，压根儿不问。”

　　“什么问题？”

　　“你呀，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她瞋我一眼，“我妈还没点头呢！她可是一直希望我留在身边。”

　　我心里不禁“啊呀”一声。这个问题早该想到了，但我就是没想到，我总以为只要方丽华点了头，我的幸福就进了保险箱。

　　我结结巴巴问她怎么办。她欣赏了一阵我的窘态，才抿嘴一笑，说她跟母亲谈过了，母亲的态度已有所松动，同意她把我领到家里去见一面。“时间就定在这个星期天吧。星期天上午九点钟，咱们在故宫城墙的东北角碰头，我带你去我家。你这么紧张干什么？丑媳妇总要见公婆嘛。何况，你这个媳妇也还不算太丑……”

　　星期天是4月3日。这个日子我永远无法忘记。

　　那天上午，八点半还不到，我已经站在故宫东北角的角楼下面了。穿着一件斜纹布中山服，扣子扣到领口，手里提着一个花花绿绿的点心盒子，自我感觉像个傻老冒。我想这种感觉是我的衣服领子引起的。领子上的风纪扣掉了，扣不拢，很不严肃地半敞着，当然傻冒！于是我干脆将最上面的扣子解开，将两片衣领压下来，力求使之接近较为潇洒的“小翻领”形状。然而手一松，那领子就重新翘上去，更加不伦不类。我便惋惜地想，要是夏天就好了，夏天我有件短袖海魂衫可以穿，根本没有领子，也就用不着跟这破领子较劲了……

　　如此这般胡思乱想了半天，蓦然觉得不对劲：太阳已经这么高了，护城河边的树影也越来越短，方丽华怎么还没有来？便向一位戴手表的过路人打听时间。听他说快十点了，顿时焦急起来，伸长脖子东南西北望眼欲穿，最后终于看到一个窈窕的身影在翠绿的柳荫下匆匆而来。没错，就是她！

　　我张开双臂迎上去，点心盒子在线绳上摇摇摆摆。跑近时发现方丽华脸色惨白，眼睛又红又肿，显然刚刚哭过。我心里“咯登”一下：今天一定出大事了！

　　“方丽华，你怎么啦？”

　　“我妈……”她只说了两个字，眼泪又涌出来。

　　我立刻想起她母亲有心脏病。“是不是你母亲病了？”

　　方丽华用手抹去泪水，说：“医院党委找她谈话了……”

　　“怎么回事？”

　　“我还要问你呢！”她猛地把头一抬，我才看清她眼里充满怨愤，顿时吓懵了。

　　“你在嘉华大学到底跟人家说了些什么？”

　　“……”

　　“你是不是要人家给我父亲平反？”

　　轰！一个晴天霹雳打下来，我的脑袋炸成了碎片，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没有，没有，我根本没说过这话……”

　　“那你是怎么说的？”

　　“我说的话都已经告诉你了……”

　　“你……”她好像被我气坏了，转身就走。我赶紧追上去，拉住她的衣袖，“方丽华，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明白好不好？”

　　她将我的手甩开，顺着护城河头也不回地朝前走，我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手里依然提着那个可笑不堪的点心盒。走到人少的地方以后，她平静了一点，失神地看着河水，告诉我嘉华大学来了一封公函，说她母亲写了一封翻案信，交给一个姓名不详的北京大学生带去。那个学生在嘉华大学保卫处大吵大闹，说方步岳是他们冤枉的，必须平反……

　　“这怎么可能……”我大叫起来。

　　“听我说下去！”她冷冷地打断我，“医院党委说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要我母亲交代事情经过，翻案信的内容，还有那个学生的名字。我母亲不知道我用她的名义写过信，第一句话就说没这回事。组织上说我母亲不老实。现在我母亲压力很大，可是我们想不出对策，因为我们不知道你在那边是怎么说的……”

　　“根本就不是我！”

　　“不是你是谁？嘉华大学说得很清楚，那个学生是个男生，说嘉平话，自称是我的同学。你说，除了你还能是谁？”

　　啪！我手里的点心盒子掉到地上了。

　　方丽华接着说：“我今天找你，就是要你把说过的话告诉我，不然我母亲这一关就过不去了……”

　　“我什么也没说！”

　　“舒雁！”她痛心地看着我，好像不认识似的，“你怎么这样？我母亲不会说出你的名字的。为了保护你，我母亲已经被停职反省了，你就忍心袖手旁观吗？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一个人！”

　　“我……我……”我撕扯着胸前的衣服，恨不能把心掏出来给她看。

　　“我知道这事不全怪你，是我让你去的，你说那些话也是为了我，可是我没想到你这样没有勇气，连自己说过的话都不敢承认！”

　　我终于急了，狠狠一跺脚，不管不顾地喊起来：“我根本就没去过什么保卫处，我只去找过徐伯明，信不信由你！”

　　方丽华怔了一下，口气有所缓和：“你真的没去别的地方？”

　　“我只去过嘉华大学的寒假值班室，打听徐伯明的住处，可那儿不是什么保卫处，我早就给你说过了。”

　　她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好像拿不准是否应该相信我的话。那一刻，仿佛空气都凝固了，我只能听见自己呼呼喘气的声音。这时我突然想起一件事：那个该死的值班室门上贴着一张白纸，写的好像就是“保卫处寒假值班室”。于是我有点狼狈：

　　“方丽华，我可能记错了，我去过他们的保卫处……”

　　方丽华眼中掠过一丝绝望，霎时泪如泉涌。

　　“可是我……我没有跟他们说过你父亲……”我声音嘶哑地说。

　　她已经不再听我说什么，双手捂住脸放声痛哭，泪水从指缝间不停地流出来。

　　“你走吧……”她断断续续地呜咽着，“走吧……”

　　“我不走。既然事情是我干的，我今天就去医院，把事情向他们说清楚……”

　　“不能去！”她止住哭声，掏出手绢几把擦去眼泪，声音冰冷地说：“这种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我母亲既然已经否认，我们只能否认到底，根本不承认让你去找过徐伯明。你这一去，不是把我母亲卖了吗？”

　　我打了个寒噤。

　　“你既然是这样，我也不问了。我们只求你最后一件事。”这个“求”字使我的眼泪终于夺眶而出，她别过脸，面无表情地看着河对岸熙来攘往的行人车辆，“估计学校里明天就会找我。我什么也不会说，但是他们很可能还会找你，因为赵军必然会想到你身上。要是有人找你，希望你什么也不要承认，就说你不认识我。”然后她决绝地说出一番话来：“另外，以后不要找我，不要给我写信，不要以任何方式和我联系。”

　　天空在旋转，脚下的大地裂开了，正在将我吞噬。我在撕心裂肺的剧痛中挣扎着呼喊她的名字，不知是在心里呼喊，还是已经喊出了声：

　　“方丽华，方丽华……我们就这样完了吗？”

　　然而她已经转身离去，在漫天飘舞的柳絮中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一片迷蒙如烟的愁云惨雾之中……

　　28

　　从那个噩梦般的星期日到今天，一年半的光阴过去了，我没能再跟她说上一句话，也始终没搞清楚这场突然降临的噩梦究竟是从何而来。

　　我的第一个怀疑对象是唐亚辉，因为我只对他一个人说过方步岳是冤枉的。我发疯似的冲进地质学院，将正在午睡的唐亚辉从被窝里扯出来，问他是不是干过这事。唐亚辉听清事情原委以后说，他巴不得冒充我的人就是他，那样他就可以去对方丽华解释清楚，从而挽救我濒危的爱情。可惜他没有这个资格，方步岳的事情，除了卓娅芳他没告诉第二个人。他很痛快地承认自己违背了绝对保密的誓言，同时又指出，卓娅芳总不可能冒充一个男生吧？

　　回到学校我又去找卓娅芳。卓娅芳说方步岳的事情她没对任何人提起过，包括自己父母，以及方丽华本人。她认为唐亚辉冒充我搞恶作剧的可能性不大，否则他肯定会在她面前说的。使我沮丧的是她与方丽华一样不相信我的话。“这个人不是你又是谁呢？”她说。

　　最后我猜想是徐伯明那里出了问题，因为知情者只剩下他一个了。其实当汪油嘴在照片上指认徐先达的时候，我就想过那个烧笔记本的人有可能是徐伯明。他跟徐先达长得很像，1957年他正好三十来岁，更重要的是他是制革教研室主任，恰好是“研究皮革的”。如果真是他出于某种我不知道的动机将方步岳的日记烧掉了，那么他在方步岳问题上捣鬼也是可能的。但我马上又推翻了这种想法：徐伯明手中就有那封“翻案信”，上面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如果起因是他，嘉华大学怎么会说我“姓名不详”呢？

　　过了一天，印国祥果然把我叫去，问我与电气系的方丽华什么关系。说“不认识”当然不能蒙混过关，幸亏我早有准备，“坦言”我对她单相思，总想找机会跟她说话，而她浑然不觉，可能对我还没什么印象。印国祥又问我寒假期间去过嘉华大学没有。我惊讶地反问他我去那里干什么。我看得出印国祥对我的话并不相信，也看得出他拿我毫无办法。

　　两天以后，我们班出发去毕业实习了。返校本应该是三个月之后，因为文革爆发，六月中旬就回来了。校园里到处一片乱哄哄，大字报大标语令人目不暇接，我根本没看，放下行李就去九号楼敲卓娅芳的门。卓娅芳立刻猜到我的来意，把我带到外面，悄声说你千万不能去找方丽华，你还嫌你给方丽华惹的麻烦太少呀？然后卓娅芳把我走后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方丽华的所谓“翻案活动”一度被电气系当作阶级斗争的典型反映，系党总支还找过卓娅芳，问我与方丽华有没有朋友关系，卓娅芳说她不知道。由于没查出结果，这事本已有些降温，然而文革一开始，方丽华母亲被揪出来，蒲金凤便带头写方丽华的大字报，要她老实交代。“赵军一口咬定你就是方丽华的同伙，现在他对方丽华盯得很紧，目的就是要把你揪出来。你现在去找方丽华岂不是自投罗网？她现在最怕的就是这个。”

　　卓娅芳领我去看了那些大字报。大字报义正辞严，说她是反动阶级的孝子贤孙，为特务老子鸣冤叫屈大搞翻案活动，继续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看得我触目惊心。

　　晚上我们去地质学院找唐亚辉。唐亚辉正在一堆人中间上窜下跳。那群人围在一张方桌周围，形成一个露天演讲会的场面，唐亚辉则扮演着组织者的角色。他不时窜上方桌去鼓动几句，说了几句便跳下来让位于其他人，人家刚说完他又跳上去。每次开头都是一声动情的呐喊：“亲爱的同志们——”

　　唐亚辉在桌上看见我们，就丢下亲爱的同志们挤出来与卓娅芳紧紧握手，好像久别重逢的不是我而是她。对于方丽华挨大字报，唐亚辉说得很深刻：这些都是你们校党委为了转移群众视线，各个学校都他妈的一个样。他更为深刻地指出，现在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都到最后关头啦，舒雁你怎么还顾得上这些儿女情长的事情？说完见卓雅芳蹙着眉头看他，赶快声明他说的是舒雁，不包括别人……卓娅芳说现在情况很复杂，唐亚辉你最好不要当勇敢分子，小心别人说你反党。唐亚辉“当”地一拍胸口：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我早已做好五不怕的准备。然后搬着手指头数给卓娅芳听：一不怕杀头，二不怕坐牢，三不怕开除党籍，四不怕老婆离婚……卓娅芳气得扭头就走。

　　卓娅芳的担心很快应验了。几天以后，各个学校的工作组都开始有组织地清算“反党分子”，气氛迅速地有序和森严起来。唐亚辉宿舍外面的大标语上，每个字都像斗那么大：“唐亚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我们寝室也全军覆没，原因是谢天浩写了一篇大字报，由我们集体共享了署名权。福建佬洋洋洒洒一口气写了九张纸，八张半都是谈理论，最后剩下半张纸没写的了，他便加了几句话，说是向校党委进一言，希望党委站在群众运动前面云云。这一言便把我们言成了“反革命小集团”，从而使马兴旺比过年还高兴，终日念叨着“时候到了一切都报”，声音拖得很长，就像在唱歌。

　　方丽华没向谁“进一言”，但她的麻烦显然升级了。针对她的大字报越来越多，措词也越来越杀气腾腾。有张大字报着重敦促她交代“如何与本校××系的××策划于密室”，我一看便知道“××系的××”说的是“工艺系的舒雁”，因为那张大字报的署名中有赵军。滑稽的是几天以后赵军本人也受到了敦促，蒲金风们质问他为什么长期以来一贯包庇方丽华。后来的后来，我才从卓娅芳那里知道，赵军的父亲被作为黑帮分子揪出来了，还在外省的报纸上点了名，他一夜之间从革命后代变成了黑帮子女，故而遭此一劫。

　　这段时间几次遇到方丽华，有时在路上，有时是在开全校大会的时候。无论旁边有人没人，她从不向我这边瞥一下，我不知她是出于谨慎，还是对我表示鄙夷。我想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八月来临的时候，工作组突然撤走，随后人们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的“进一言”就成了革命行动。我想方丽华的所谓“翻案”问题也该一风吹了，我终于可以去找她了。尽管我不知道嘉华大学那桩怪事应该作何解释，但我总觉得，我和她之间的一切不可能就这么结束。只要能跟她说上话，向她坦露心迹，她即使一时不相信我，最终也会原谅我的。等到她母亲的灾难平息下来，乌云就会消散，美好的岁月就会回到我们身边。

　　然而到处都没有她窈窕的身影，方丽华好像突然从校园中消失了。最后还是卓娅芳告诉我，方丽华的母亲在医院天天受批斗，方丽华怕母亲出事，所以工作组刚走，她就回家去守着母亲，从此再没来学校。这时卓娅芳已经相信我不是嘉华大学的肇事者，答应一旦见到方丽华，就将我的心愿转告她。

　　在焦急的等待中熬过了二十多天，一个烈日当头的中午，卓娅芳突然来找我。一看她的脸色，我就预感到发生了可怕的事情。而当她说出来时，我感到整个世界都崩溃了。

　　卓娅芳说方丽华今天和她姨妈来到学校，匆匆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卓娅芳当时没见到她，后来听她寝室的同学说，上个星期有一群中学红卫兵到医院造反，把方丽华母亲挂上黑牌子揪上台批斗，她母亲心脏病突发，当场猝死了。她的姨妈闻讯从上海赶来，料理丧事后决定把方丽华带回上海住一段时间，她们今天离开学校后就直接去火车站……

　　我不知我是怎么走回寝室的，只记得洒满球场的阳光是黑蒙蒙的，好像被墨汁浸透了，并且特别冷，一直冷到我心里去了……

　　我病了一场。后来卢秋生说我把大伙儿吓坏了，因为我分不清他们谁是谁。病愈后我感到这个世界有点陌生。我知道方丽华永远不会原谅我了。没有方丽华的世界我一时无法适应。

　　卓娅芳说舒雁你这样可不行。要不我们回一趟嘉平吧，就当是串联，串联回来，说不定方丽华也回学校了。唐亚辉马上要求参加。他说嘉平的保皇派还很猖狂，他早就想去把那里的群众真正发动起来。

　　回到嘉平后，我们一起到嘉华大学找徐伯明，想要搞清楚那场祸事的真相。搞清真相并不能使方丽华的母亲重返人世，但是，人总不能死得这样不明不白。然而徐伯明已经自杀了，原因仅仅是喊错了一句口号。

　　更骇人听闻的是章志伟的自杀。卓娅芳父亲退休以后，他接替了十六中校长的位置，文革一来就受到学生的冲击。致命的一击来自已成为他妻子的白婉君。在白婉君揭发他的“反革命言论”那天，他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黎明也被斗得很惨。他绝望地说现在他算是彻底明白了，他的右派帽子摘了等于没有摘，顶多是换了一顶帽子。刘思秀却很镇定。她说怕什么？天大的苦难也会有个尽头，只要自己坚强，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刘思秀的话使我有了敢于面对方丽华的勇气。我想方丽华也会和她一样的坚强。我产生了一个日益强烈的感觉：方丽华已经从上海归来了。最后我迫不及待地拖着唐亚辉和卓娅芳回到北京。

　　方丽华仍无音讯。卓娅芳陪我去了她母亲生前所在的医院，发现她们的住宅里，已经住进了另一户长期没有分到房子的人家。在医院打听到了她姨妈的工作单位，回来后我给方丽华写了一封信。因为必须寄给她姨妈转交，我在信中没有写更多的话，只说我在学校等着她回来，同时再三请她回我一封信。

　　之后便是漫长的等待。西风扫净了落叶，又吹来漫天雪花，自然界的一切跟去年那么相似，人世间却已面目全非。学校里两派红卫兵斗得热火朝天，高音喇叭里愤怒的叫骂不绝于耳。我在校园里四处寻觅，走的都是同她一起来过的地方：图书馆、小湖边、九号楼前的小路、实验楼里的阶梯教室……处处都使我想起与她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每次见到一个背影有点像她的人，心里都会狂跳一阵，追上去以后，才发现是自己的幻觉。直到两派红卫兵分出了胜负而获胜的一方又分化为新的派别，我既没有见到方丽华的踪影，也没有收到她的信。

　　元旦过后，校园开始沉寂下来。大部分同学都出去串联，或者干脆回家过年去了，宿舍和食堂里的人数不到以前的五分之一。尽管每次开饭时间仍有两派在大喇叭上极富理论性地互相批判，但只要饭一吃完，就只听到光秃秃的白杨树枝在寒风中哗哗作响。唐亚辉几次约我到外地去“煽风点火”，谢天浩则邀我跟他一起去“游荡”。他创造性地篡改了《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幽灵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名句，要和我“两个幽灵在中国上空游荡”。我谢绝了所有这类邀请，因为我每个星期都在给上海寄信，告诉方丽华我一天也不离开学校，就在这里等着她回来。

　　漫无止境的等待使我的心灵日益麻木。然而又一个春天迈着缓慢的脚步到来了。积雪在阳光下无声地退却，湖边的柳枝悄悄泛出嫩绿，天上开始出现燕子的身影，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气息，一切都使我想起去年的这个季节，那是我们最甜蜜的时光。随着大地的解冻和复苏，我的心也萌生出希望的幼芽。每天早晨从梦中醒来，听到窗外小鸟的啁啾，便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每天晚上，又怀着对明天的期待进入梦乡。我在学校后面那片白杨林中久久徘徊，追忆着与她的每一次相聚，那些日子就像一个甜蜜的梦，令人无限怀恋，却又无处寻觅……

　　春天来了，又离去了。同学们一拨拨地回来，又一拨拨地走了。外地闹得天翻地覆，北京的大学却是一片风暴中心的平静。狂热已经冷却，校园里更加寂寥和冷清。人们开始感到无所事事，有的把兴趣转向装半导体，有的则在宿舍里系统地提高象棋水平。毕业班的甚至牢骚满腹，埋怨文化大革命耽搁了毕业分配，整天扳着指头计算自己蒙受了多少经济损失，同时互相打听启动毕业分配的“中央文件”何时下来。只有我日复一日在白杨树林踯躅徘徊，注视天边的晚霞，聆听吹过林间的风。我从那风里听到了她的声音……

　　大概是由于我在信中越来越不安地询问方丽华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初秋的时候，终于收到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信是她姨妈写的，用冷冰冰的口气告诉我，方丽华永远不想见到我，叫我自重一些，不要再打扰她。看这封信的时候没有锐痛的感觉，因为一切早已在我意料之中。

　　黄昏的时候，我又去了白杨树林。夕阳在天际挥洒着最后的光辉，血一样的凄美，血一样的惨烈。密林深处传来絮絮的语声，无意识地回头一望，是一对情侣面对面站在那里，各自背靠着一棵树。那女生也有两条长长的发辫，她玩弄着辫捎小声说了句什么，然后我看见那男生稚气未脱的面孔突然容光焕发，连周围的空气都被他照亮了。就在这一刻，我蓦然意识到我的苦苦等待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方丽华已经永远离我而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像被烫了似的收回目光，感觉到胸中的一颗心已是血迹斑斑……

　　那天晚上，我来到实验楼那个阶梯教室，在黑暗中坐到深夜。坐的是方丽华以前经常坐的座位，最后面也是最高的一排，靠近窗户的地方。窗外是宁静的夜。梧桐在秋风中瑟缩，仿佛惧怕行将到来的枯萎。梧桐枯萎了，明年春天还会长出新叶，我的枯萎却不可能改变了。逝去的春天再也不会回来，剩下的只有回忆。

　　我一天一天地回忆与她共度的日子，几乎不敢相信真的有过那样的岁月。我觉得这段岁月足有一个世纪的长度，仔细一想才发现，我们从“相识”到分手，竟然只有半年的时间。这样短的时间，怎能容纳这样多的甜蜜？

　　一切就像一个童话，绚丽，而又虚幻。但这一切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天上的星星可以作证，梧桐和白杨可以作证，在星空和白杨下面，我们曾经互相真挚地爱过，尽管我们从没有说出那个“爱”字，但是我们毕竟曾把命运连在一起。也许我不配，但我确曾拥有过她给于我的幸福，这种幸福不是任何人都能遇到的。

　　然而这幸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没有她的一张照片，没有她的一封信，甚至没有她写给我的一张纸条。我唯一的财富只是回忆。回忆使人肠断。回忆使人心醉。只有回忆才能使我回到她身边，使我痛苦的灵魂得到慰藉……

　　第二天我到商场买了一个笔记本。柜台里所有的笔记本都是红海洋的颜色，每一本扉页上都印着一段“最高指示”。我挑了一本硬皮封面的，它的扉页最简练，只有“要斗私批修”五个字。

　　然后我回到那个阶梯教室。打开笔记本以后，方丽华的音容笑貌重现眼前。没有人看见我在哭泣……

　　（第二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