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六终于向小左交了卷。星期一他告诉我,昨天他们排练了一整天,大家对我写的东西佩服得五体投地,当时在场的系团总支书记老王也很满意,一连说了几个很好。这虽是意料中事,但我是个善于在生活中找到快乐理由的人,因此,晚自习后从图书馆出来,晃晃悠悠向宿舍走时,想起小左的话,我便在心中自鸣得意。然后就听到后面有人叫我的名字,一转身,看见方丽华提着书包从台阶走下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她在叫我,但我站住了。
方丽华径直走到我面前,笑盈盈地说:“舒雁,谢谢你!”
我头一次发现她笑的样子原来是这样的甜,便呆呆地望着她,很不争气地丧失了语言能力。
“谢谢你给我把词典送回来。”她又说,然后抿嘴一笑,“愣着干吗?走呀!”
我这才挪动脚步,同她一起朝着宿舍的方向走去。然而一迈腿就出了岔子,我发现自己竟然是伸左手迈左脚走成了“一边顺”,赶紧悄悄更正过来,同时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说点很礼貌很得体的话——结果就说了一句很愚蠢的套话。我嗫嚅着说:“这是我们应当做的……”
她不禁哑然失笑:“你说话怎么像个少先队员似的?真逗!”
她这么一笑,气氛松动了,我的舌头就流畅起来。但是愚蠢并没有缓解,所以我流畅地说了句更蠢的话:“其实我做得还很不够。”
不料她立刻点头:“这话你算说对了!你干吗不直接把字典交给我呢?字典上不是写着我的名字吗?”
我说:“我怎么知道那是你的名字……”
“是吗?”她把头一偏。
“本来就是这样嘛……”
她下意识地摆摆头,将辫子“整理”一下。我知道这是她的“热身动作”, 意识到她将要说出一番很认真的话,不禁把呼吸屏住了。
她看了我一眼,声音很轻地说:“其实我们早就互相认识了,对吧?”
我一下子懵了,不知道该承认还是该否认。幸而这时已经到了一个路口,我们该在这里分手各奔自己的宿舍,她没等我回答,笑嘻嘻地说了声“明儿见”,就朝9号楼的方向走去了。
“明儿见”?这就是说,从今以后我跟她就算是熟人了?
第二天在校园里遇到,她果然朝我点头微笑,就像见到老熟人那样。而且以后每次相遇都是这样。如果碰巧同路,她还会跟我边走边聊上几句。虽然只有寥寥数语,我已经很满足了。
第一次超过十分钟的交谈是在医务楼旁边的小湖。那天我去看扁桃腺,出来时正好遇见她。两人都说自己不急着到哪儿去,就绕着湖边的小路转了一圈,这时我早已不再“一边顺”,走得轻松自如,跟没事似的。
她问我是不是和卓雅芳很熟。我说我们初中就是同学了,不过以前接触并不多,因为那时我们很分男女界限。她忽然咬着下唇笑了一下,说我看你现在也很分男女界限吧,要不怎么会这样不懂礼貌,明明早就知道人家名字,偏偏装作不认识!我反问她:你怎么知道我是这样?她却说:因为我也早就知道你叫舒雁,我知道你和我是一样的,可你一直装聋作哑!我禁不住有点狼狈,半天才想出一句话:你不也是这样吗?她跺了一下脚,说可你是男生我是女生呀,哪有男生等着女生先开口的?我说正因为你是女生,而且是北京的女生,我才不想跟你说话。她立刻把头一偏:“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有些北京的女生对外地人有种……”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措词,便做了个含糊的手势。
“有种什么?”她很专注地看着我。
“有种……怎么说呢,”我把手一挥,“傲慢与偏见。”
她噗的一声笑了:“你呀你,真逗!连贬斥人都要引经据典。”
“我什么时候引经据典了?”
“《傲慢与偏见》,简.奥斯汀,还不算引经据典吗?”
我明白过来,也笑了。她又说:“这本书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你知道吗?”我摇摇头,她就接着说下去,“简.奥斯汀一开始将这本书的初稿命名为《第一次印象》。哎,你怎么这样看着我?傻样儿!”
我当时肯定是一脸“傻样儿”,因为我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个像她这样的女生。我在中学时代曾有一个错觉,以为所有大学的校园都充满“五四”延续下来的那种浓厚的文学氛围,人人博览群书,个个谈吐风雅,进来以后才发现,在我们这所工科院校里,许多人与文学是绝缘的。特别是女生。女生普遍比男生更务实,更不愿意花费时间去看那些“闲书”,也就(请妇联恕我无礼)更加孤陋寡闻。因此当我发现她对文学比我懂得还多时,就心荡神驰了。
她对我的思想活动一无所知,只顾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说:“你还记得咱们的第一次印象吗?”
“记得,是在图书馆。”
“又装!”她剜了我一眼,“怎么是在图书馆呢?咱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嘉平。我相信你没有忘记,因为咱俩在图书馆碰到时,一下子就互相认出来了!”
我感到一阵眩晕,就像窒息很久的人猛然吸到一口清新的空气那样。原来她什么都记得!
“你给我留下的第一次印象,就是你现在这个傻样儿!那时候你像个很小的小孩儿,我还以为你是小学生呢。我觉得这个小学生真好玩,捧着本那么厚的书边走边看,撞到别人身上都不知道。我向你问路的时候,你眼里的神情特有意思,就像脑子里在想着某个很远很远的地方似的,半天收不回神来。后来我在图书馆向你问话,你从书上抬起头,也是这种眼神!所以,我坐下来这么一想呀,”她举起食指朝着太阳穴轻巧地绕了一圈——这是某些北京女孩表示“大脑在运转”的习惯手势,“马上就想起来了:哈,你就是那个小男孩!然后我发现你也想起我是谁了,就等着看你什么时候来跟我开口说话,没想到一等就是三年,要不是我把字典搁那儿……”说到这里她猛地咬住嘴唇,来了个“急刹车”,脸倏地红了。
我心里就荡了一下。
分手后,我反复思索她说的“把字典搁那儿”这句话。这话可以有两种解读。一种是“我把字典落那儿了”。如果是这样,事情就很简单,很平常,没有丝毫的悬念。可是……可是她干吗说了一半突然噤声不语,仿佛发觉自己失言了似的?莫非她是有意将字典“搁”在我面前的?要是后面这种解读成立的话,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然而,这是不是太匪夷所思了?
我就这样浮想联翩,一会儿认为应作这种理解,一会儿认为应作那种理解。直到今天,我也没搞清楚那本字典究竟是“落”还是“搁”在那儿的,因为她后来再也不曾提起这件事情,而我又不好意思问。那段时间我对自己意见很大,主要是恨自己脸皮太嫩,每当谢天浩在寝室里大侃“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我总觉得他说的就是我。
5
地质学院与我们学校门对门,中间只隔着一条马路。唐亚辉骑着一辆借来的破自行车,飞一般地穿过马路,从地质学院直接冲进我们的边门,被眼疾手快的看门老头一把扯住了。老头指着“出入下车”的牌子,问他眼睛干吗使的,这么大的字都没瞅见?唐亚辉嘻皮笑脸地说我瞅见了也没用,我不识字啊。老头说不识字你到大学来做什么?走走走我们到保卫处说去。两人正在理论,一辆黑亮的小轿车开到紧闭的中门外面,不耐烦地鸣着喇叭,催促老头快快开门。老头见是当官的来了,不敢怠慢,便想丢下唐亚辉去大开中门迎候,却反被唐亚辉扯住了。唐亚辉指着小轿车,义愤填膺地说:“您看您看,这帮小子也没下车。在您老面前不下车太不像话了,我这就去把他们叫下来。”围观的人群立刻轰然大笑起来。
当时我正从邮局回来,挤进人群一看,只见看门老头面红耳赤,在唐亚辉怀里痛苦地挣扎。唐亚辉死不松手,还搂着他的肩头说看看看,这帮坐小车的把您老人家气成这样儿,我真担心您让他们给气坏了。我叫了一声唐亚辉,他才把老头放开,叫我赶快上车,一起去找卓娅芳。
我跳上后座,唐亚辉脚下一使劲,没有铃铛的自行车丁零当啷一路乱响,不一会儿便到了9号楼前。卓娅芳和一群女生正在托排球,唐亚辉两腿一叉将车刹住,大叫一声“卓娅芳!”那群女生一齐回头,好奇地把眼睛对准我们,主要是对准唐亚辉。唐亚辉一米八的个头相当惹人注目,加上刺猬般竖起的头发,更显得雄姿英发,尽管两只耳朵依然招风如故,却恰好给他添加了一种幽默的韵味,颇有刚柔相济之妙,所以卓娅芳每次看到他都忍不住要笑。卓娅芳一笑,唐亚辉就顺势而上油嘴滑舌插科打诨,把气氛搞得越发喜人。
但是今天卓娅芳跑过来时,却故意绷着脸:“唐亚辉,你不在地质学院好好呆着,跑到我们这儿来捣什么乱?”
“咦——?”唐亚辉惊愕地向我转过脸来,“该同志怎么这样不友好?你们工程学院就是这样接待客人吗?而且这位客人还是兄弟院校的足球队长,大名鼎鼎的唐大脚!”说着他抬腿做了个旋转360度猛踢一脚的漂亮动作,随即将腿一曲手搭凉棚,化为瞭望远方的孙悟空造型。
卓娅芳绷不住了,噗地一笑,转身就走:“行啦行啦,别在这儿出洋相了。你今天到底有什么事?”
唐亚辉推着自行车屁颠屁颠地跟上去:“我是来报告一个好消息:国庆节即将来临啦!”
“这件事全国人民都知道,还用得着你来专门通知?”
“该同志言之有理。”唐亚辉一本正经地点头,“全国人民都知道应该好好玩一玩。所以我专程前来,献上一条劳逸结合的合理化建议——国庆节咱们三个到香山去爬鬼见愁,好好玩上一天,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爬鬼见愁我就不去了。”卓娅芳说,“我可不像你们地质学院的人那么善于攀援——你们一个个就像猴子变的。”
唐亚辉显然有些失望,但他反而更加嘻皮笑脸:“卓娅同志,你……”
卓娅芳马上打断他:“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别叫我卓娅,影响不好。”
“中学里头大家不是一直这么叫你吗?”我有些奇怪。
“中学是什么年代?”卓娅芳很认真地说,“那时候苏联还没有变修,卓娅在大家心目中还是正面形象……”
“卓娅现在也是正面形象吧?”
“按理说应该是,可是实际情况不是这样。有些人一听这个名字就产生误会,说是修正主义味道……”
“怎么可能呢?难道他们连《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不知道?”
卓娅芳看了我一眼,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舒雁,你总是以为别人都跟你是一样的人……”
“好吧好吧,那我就叫你卓娅芳同志。”唐亚辉说,“卓娅芳同志,你何必这么谦虚,硬说自己不善攀援呢?你不也是猴子变的吗?”
“你说的什么话?”卓娅芳忿然作色。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我没有那么伟大。这话是达尔文说的。”
卓娅芳又被他逗笑了。“反正你比我们更像猴子。”
“多谢夸奖!”唐亚辉优雅地鞠躬,“如此说来,鄙人应当算是达尔文学说最直观的证据,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值得大家加倍珍惜,是不是?既然我是如此珍稀的标本,卓娅芳同志你怎能拒绝我的邀请呢?不去香山也行嘛,你说去哪儿咱们就去哪儿。要不就去个近点的地方,你看颐和园怎么样?”
唐亚辉边说边用脚悄悄踢我,于是我也帮着劝卓娅芳劳逸结合。卓娅芳就解释说,这个国庆节她的事情太多,的确没有时间。
说话间已将唐亚辉送到校门口。看门老头见到唐亚辉便怒目而视。唐亚辉向他露齿狞笑,老头马上躲进传达室去了。卓娅芳奇怪地问唐亚辉朝谁做鬼脸。唐亚辉满脸无辜:“我做鬼脸了吗?没有呀!我只是痛心疾首。我觉得你这个班长当得太辛苦了,连国庆节都不肯休息……”
卓娅芳打断他说,去去去,我的事情不用你管,你还是赶快回去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是唐亚辉不肯走,他又把列宁抬了出来,说是连列宁都说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工作,卓娅芳同志你总不可能比列宁还伟大吧。卓娅芳干脆不理他,对我说,舒雁你看,那就是你那天要找的方丽华。我赶快回头,看见方丽华正从行政楼前走过,后面还是亦步亦趋地跟着那匹“马”。
“旁边那人是谁?”我问卓娅芳。
“赵军,他们班的副支书。”
唐亚辉哼了一声:“准是个土老冒。”
“你可不要以貌取人,”卓娅芳白他一眼,“他是个高干子弟。”
“高干子弟?”唐亚辉一脸坏笑,“怪不得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你说话怎么这样难听?人家是在做思想工作……”
“这思想工作的题目,大概是‘怎样正确地谈恋爱’吧?”
卓娅芳忍不住又想笑,但她想保持严肃,就狠狠骂他:“亏你想得出来,真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那我就不明白了。”唐亚辉一副天真模样,“她的思想工作干吗不换个女生来做,她们班的女生都死绝啦?”
“没死绝。她们班的团支书就跟她一个寝室,可是让她给得罪了。”
唐亚辉马上问是不是因为这堆牛粪吃醋?卓娅芳又将他痛斥一顿,然后才说,因为方丽华的母亲是个医生,所以她也比较爱干净,每天回到寝室第一件事就是把开水打来,让大家吃饭前把碗烫一烫,说这样卫生一些。别人都没什么,可是那个团支书蒲金凤疑心很重,认为她在影射自己是农村来的不讲卫生,气得够呛。“方丽华就是这么一个幼稚单纯的人,把人家得罪了,自己还不知道。”
唐亚辉呵呵大笑:“吃力不讨好,这个方丽华真是单纯得可以,跟咱们舒雁是一个型号的。”说着在我肩上重重一拍,拍得我心里一颤。然后他突然放声哀叫起来:“天哪!我怎么就这样倒霉呢?我的思想怎么就没人关心呢?卓娅芳同志,你干脆利用这个国庆节做做我的思想工作好不好?我向你汇报一下,我的思想问题大着呢……”
“打住打住,”卓娅芳说,“你还是向你们辅导员汇报吧!”
“我跟他汇报过了,他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叫我来找你……”
“我不听!”卓娅芳用手去堵耳朵。
“你不听我也要说!谁叫我思想这么落后呢?真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哪!学校不准谈恋爱,我偏跟学校对着干,天天都想谈恋爱,可是人家不给我机会,我就只能在心里谈,你看我这个思想问题怎么办!”说罢他直勾勾地看着卓娅芳。
唐亚辉脸皮之厚使我大吃一惊,同时又深感佩服。然而卓娅芳把脚一跺,转身就走了。唐亚辉顿时傻眼。看门老头在传达室里看见这一幕,立刻露出幸灾乐祸的笑脸。我赶紧把唐亚辉一推,陪他走过马路。
在地质学院门口和他分手后,我在路边站了一会儿,隔着马路看着方丽华窈窕的身影在铁栅栏后面时隐时现。我心想自己要是有唐亚辉一半的勇气就好了,这家伙的脸皮确实过得硬……
正想得出神,一个行人在我身边站住了。
“请问,到北京天文馆怎么走?”
我指了指身边的公共汽车站牌,告诉他:“就上这路车,坐到新街口再转一次车,就到了。”
那人笑着说声谢谢,便仰头去看站牌。我望着他的侧面,觉得这个理平头的中年人好生面熟,似乎和某些久远的东西有些关联,但又想不起来。
很快就来了一辆公共汽车,那人不慌不忙地上去了。汽车刚开走,就看见一个人横穿马路朝我跑来,正是方丽华!
“舒雁,刚才那人呢?”她焦急地问,“就是在这儿和你说话那个人!”
“他上车走啦……”
“走啦?”她失望地看着远去的汽车,“他说没说他去哪儿?”
“他说他要去北京天文馆,向我问路……”
这时又有一辆公共汽车开来停下,方丽华没等我说完,匆匆跳上车门。车门哐地一关,汽车便尾随着前一辆绝尘而去。然后我发现赵军站在马路对面。赵军沮丧地张着大嘴巴,显然因为他的“思想工作”被突然中断而感到扫兴万分……
6
唐亚辉过硬的脸皮给我提供了活生生的榜样,使我的生活变得幸福起来。
我早就发现,每天晚自习结束后,赵军与方丽华走出图书馆便各奔东西。原因也很简单:电气系男生住的宿舍楼在图书馆东边,而方丽华住的9号楼在图书馆西边。我住的宿舍楼也在图书馆西边,因此我许多次设想过这样一种情景:我在图书馆西边的路上磨磨蹭蹭,等到方丽华过来时,我就装作“偶遇”的样子上前叫她一声……
设想很美好,从理论上说来也没有破绽,唯一的问题是需要太大的勇气,所以我始终没有付诸实践。但是自从在唐亚辉身上找到了效仿的榜样,我一下子就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了。报纸上宣传先进典型时经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想就是这个道理。
我怀着从唐亚辉那里汲取的无穷力量,天天晚上与方丽华“偶遇”,然后幸福地陪着她边走边聊,一直走到通往9号楼的路口才分手。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文学。我发现她果然读过许多名著,特别是外国作家的作品。当时这些作品的处境已很尴尬:一方面,图书馆还在敞开出借;另一方面,喜欢借来看的人又被视为思想情调不健康。于是这种人在每个班都成了极少数,类似于后来文革中常说的“一小撮”,而他们对文学的“不健康”爱好,也就成了一种准低级趣味,有点见不得人似的。所以“一小撮”在 “一大撮”面前绝口不谈文学,否则就是自找没趣,弄不好还会惹来各种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麻烦。我可以断定,在六十年代的大学(至少是理工科大学)里,几乎每一个文学爱好者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一种孤独感。
我和她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当我们发现彼此原是同类时,立刻有了共同语言。于是我们之间的话就越来越多,越来越长。有时到了应该分手的时候,两人谈兴正浓,便会不约而同地掉头往回走,在校园里再绕上两圈。
国庆节后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不知怎么聊起了前不久学校里的诗歌晚会。对各系的创作评头品足一番以后,她笑着问我:“工艺系的《祖国颂》是你的大作吧?”
“你怎么知道?”
“猜出来的。”
这时我已深得唐亚辉的真谛,具体说来就是开玩笑要敢于放肆,因此我像唐亚辉那样叫起来:“哟嗬!你简直赶得上吉普赛女郎了!是看着水晶球猜出来的吧?”
“吉普赛女郎根本用不着看水晶球,因为她早就知道谁是工艺系的笔杆子……”
“应该说是工艺系的前笔杆子,现在已经洗手不干了。”
“这么说,那是你的最后绝唱喽?能不能给我看一看?”
“干吗呀?想挑刺是不是?”我有些摇头摆尾,“我这可不是《早春二月》……”
“美的你!”她立刻给我浇了一瓢凉水,“你离《早春二月》还差得远呢!不过有些句子还挺动人的,所以我想看看……”
“我写好就交出去了,没留底。明天我把它找来给你吧,恭请不吝赐教。”
“岂止是赐教,我还要不吝批判!”她把头一仰,放声大笑。
“方丽华,”我说,“我觉得过去的你又回来了。”
“过去的我?”她疑惑不解地看着我。
“我的意思是说第一次遇见的你。那时你是个爱说爱笑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后来在这里再见到你,却发现你不怎么爱说话,并且总是很……”
“很严肃,是不是?”
“不仅严肃,而且……忧郁。”
她想了一下,笑着摇摇头,带点自嘲的意味:“你说的没错,高中毕业后,我的性格的确变了。”然后看我一眼,忽然换了话题,“舒雁,问你个正经事:你毕业以后,打算去什么地方?”
“没想过。”我说。最近这段时间我很不愿意想毕业分配的事情,因为一旦毕业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
“没想过?”她似乎感到很好笑,“你呀,真不像个毕业班的。很多人一入学就在琢磨毕业以后的去向,你倒好,到这种时候了还跟没事人似的……”
“毕业分配是学校决定的,由不得我。”
“可是,你不是要填志愿表吗?”她很认真地说,“所以你在一定范围内还是可以有所选择的。你不预先考虑好,到时候怎么选择?”
我点点头:“卓娅芳也这么说……”
“她怎么说的?”
“她说她们班很多人早就在摩拳擦掌,准备奋斗一场,提出的口号是‘战上海,争北京,不远不近到天津’……”
“这就对了嘛!所以你也应该早作考虑。不过你不是北京人,留北京的可能性不大……”她说到这里,深深叹了口气,我心里一阵发凉。
我仰头望着满天繁星,万般无奈地吐出一句话:“方丽华,你说我到哪儿去好?”
“我也不知道……”她声音很轻,仿佛在自言自语。一阵微风吹过,白杨树沙沙作响,仿佛在轻轻地叹息。几片树叶飘落下来,掉到我的头上,片刻之后又随风而起,不知飘向何方去了。
默默地走了一段,方丽华抬起头,轻盈地“整理”一下辨子,“听说你们专业每年都有嘉平的名额,是吗?”
“是的……”
“那你可以选择回嘉平嘛……”
“卓娅芳给我出的也是这个主意。可是……”
“可是什么?”她专注地看着我,黑眼睛亮晶晶的。
我本想说那样就将与她天各一方,话到嘴边拐了一个弯:“在你们北京人看来,嘉平大概是个很边远的地方吧?”
“谁说的!我对嘉平就很有感情,因为我是在那儿出生的。”
“是吗?这么说,你我原来是老乡?”我发现与她又近了一层,喜出望外,信口引用了一句俗语,却说了个颠三倒四:“美不美,故乡人……”
她噗哧一声笑了:“瞧你高兴的,傻样儿!认个老乡至于乐得这么语无伦次吗?那句话本来是:美不美,家乡水,亲不……”她突然咬住嘴唇不说了。
“接着说呀!怎么不说啦?”我边说边笑——当然是一脸坏笑。
她“咚”地捶我一拳:“没想到你还这么坏!”
这一拳打得很重,重得出乎双方的意料。被打的一方心头热乎乎的,打人的一方却羞涩起来,低头不说话了。
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地上,时而变得很短,时而拖得很长。最后是我打破了沉默:“你父母也是我们嘉平那边的人吗?”
她摇摇头:“都是北京人。”
“那你怎么会出生在嘉平呢?”
她沉了一下,说:“解放前嘉平有个嘉华大学,旁边有个嘉华医院,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当然知道。嘉华大学现在还叫老名字,不过嘉华医院早就改了名,现在叫第一人民医院。”
“我父母是抗战时期疏散到嘉平的,父亲在嘉华大学教书,母亲在嘉华医院当医生,我就是在那所医院出生的。”
“那你应该在嘉平生活过一段时间,对不对?你现在还会不会说嘉平话?”
“一点都不会。抗战胜利以后我跟母亲两人就回北京了,那会儿我还不到两岁。”
“你父亲呢?”
“留在嘉平了。”
“现在还在嘉平吗?”
“早就不在了……”
借着路灯的光亮,我看到她乌黑的眸子蒙上了一层阴郁……
赞(0)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