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尽管住址对不上号，方丽华还是把有关“教会的财产”那番话告诉了母亲。母亲马上摇头：你父亲从来不信宗教，跟教会没有任何瓜葛，不可能写出这些话的！你那个同学一定是记错了。记忆这种东西是靠不住的，你可不能当真。

　　仿佛要印证方丽华母亲的说法，过了两个星期，黎明的回信来了。说他看了我的信很吃惊，他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我，他根本没有一个叫“老徐”的朋友，更不可能在1957年和某个姓徐的人一起喝茶。黎明的信使我比他还要吃惊，我不知道在他和我之间，到底是谁的记忆力出了毛病。我和方丽华分析以后，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我和黎明的记忆力都没出毛病，只是他不愿意对我说实话罢了。于是我们把希望集中在徐先达的侄子身上。方丽华更加急迫地劝说母亲写一封“介绍信”，好让我带着去找“徐老师”（这是她们对徐先达侄子的称呼）。母亲却要她打消这个念头，她说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毫无意义，只会给咱们惹来祸事，千万搞不得！

　　然而方丽华和我都不甘心就此放弃。我们背着所有的人，像两个密谋者那样悄悄地策划这次行动。这种密谋不能在晚自习时间进行，因为阶梯教室里总是坐着那对戴眼镜的情侣，有时还有其他人。于是我们将下午的文体活动时间利用起来，碰头的地点也移到了学校背后一片僻静的白杨树林里面。文体活动时间一到，我们就各自走出校门，绕过围墙径直来到白杨树林。碰头时的感觉有点像搞地下工作，只是没有对暗号而已。

　　我们对这次行动的结果作了种种估计，包括最不利的情况。方丽华说，即使“徐老师”不是她见过的那个人，也不知道父亲的下落，我去找他谈一谈也会有收获的。她仔细研究了父亲提及此人的那封信，从中感到他与父亲关系很密切，因而他一定能够提供一些父亲当时的真实情况，而她根据这些描述，就可以感觉到父亲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从而在心里对父亲是否与特务有牵连的问题下个判断。不管这个判断是肯定还是否定，不管这个判断对其他人有没有说服力，只要能说服她自己，她的一颗心就可以得到安宁了。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我们花了很多时间来设计我应该向“徐老师”提出哪些问题。但是，设计得越多，越细，我们越是感到棘手：这些事情他怎么可能对我这个陌生人谈呢？我连一封“介绍信”都没有，他凭什么相信我？这样，策划的重点就转到了怎样获得“徐老师”的信任。方丽华用自己和母亲的名义写了一封信，说明舒雁同学系受她们母女之托特来了解情况，恳请徐老师理解和支持云云。写好以后讨论了一下，觉得光凭这封信恐怕不一定能使徐老师理解和支持舒雁同学，于是，放寒假的前一天，方丽华又从家里拿来两件东西交给我。她说徐老师看了这两件东西，一定会相信我的。然后她温存地叮嘱我，回去以后别再想这些事情，明天你要在火车上熬夜，今天晚上一定要睡好……

　　然而那天晚上我却睡得很不好。

　　“呼——”，一列火车凄厉地鸣着汽笛攀登山峰愈爬愈高愈爬愈尖锐刺耳……爬到峰顶忽然降调：“噗——”，火车化作一道瀑布飞流而下一泻千里渐渐变成缓慢的流淌……慢到极点又突然平地起惊雷重新鸣起汽笛扶摇直上：“呼——呜——呜呼……”

　　那不是鸣笛的火车，也不是奔泻的瀑布，那是林先生的鼾声。林先生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每次听了我都会暗暗称奇，不明白他那瘦弱的身躯里，何来如此巨大的能量？

　　林先生的鼾声并不是总能听到，因为他一般是在深夜发力，那时众人早已睡得死猪一样。今天也是如此，他打他的呼噜，别人做别人的梦，双方各安其睡，相得益彰，只有我一个人在床上辗转反侧，心里梗着一个东西，仿佛不经意间错过了一件什么事情，却又想不起来……所以，不能怪林先生噪声扰民，只能怨我自己，谁叫我赶上了呢？

　　火车和瀑布无休无止地交替转换，使我痛苦地体验到越想睡越睡不着乃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便决定索性费点力气，把那个梗在心里的东西找出来。以前也有过这种情况：心里莫名其妙地不舒坦，最后想清楚是什么原因，就没事了。于是我闭着眼睛，把白天的事情按照时间顺序回忆了一遍。

　　首先想到的是唐亚辉。上午唐亚辉把我和卓娅芳的火车票买好送来了，三人的座号是连在一起的——这当然不会有什么不舒坦。然后听说了期末考试的成绩，就更舒坦了，甚至有点得意，记得中午吃饭的时候，还提醒过自己不要表露出来……那时心里肯定没有这种异样的感觉。

　　午饭以后呢？午饭以后就去和方丽华会面了。今天我们第一次手拉手，在林间的雪地上走了好久，最后我把她送到汽车站，被两个不认识的男生看见了。两个小伙子直勾勾地望着我们，满眼掩饰不住的艳羡，看得我们很不好意思。然后方丽华就回家了。分手的时候有些依依不舍，但是心里没有任何阴影，只是感到缠绵，不是缠绵悱恻，是那种很甜蜜很温柔的缠绵……

　　回学校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晚上我独自去了一个没人的阶梯教室，把她给我的两件东西看了一遍，回到寝室已是熄灯时分，上床以后就一直无法入眠。难道，我的心神不安是与这两件东西有关？

　　可是，这两件东西并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嘛！一件是张发黄的照片。那是她父亲与徐先达的合影，两人都是三十来岁，西装领带一丝不苟，解放前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她父亲戴副很大的玳瑁框眼镜，清秀而又儒雅，与我的想象相当吻合。徐先达则长着一个鹰钩鼻子，这使他的微笑显得有点阴鹜……但是，我总不至于因为一个鹰钩鼻子而耿耿于怀吧？

　　那么，是另一件东西？

　　林先生安静下来了——如此猛烈而持久的呼啸大概消耗了他不少体力，所以需要稍事休息……室内笼罩着风暴之后的宁静，使我得以对另一件东西作安静的思考。这件东西是方丽华父亲写的一封信，就是提及徐先达叔侄的那封信。方丽华说，这封信一定会唤起“徐老师”对往事的回忆。这封信确实多处谈到徐先达及其侄子，但也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内容，只是满纸的书卷气，使人感到很“迂”，要是用唐亚辉的话来说，就是很“方”。比如他前面说：“瓶梅你瞩我与人勿谈国事，以防因言贾祸，我自当谨记斯言，使你放心。”然而他后面就把“斯言”忘了，说他“日日与先达叔侄结伴，或作临江之游，或作长夜之谈。畅论时事，臧否人物，淋漓尽致，不亦快哉！先达深邃，洞幽烛微，鞭辟入里，常有惊人之言，闻之感慨丛生。其侄弱冠之年，谈锋甚健，快人快语，亦庄亦谐，每每令我解颐大笑，乐而忘返……”

　　“呜呼”一声，林正礼忽然雷霆万钧起来。还变换着声调：时而像山呼，时而像海啸，像万马奔腾，像狂风怒号，大河奔流，波浪汹涌，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苏东坡一出现，意识便渐渐模糊起来……总而言之——我迷迷糊糊地想——文如其人，文如其姓，这位历史教授整个儿是一个“方”的形象：为人处世方而不圆，说出来的话是方的，就连写的字也是方方正正的宋体，一行一行整整齐齐地竖着排下来，就跟书上印的一样…

　　就跟书上印的一样？——这话好像是妈妈说的嘛。妈妈把眼镜推倒额头上，说：“这个人的字体很特别，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有人这样写字，就跟书上印的一样……”妈妈说这话的时候，眯起眼睛注视着一本……咖啡色的日记！

　　我悚然一惊，霎时明白异样的感觉是怎么来的了：字体！没错——我错过的东西就是他的字体！这封信上的字体与那本日记一模一样！

　　难道日记是他写的？可是住址不对呀！他的住址在信封上写得清清楚楚：嘉平市饮马街186号，而我家所在的那条街当时叫友好北路。附近几条街道也都是这种名字嘛：西边的叫友好西路，南边的叫友好南路，友好南路上有个中苏友好协会，这些“友好”的街名大概就是这么来的……且慢！

　　我心里咯噔一声，眼睛倏地睁开了。银色的雪光从窗户散漫地映进来，屋子里面一片冷冰冰的亮堂，使我在被窝里打了一个寒战。该死！这个问题我怎么早没想到：中苏友好协会是解放后才有的，因此友好北路这个街名也是解放后的，解放前应该是另外一个名字！会不会就是饮马街呢？要是这样的话，事情可就太巧了……

　　于是我对林先生充满感激，因为他促使我给自己增添了一项“寒假作业”——搞清楚友好北路以前叫什么名字。要是没有林先生今夜的鼾声，我恐怕就会将这项重要的任务遗漏了！

　　20

　　到家那天晚上，我便问起这件事情。妈妈和奶奶的说法是一致的：饮马街？没听说过！这条街以前就叫友好北路，没有别的名字，我们搬来的时候人家就是这样说的，那时你上二年级了，应该记得嘛！

　　当时的情况我的确有点印象：这个房间就像从来没住过人似的——地板上的灰尘老厚老厚，脚一踩下去就飞起来呛人鼻孔；墙角层层叠叠地布满蜘蛛网，顶棚垂着一缕一缕棉絮状的黑东西，在半空中颤巍巍地摇摇摆摆，仿佛随时都会掉到头上来，所以我总是拼命地缩脖子……这些回忆影响了我食欲的发挥，搞得两位亲人很不甘心，再三叫我多吃一点。

　　第二天早晨，阳光在天井中映出一个明亮的方块，预示着今天是个大晴天。因此我出发去拜访徐先达的侄子时，心中一片喜气洋洋。

　　刚出门便听见长长的一声：“噗——”这声音是唐伯伯也就是唐亚辉他爸发出的。跟所有的裁缝一样，唐伯伯最常做的动作之一，就是嘴里含上一大口水，缓慢而均衡地从唇间喷出来，形成一片细蒙蒙的水雾撒到布料上，这时他就会发出此种独特的声音。我美好的童年就是在这种声音中度过的，以至于进了大学后，老师一讲到“喷雾除尘”，我就会想起他老人家鼓起两腮抿紧嘴唇的模样，认为工业用的喷嘴大可借鉴此种造型。

　　唐伯伯一看见我就想说话。他在任何人面前都要产生说话的冲动。以前有一次，他进行“喷雾作业”时有个人向他问路，他一冲动就把嘴里的水吞下去了，呛得眼泪都流了出来。因此我赶紧站下来，示意他不要着急，把嘴里的水喷完再说。

　　唐伯伯还是有点着急，喷出的水雾就成了水柱，将布料洇湿了一大块。然后他开始亲热地问长问短。我有限的寒暄话很快消耗殆尽，唐伯伯却方兴未艾。我只好没话找话，问唐亚辉在不在家。“这个砍脑壳的！”唐伯伯对儿子的称呼跟多年前一模一样，毫无改革创新，“这个砍脑壳的一爬起来就跑出去耍啰，也不陪老子说一会儿话！”

　　于是我只好继续陪他“说一会儿话”，实际上是恭听他的独白。听着听着，我忽然想起他是这条街的老住户，便问：“唐伯伯，你听没听说过饮马街？”

　　唐伯伯顿时眉开眼笑，一副正中下怀的神气，就像爱因斯坦听到有人问起了有关相对论的高深问题。却不立即答话，而是先喝了一口茶润润喉咙，看样子打算长篇大论。但他这么一耽搁，就有人跳出来越俎代庖了。

　　“我听说过！”里屋突然响起一个声音，接着门帘一掀，露出一颗浑圆的脑袋，这是唐亚辉的弟弟唐二娃，现在长得比他爸还高了。“舒雁哥哥，你说的这条街我晓得！”

　　“讨厌！”唐伯伯愤慨地横了他一眼，“老子一说话你就来多嘴，生怕人家把你当哑巴卖了唆？人家问的是我，又没有问你，你闹啥子闹？”

　　“我就是晓得嘛！”唐二娃抢着说，使我感到饶舌这种爱好也是可以随着血统遗传的，“这条街在西门那边，金丝街拐弯就是。”

　　“乱说！”唐伯伯立刻痛加驳斥，“金丝街拐弯是金马街！你连金银铜铁都搞不清楚了嗦？枉自还是高中生，人家问的是银马街，你给人家说金马街……”

　　我发现他老人家搞错了，赶紧说：“唐伯伯，我问的不是银马街，是饮马街，饮水的饮。”说着我做了个喝水的动作。

　　唐伯伯跟着做了个同样的动作——不是假动作，而是真的端起搪瓷茶缸喝了一口，然后戏弄地看着唐二娃：“你说嘛，饮马街在哪儿？你不是啥子都晓得哇？咋个哑巴了喃？”

　　唐二娃眼睛一翻：“我看你也不晓得。”

　　“哪个说老子不晓得？”唐伯伯把茶缸一顿，突然提高声音：“就在你们脚底下！”唐二娃莫名其妙地看看脚下，于是他爸更加神气了：“我们这条街解放以前就叫饮马街！”

　　我心里一跳：“唐伯伯，你晓不晓得饮马街186号在哪儿？”

　　“就是你们家嘛！”唐伯伯朝我一指。二娃马上报复性地笑了：“爸你才是乱说，他们家是11号。”

　　“砍脑壳的你晓得啥子？”唐伯伯不是一般的激动，“11号是现在。现在是现在，以前是以前。老子说的是以前，以前饮马街的门牌是从张家茶馆那头排过来的，排到我们家是185号，隔壁袁家就是186号……”

　　“袁家？”我有点失望，“186号那时候住的人姓袁？”

　　“不是。”唐伯伯立即换上笑眯眯的表情，以示对我的客气，“你们家住的是房客，房客不姓袁，房子的主人家姓袁。姓袁的是个国民党的大官，我也不晓得他住啥子地方，只听说他名下的房子多得很，解放后统统遭政府没收啰，归房管局啰。后来你们就搬来啰，你爸爸是房管局的嘛……”

　　我忙把话题拉回来：“唐伯伯，那个房客究竟姓啥子？”

　　“姓这个……这个……”唐伯伯“这个”了半天，还是没想起来，就很洒脱地放弃了：“不管姓啥子，反正是个眼镜，还找我做过衣服……”

　　我从胸前口袋掏出一张发黄的照片：“是不是这个人？”

　　唐伯伯把照片拿到尽可能远的地方，眯起眼睛费劲地看了半天，看得我的一颗心越跳越厉害，几乎要从胸中跳出来。最后他终于点了下头：“就是这个先生，就是这个戴眼镜的先生。这个先生的衣服就是我做的……”

　　唐二娃哈哈大笑：“我的爸吔，你老人家看清楚没有喔？人家穿的是西装，你根本没得那个技术！”

　　“哪个说老子没得技术？老子给他做过一件棉背心，穿在西装里头的……”

　　父子二人就缝纫技术问题激昂地辩论起来。我抚摸着起伏跳荡的胸口，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一个多年的难解之谜就这样突然解开了，解开之后才发现谜底原来就在身边……

　　但愿今天在嘉华大学也能碰到同样的好运气！

　　21

　　寒假里的嘉华大学冷冷清清。我一连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徐先达。我想这可能是他们太年轻的缘故，便去问一个戴红袖章的老头。老头说声“跟我来”，就带我走进一座办公楼，来到一扇贴着白纸的房门跟前。老头敲门的时候，我看清了那白纸上写的是“嘉华大学保卫处寒假值班室”，正在纳闷老头把我带到这里来干什么，老头已经将门推开了。

　　进门以后的情景，后来我回忆过许多次，所以我可以百分之百地肯定下面写的对话内容是完全准确的。

　　烟雾腾腾的办公室里，两张办公桌头碰头并在一起，左边坐着一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手里夹着一根烟卷，屋里的烟雾显然就是他制造的。他对面是个烫发的少妇，正在一面打毛衣一面磕瓜子。

　　小伙子一见我们进来，立即皱起眉头向老头发问：“他怎么回事？”

　　我抢在老头前面说：“同志，我是来找人的。请问你知不知道历史系的徐先达？”

　　“徐先达？”小伙子将披在肩上的军大衣往上拉了一下，询问地看了看对面的少妇，“张姐，你知不知道这个人？”

　　少妇嘴巴一张，却只吐出了一个瓜子壳。于是小伙子朝我很不耐烦地摆手：“没有，没有，我们嘉华大学根本没有这个人！”

　　这时张姐突然说话了：“徐先达早就死了……”

　　“是的是的，”我说，“我知道他死了，我要找的是他的侄子……”

　　“那你应该直接说嘛，为啥子要绕那么大个弯弯？”张姐笑起来原来挺和气的。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徐先达的侄子叫徐伯明，是制革教研室的主任，就住在我家楼下……”然后她将徐伯明的住址以及走法很详细地告诉了我。

　　两个小时以后，我从徐伯明家出来，心绪矛盾而复杂，灰暗之中又夹杂着一种隐隐的兴奋。我拿不准这种兴奋有没有道理，因为它的依据不是事实，而是一个早已作古之人的“心理作用”，而徐伯明今天谈到的事实，却是十分令人沮丧的。

　　见到徐伯明的第一眼，我心中就涌起一股强烈的失望——这个人并不是我见过的那个“老徐”。但在他开口问起方丽华母女的情况时，我察觉到他的江苏口音很明显，又生出一丝幻想：也许方丽华要找的那个“江浙口音”就是他，只是把他的相貌记错了？不过这个幻想很快就破灭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方丽华母亲在什么单位工作，自然也不可能在北京对方丽华说那番话。

　　更大的失望发生在谈话进入实质性阶段以后。这时徐伯明将爱人和孩子支出去买年货，然后小心翼翼地将门和窗户都关起来，压低声音谈起了他对方步岳的“个人印象”。我认为他根本没有必要搞得这样诡秘，因为他的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说来说去都是一个意思：方步岳的学问人品，他与他叔叔向来都是很敬佩的，万万没有想到方步岳竟然是个特嫌分子。最后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你觉得方步岳真的是那种人吗？他说当然是啊，不然他怎么会跟特务头子一起坐飞机跑到台湾去呢！

　　这倒是个前所未闻的“新情况”，所以我追问了一句：“他是跟特务一起离开学校的？”

　　“千真万确，我叔叔亲眼看见的。那天是1949年12月4日，我叔叔和一些同事在校门口聊天，亲眼看见方步岳和那个特务头子坐着一辆小汽车，开出校门走了。当时大家也不知道他们是到哪儿去，过了几天，嘉平解放了，才听说他们那天乘车去了飞机场，从那里直飞台湾了。”

　　完了！我绝望地想，一边呆呆地望着他硕大的鼻子。他的鼻子与他叔叔一样呈鹰钩形，两旁光溜溜的，并没有什么瘤子。但是，他有没有瘤子，他是不是“老徐”……这些事情现在还有意义吗？既然谜底已经水落石出板上钉钉，再费心思去考虑诸如此类的问题就毫无必要了……

　　我的心冷到冰点，几乎连跳动都停止了。然而徐伯明下意识地摸摸鼻子，又说出一番话来：“这件事情许多人都看见了，可以说是有目共睹，铁证如山，可是我叔叔却死也不肯相信方步岳是特嫌……”

　　“为什么？”我觉得心脏又开始跳了。

　　徐伯明不以为然地摇着头，把他叔叔的想法告诉了我：当时军管会认为方步岳是特嫌，唯一的依据就是他叔叔亲眼看见的那一幕。然而当时曾有这样一个细节：汽车从他们身边一闪而过时，方步岳在车里朝他叔叔挥着手喊了一声，由于隔着玻璃，听不见喊的是什么。他这个动作在场的人都看见了，可是理解各有不同：其他人都认为方步岳是在挥手告别，唯有叔叔觉得方步岳是在呼救，所以他当天回来就对徐伯明说，他怀疑方步岳是被教务长绑架了！

　　“教务长？”

　　“就是那个特务。这个人我几乎没打过交道，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不过学校里的教师都认识他。据我叔叔说，解放前一般人并不知道他是中统，只知道他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很多人都去巴结。但是方步岳对这个人特别反感，说这个人和沃尔夫狼狈为奸……”

　　“沃尔夫是谁？”

　　“沃尔夫是个洋教士。嘉华大学最初是教会办的，学校里还有个小教堂，”里面住的牧师就是沃尔夫，不过他在解放前几个月就回国去了，跟方步岳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方步岳怕的主要是教务长，尤其是在逃往台湾之前那一段时间，方步岳不知为什么，总是躲着这个人，有一次还悄悄对我叔叔说，他有种预感，觉得自己要遭这个人的毒手。所以我叔叔一看见方步岳坐在这个人的汽车里，就认为他是被绑架了。我叔叔曾经向一位军代表谈过他的看法，军代表说，特务的活动往往是隐蔽的，你只看到了方步岳在你面前表现出来的东西，可是你并不知道他跟那个教务长私下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到目前为止，他们的真实关系看来谁都不清楚。这以后我叔叔就再也没对人提过这件事。但是他临死之前还对我说，他觉得方步岳并没有去台湾，而是早已在特务手中遇害了……”徐伯明顿了一顿，突然长叹一声，“如果真是这样，我认为反而好一些，至少比他是特嫌要好嘛，对吧？可是，方步岳既不是共产党，也没有参加地下党的外围组织，特务干什么要绑架他杀害他呢？这一点，连我叔叔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所以我看这都是他老人家的心理作用，当不得真的，你说是吧？”

　　我沮丧地点着头，觉得这确实是他老人家的心理作用，同时觉得再谈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只是，为了能够将方步岳的情况完整地带回去，我还需要了解一个小问题：跟他一起走的那人叫什么名字。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徐伯明马上说出一个姓名。我听了一愣，顺手拿过一张纸，将他说的名字写下来。徐伯明看了点点头：不错，就是这三个字。

　　我莫名的兴奋就是在这一刻产生的。我望着徐伯明苦笑的面孔，突然觉得事情并不是他说的这么简单，只是我一时说不出道理罢了。

　　这个道理，我在回家的路上终于理出了一个头绪：我之所以能够将那个名字准确地写出来，是因为我当年摘抄方步岳那本日记时，曾把它写过好几遍。摘抄的内容，现在已是一片模糊，但是有个印象是不会错的——方步岳在日记里每次提到这个名字，都带着一种深恶痛绝的语气。这本日记是方步岳的私密，写的当然是真心话，所以这就是他和那个教务长的“真实关系”。所以徐先达的“心理作用”就未必当不得真！何况还有另外一个姓徐的人也是这种说的：“方先生根本没有去台湾当特务。”这个人看来比徐先达更了解内情，否则他不可能说得这样肯定。

　　于是我决定晚上去黎明家，向他打听这个人的线索。黎明的家就是刘思秀在十六中的宿舍，卓娅芳家的对面。不过去以前需要认真准备一下，不但要带上“老徐”的照片，还要对我找“老徐”的理由编出一套可信的说法，才能打消黎明的顾虑，否则他恐怕还是不肯说实话……

　　“舒雁，想什么呢？撞到人身上都不知道！”一声呼喊将我惊醒。我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北门大桥，面前站着唐亚辉，一手抱着足球，另一只手拍着一个大个子的肩头：“你看这是谁！”

　　我定睛一看，不由得惊喜地叫起来：“罗大脚！”

　　“你怎么还叫罗大脚？应该叫解放军叔叔！”唐亚辉说。罗大脚马上擂他一拳：“乱弹琴！”然后笑着向我伸出手来：“舒雁，你好。”

　　我高兴地拉着他的手，感到他的确有股子“解放军叔叔”的味道：壮实的身躯端端正正的，一双大手温暖而有力，笑的时候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显得很友善很谦和，比我们这些学生娃娃成熟多了。再叫他罗大脚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我又不知道他的名字，呐呐地不知说什么好。他察觉到我的困窘，宽容地笑了一下：“我叫罗剑云。”

　　“你好你好，罗剑云你好，好几年没见，原来你当兵去了。”

　　罗剑云还没答话，唐亚辉又叫起来：“什么当兵？人家是四个兜的。”

　　“出洋相！别听他咋唬。你看我身上，一个兜也没有嘛。”罗剑云笑着说。他身上果然一个兜也没有，因为他和唐亚辉一样，都穿着球衣。问了一下，才知道罗剑云是作为体育尖子参军的，一直在军区体工队，这次回家来过春节，被唐亚辉找上门去，硬拉他去铁路局体育场练足球。然后罗剑云又问我从哪儿来。我说去嘉华大学办了点小事。唐亚辉一拍大腿：对了，我们干脆到嘉华大学去练球吧！寒假期间大学里头最清净，不像铁路局体育场，尽是些中学生在那儿挤来挤去。老罗今天你可要教我几手绝活！罗剑云露出雪白的牙齿笑笑说，咱们互相学习互相促进嘛——他的确很像个解放军叔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