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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傻瓜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傻瓜各有各的不幸。
各种不幸的傻瓜里面，又有一个傻瓜最不幸，他的名字就叫舒雁，因为舒雁与她在同一间阅览室上了三年晚自习，却连一句话都没有说过……
以上这些，就是1965年9月14日那天晚上，她走进第一阅览室的时候，我的主要思想活动。
她进来的时候我没有抬头，但我很清楚地知道她走进来了，轻盈地迈着两条长腿，挎着那个洗得很干净的帆布书包。我还知道有人已在那边给她预先占好了座位。那是个干瘦的小伙子，狭长的脸颊令人想起一匹戴眼镜的马。他为她将椅子拉开，她便悄无声息地走过去，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来，毫不理睬周围男生悄悄注视的眼光。从书包里取出书本的时候，她会轻轻摆动一下背后的两条长辫子，好像想把它们整理到一个妥贴的位置。我知道她每当打算认真地干什么事情以前，都会无意中做一下这个动作，就像运动员上场之前会下意识地伸展四肢做个热身动作那样。然后她就会埋头做她的功课，一直到图书馆响起闭馆的铃声……
三年来都是这样，只要她一出现在这个阅览室，我立刻就能感觉到。因为第一次在这里见面时，我就把她认出来了。
那也是一个九月的夜晚，我刚进入大学二年级，正在这间阅览室上晚自习，忽然听到背后有个女生的声音：“请问，这里有人吗？”
我回过头，面前站着一个身材窈窕的姑娘，用一双黑而亮的眼睛专注地看着我。我觉得这种不自觉的专注神情似曾相识。这时她又轻声问了一句：“你旁边的座位有人吗？”同时将头微微一偏。这个动作使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她就是五年前在嘉平遇到的那个“月球上来的”女孩。当然现在已是亭亭玉立了。
后来我曾多次回想过那一刻。那一刻和书里写的完全不一样。我既没有被雷电突然击中的感觉，也没有“心中涌起一阵狂喜”。我只记得那天她坐在我旁边上了一次晚自习，至于最后是谁先离开阅览室的，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
校园生活似乎存在这样一个规律：你一旦认得了某个人，就会老是遇到这个人。那天以后我发现好几次在路上碰到她。每次我都会不由自主地看她一眼。倒不是因为她容貌出众。她不是那种花枝招展引人注目的女生，她只是挎着书包不声不响地走她的路。而我也只是觉得她白皙的面孔有种干干净净清澈如水的感觉，特别顺眼。幸而她对我毫无印象，路遇时视而不见，因此我并不感到难堪。
这样偶遇几次以后，不知怎的，这张面孔在我眼中就成为最好看的容颜了。我知道这仅仅是我的个人看法，别人未必赞同的。通过本寝室每天熄灯以后的例行闲聊，我早已发现自己的审美眼光很不符合标准。大家一致公认为漂亮的某某，我往往不觉得她有什么美；而我认为好看的，他们却说长得一般。
不知不觉间，我开始把这种偶遇当成一桩事了。有时走在路上，会突然问自己：今天会不会碰上她？这样一留意，才发现与她相遇的概率很小。我估计她比我低一个年级，是今年入学的新生，不然的话，去年我就会“认识”她了。但我在本系的新生中间没有见到她，所以我断定她是外系的。这就意味着我与她不会在同一座教学楼上课，不会在同一个食堂吃饭，也不会一起参加系里的活动。所以我们见面的机会必然少得可怜。
后来发现她喜欢到图书馆上晚自习。那以前我的晚自习是居无定所，有时在寝室，有时在图书馆，更多的时候是在教室，有此发现之后，我便将晚自习的地点固定在图书馆了。具体说来，是固定在图书馆的第一阅览室，因为我看见她总是走进这个房间。如果第一阅览室很小，我肯定不敢跟着进来，与她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四目相对。幸而第一阅览室是个很大的大厅，可以同时容纳三百人，我在这里像大海中的鱼那样安全。
我渐渐发现她与以前有许多的不一样。我印象中那个穿背带裙的小女孩很爱笑，很爱说话，说起话来语速很快，唧唧喳喳像只快乐的小鸟。现在的她却显得很沉静，说话很少，偶尔与同来的女伴交谈两句，声音也很轻。
与她同来的那些女生，很多是校文工团舞蹈队的。据此我推测她应该也是舞蹈队的一员。后来果然在文艺晚会的舞台上见到她了——有时是头裹黑巾的彝族少女，有时是腰系围裙的采茶姑娘，有时是长袖善舞的翻身农奴，有时是脖子会作横向位移的维吾尔女郎。她在队列中与其他伙伴同样的欢快活泼，该笑就笑，该跳就跳，与图书馆中不苟言笑的样子判若两人。
很长一段时间不知道她的名字。我因为在系学生会搞社会工作的缘故，经常和文工团的人打些交道，但在舞蹈队，我只认识队长高世强。高世强也是我们工艺系的，比我高一个年级。每次遇到高世强，我都想找个合适的借口将话题引到她身上，但是这个借口我至今也没有设计出来。
高世强与我们寝室的杨永远是哈尔滨老乡。杨永远素以消息灵通著称，每晚熄灯后都要举行新闻发布会，许多内容与他的老乡有关，包括高世强与舞蹈队另一位女生之间种种有趣的故事。一天学校里举行文艺晚会，熄灯后杨永远又拿他上铺的林正礼开涮：林先生啊，你说今天台上哪个女生最漂亮？“林先生”是个归国华侨，特别老实巴交（这与他所来自的资本主义社会似乎很不相称），由于他收到的家信总是写着“林正礼先生亲启”的字样，大家就管他叫林先生。林先生很认真地说是跳鄂尔多斯舞的时候最左边的那个。听到这话时我心里轻轻震了一下——“最左边的那个”就是她。接着就听到大家异口同声地夸奖林先生有眼力。随后便是一番相当热烈的议论。我吃惊地发现他们居然全都对她早有印象，连一向对女生非礼勿视的班长卢秋生也不例外。卢秋生扭扭捏捏地说，俺说句不该说的话，这个姑娘真他娘的标致得厉害。谢天浩说其实她平时不化妆比舞台上还要好看。楼自清说她走路的样子特像个公主，好多男生悄悄看她，她就像没感觉一样，真傲气哪。杨永远说那当然喽，人家不是校花也是系花一级的，能不傲气吗？
我躺在黑暗中浑身发热，仿佛内心隐藏的私密被人道破了似的，同时又产生了一种倾诉的冲动。我想说傻小子们你们今天总算说对喽！今天你们总算弄清楚什么才是美了！美并不是什么杏脸桃腮樱桃小口眉毛什么样鼻子什么样酒窝什么样，美是说不清楚的，美就是她这个样子……
但我只是问了一句杨永远你们说的是谁呀？
杨永远立马显示他知识的渊博和消息的灵通。我这才知道她叫方丽华，北京人，初中就参加了少年宫的舞蹈队，所以一到我们学校便被文工团看中了，高世强特地跑到电气系动员她来参加舞蹈队。一说到电气系，这帮家伙就将矛头转到了我身上。因为卓娅芳也是电气系的，卓娅芳曾来找过我几次，他们就老是拿卓娅芳跟我开玩笑。
自从意识到方丽华是个众所瞩目的人物，再次相遇时，我就不敢朝她看了。而且我发现楼自清说得不错，她出现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男生的眼球跟着她转。其中也包括高世强。那些眼球都有些仰视的味道。我当然没有必要这样去仰视什么人，哪怕是她。
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我发现她忽然从舞台上消失了。我感到有些纳闷，便在一天晚上熄灯以后说起这件事，当然是假装无意说起的。我问杨永远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杨永远说这事全是他那个老乡造成的。他说方丽华一到舞蹈队，高世强就灵魂出了窍，只是因为他与舞蹈队另一女生的关系历史很悠久传播也很广泛，他不敢表现得太露骨，所以方丽华也就不知道他的心思。最后高世强终于按捺不住，给方丽华写了一封信，结果大大地碰了一鼻子灰——方丽华马上打报告申请退出舞蹈队，理由是“功课忙没有时间”。
杨永远的声音被众人的爆笑淹没了。我心里不知为什么掠过一丝快意。随即就觉得自己比高世强还要可笑——人家的事情跟你有什么相干？这样一想，我又安分守己地平静下来了。
然而不久以后，我却无缘无故地打破了自己的平静。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我没有任何理由激动，我既没有看到方丽华，也没有听人说起她，我只是在球场上打着呵欠看露天电影。电影相当乏味，讲的是两个青年教师一面干革命一面谈恋爱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当女教师最终接受了男教师的爱情时，男教师高兴得跑到操场上，像小孩一样荡起秋千来了。看到此处我很有些不以为然：这男教师的表演未免太夸张了——毕竟是个大人嘛，怎么可能像小孩一样呢？这个演员懂不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这时一个念头不知怎么就冒了出来：如果那女的是方丽华呢？
倏忽间，一股颤栗滚过心坎，凉飕飕甜丝丝的，就像触电一样，以至于我闭了一下眼睛。我立时觉得那男教师的激动可以理解了。接着看下去，便觉得他非但不过头，反而处处显得太迟钝太麻木。我想这也难怪，他毕竟只是在演戏而已，而那女演员肯定不是他心里爱着的人。
这天以后，每逢看到或想到小说电影里的爱情故事，我就会在心里将那女主角的面孔想象成方丽华。这么一“置换”，便有了一种全新的感受。不仅感受到那爱情的甜蜜，更感受到那爱情所具有的撼人心魄不可抗拒的力量。这时我才明白：有许多东西，我一向以为自己是懂得的，其实并不真正理解，包括罗密欧为什么会殉情自杀，梁山伯为什么会心碎而死……等等，等等。
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几乎每天都会想到她。从前那种笑对人生的平静心境再也无法恢复了，我逐渐萌生出一种朦胧的希望，企盼着会发生一点什么事情。每天从早上开始，我就盼着晚自习快点到来，及至晚上坐到图书馆里，在她面前却又连头都不敢抬。
光阴像水一样流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发生。到了去年冬天，这匹戴眼镜的马在第一阅览室出现了。“马”每天都提前来给她占座儿，一见她进来就招手示意，当她在他身旁坐下后，他的眼镜后面就焕发出幸福的神采，那模样就像守财奴依傍着一笔价值不菲的财产。看来“马”已经成功地继承了高世强未尽的事业，于是我明白自己期待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每天到图书馆来上晚自习，而她依然对我的存在毫无察觉。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来。我终于明白自己是个傻瓜。
好在我现在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的大学生活已经进入第五个学年，一年之后我就将离开学校，再也不会见到她了。“我爱你，与你何干？”——我记得有位名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好像是歌德。我想就连伟大如歌德者，也有如此痛苦如此失落如此万般无奈的时候，何况区区舒雁乎？……
肩上被人拍了一下，抬头一看，是本系68级的左爽之。
小左无声地指指门外，先出去了。我跟着他来到走廊，发现另一个叫小梁的女孩子也等在外面。他俩满脸歉意，说我们知道你们66级是毕业班，时间紧，可是你刚刚走了，我们就遇到个难题，只好找你求援来了。
小左和小梁都是我在系学生会的老搭档。他们说我“走了”，指的是这学期我按照毕业班的惯例离开了学生会，我原先担任的工作就由小左接替了。我问他们遇到了什么难题。小左说，今天他到院学生会去开会，领了一个任务回来：9月30日学校要举行庆祝国庆的诗歌晚会，要求每个系至少准备一个有分量的节目。“其他系一听都来劲了，有的说要搞诗歌联唱，有的说要搞大型诗朗诵，只有咱们工艺系一筹莫展。”
我不禁有点奇怪。我说搞个节目对你们来说应该不是什么难题吧，离国庆节还有半个月，时间也是来得及的。
小梁说：“时间是来得及，节目我们也商量好了，打算搞个大型配乐诗朗诵，题目就叫《祖国颂》。问题是……”她说到这里就不说了，拿眼睛去看小左。
于是我也看小左。小左朝我苦笑：“问题是今天会上有个要求：诗歌必须是自己创作的。我们的情况你也清楚，笔头都不行，以前咱们系里动笔的活都是你干的，所以我们想请你再帮一次忙……”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这首《祖国颂》篇幅肯定小不了，而我虽然整天想着歌德，却一点写诗的心情也没有。但是小左说的也是实情，何况他俩这些年跟着我吃了不少辛苦，这个忙我当然不能不帮……
2
第二天是星期三，这天下午整个年级集中在阶梯教室上大课。我知道小左的事情耽搁不得，打算下课以后就动笔写《祖国颂》。但是下课铃刚响，老师还没走出教室，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廖桂兰就站起来，通知我们回到本班的教室去开会。
支部大会由老印亲自主持。老印其实并不老，他叫印国祥，以前也是工艺系的学生，两年前毕业留校当了我们的政治辅导员。他一上任，无所不知的杨永远立刻披露一条消息，说以前他们班的人都管他叫“印克思”。当时隔壁寝室的马兴旺正好过来找他的老乡卢秋生诉苦，那年头马兴旺还没有兴旺，每次考试以后都要哭丧着脸来找卢秋生倾诉一番，说是这些日他娘的大学老师，故意出些鸡巴难题，专门整俺们农村来的……云云。那天马兴旺听见了杨永远发布的消息，结果第二天杨永远就被叫去单独谈话了。回来后他挨个跟我们打招呼：大伙儿以后千万别叫“印克思”，否则哥们我这顶“目无组织”的帽子就将和我的名字一样“永远”了。
于是大家意识到，马兴旺也将和他的名字一样兴旺了。
今天的会议内容是团支部的换届选举，印国祥讲了一通目的意义以后，便叫大家提名。时至1965年，差额选举早已成为遥远的历史，所以他说提名三个候选人就可以了。大家也明白这三人早已内定，还是原班人马：支部书记廖桂兰、组织委员马兴旺、宣教委员尤春秀。因此这次会议和所有的选举一样，不会有任何悬念，只不过走走例行的程序而已。
不料走程序的结果却出了意外：支委的人数由三个变成了四个。多出来的那一个便是我。
这个使印国祥以及所有团支委特别是多出来的我始料不及的选举结果，是因卢秋生上星期三随口说的一句问候语引起的。
卢秋生进入大学后，感到最新鲜的就是人们相互见面时的问候语。他说大学里的人真有意思，见面时总爱说声“您好”，就像外国电影似的。俺们村里可不兴这个。俺们村里要是有人这样说话，非得把人笑死。为了避免“把人笑死”，他有半个学期都不说“你好”，不论何时何地遇到熟人，他都是按照家乡的习惯问人家“吃了没有？”有时这种问候发生在从食堂出来的路上，我便回答他说“吃完了”。楼自清是浙江人，他的回答则是“吃光了”。卢秋生听了很不满意，说你们南方人说话怎么这样难听？你们一口一个“吃完了”、“吃光了”，不就是说下顿没吃的了吗？我们请教他如何措辞方不难听。他说一般的说法应是 “吃过了”，而最好听的说法是“吃饱了”。谢天浩说那我建议再加两个字，干脆说我们是吃饱了撑的，这样比光说吃饱了更好听。这一建议立即被我们身体力行。从此以后，其他同学便经常听到我们见面时自称“吃饱了撑的”，于是笑得不亦乐乎。
卢秋生可能觉得这样更容易“把人笑死”，便放弃了家乡的习惯，将“吃了没有”改成了“你好”。但他每次放假回一趟老家之后，再次归来便会故态复萌一段时间。上星期三那天他正处于故态复萌期，所以他和马兴旺走进105时，一看见谢天浩，便问谢天浩“吃了没有？”
这话问侯得很不是地方也很不是时候，因为105室是宿舍楼的厕所，而谢天浩当时正提着裤子从大便器上站起来。所以谢天浩回了他一句：“你混蛋！”
“俺又不是问你在这里吃了没有。”卢秋生笑呵呵地说，“俺们老家都是这么说的嘛……”
“你们老家都是混蛋。”谢天浩边笑边系裤带。
马兴旺突然发出一声暴吼：“你骂谁是混蛋？”
谢天浩吓得一愣怔，发现马兴旺正怒视着自己，猛然想起他和卢秋生是老乡，慌忙解释说：“我可不是骂你。”
“骂谁也不行！”马兴旺瞪着他，一脸苦大仇深的表情，谢天浩便傻眼了。
马兴旺从前并不是这副表情。他的变化发生在印国祥担任我们的政治辅导员之后，准确地说，是在杨永远被叫去个别谈话之后。那次谈话的第二天，印国祥便说马兴旺虽然学习差点，但是根子正，本质好，真正苦大仇深的三代贫农，这样的人对组织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于是安排马兴旺当了团干部。从那以后，马兴旺的脸上就经常苦大仇深，特别是在课堂上遭到“日他娘的”老师们突然袭击之后。那天适逢教工厂设计的老师搞了一次摸底测验，摸得马兴旺怒不可遏，一肚子的无名火统统带进厕所，这时就发泄到谢天浩头上了。
“你骂谁也不行！我们家乡贫下中农就是这样说话的，你听不惯是不是？觉得我们土气是不是？觉得我们可笑是不是？”
卢秋生眼看星星之火行将燎原，慌忙去拉马兴旺的胳膊：“兴旺你这是干啥嘛？谢天浩是跟俺开玩笑哩……”
马兴旺胳膊一抡：“你不要抹稀泥！开玩笑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吗？你听听他说的是什么话！他对劳动人民什么感情！”
于是谢天浩也恼了：“马兴旺你不要动不动就是这一套！”
“我哪一套？”马兴旺露出冷笑，“谢天浩你敢不敢把话说清楚，我究竟是哪一套？”
谢天浩气得嘴唇发抖。这个福建佬书呆子气很重，一向喜欢看些哲学逻辑学之类的书籍，在寝室里侃大山时言必称希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滔滔不绝，但是一吵架就顿失滔滔。他嘴唇颤抖了半天，才吐出两句话，依然带有哲学色彩：“你是形而上学那一套！庸俗社会学那一套！”
这一来马兴旺就被彻底激怒了。谢天浩的话他听不懂，而他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说话让他听不懂的人。何况这人的家庭出身还是个他妈的资方代理人！于是马兴旺火山一样爆发了。马兴旺每次爆发时，如果对方的家庭出身是有“瑕疵”的，他必将其家庭出身与其本人混为一谈，直呼张三为地主，李四为坏分子，与一年之后文革时期的语言习惯完全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兴旺可以算得是我们班里走在时代前面的人。
走在时代前面的马兴旺暴跳如雷：“你他妈的资本家猖狂个啥？你还想翻天是不是？还想骑在劳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是不是？……”他后面的话没有说完，就被卢秋生硬推进厕所对面的106——也就是马兴旺的寝室里面去了。
他俩在106关起门来争论了半天。争论的内容两人都没透露，然而马兴旺说的一段话不知通过什么渠道却在班上悄悄传开了。他说卢秋生你他娘的简直是忘本，不帮俺说话反而向着城市人，也不看看他们有几个出身成份是硬的，一个个不是资本家就是小业主，再不就是小商小贩旧职员，放到农村都是抬不起头的，所以老印从来不安排他们当团干部，顶多让他们当个小班委。
这话传开以后，大家发现事实果然如此：来自城市的团员确实没有一个人当过支委。以前大家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现在经马兴旺这么一说，事情就变了味，许多人心里就不舒服起来。
于是今天的选举便出了意外。印国祥刚宣布提名开始，谢天浩第一个举手，把我推了出来。我立刻在心里问候他的祖宗，教室里却发生了一种无声的骚动：没有人说话嘻笑，也没有人交头接耳，大家脸上依然一本正经，甚至是格外的正经，然而许多眼睛里分明现出了“看好戏”的欲望和兴奋。印国祥扫视一周，眉头皱了一下，旋即舒展开，叫大家继续提名。于是内定的三驾马车按照预先的布置相继得到提名，但是等额选举却变成差额选举了。接下来是无记名投票。选票收齐后，印国祥并不叫人唱票，而是宣布休息十分钟。然后他拿起选票，叫上廖桂兰出去了。
他们走后大家脸上立马解冻，各种表情层出不穷。有的意味深长互相交换眼色，有的把头碰到一起窃窃私语，两个滑稽大王无声地搞起了做鬼脸比赛，逗得一帮女生掩着嘴巴吃吃地笑个不停。有几个老兄无缘无故走过来拍我肩头，使我感到事情不妙——弄不好真的会把某个内定人选挤下来，那可是我最不愿意面临的局面。于是将谢天浩狠揍一顿的愿望便油然而生……
印国祥这一去远不止十分钟，据戴有手表的刘文倩后来说，他们是过了二十八分钟才回来的。印国祥回来时面带微笑，说是向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跟有关领导研究过了，鉴于毕业班团支部工作担子很重，决定增加一名支委，因此今天大家提名的四位同志全部当选，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向他们表示祝贺……
于是我就在噼噼啪啪的掌声中成了一个多出来的人。
3
到了星期五晚上，《祖国颂》已经完成一半，我打算毕其功于一役，吃过晚饭便跑到图书馆坐下来，这时墙上的挂钟才指到六点半。
我先把昨天写的东西看了一遍，感到不太满意，正想提笔修改，意外地发现桌子对面坐着那匹戴眼镜的马。“马”照例将他的书包挂在旁边的椅子背上“占座儿”，而他占的“座儿”却正对着我。我知道再过一会儿方丽华就会在这把椅子上坐下来，也知道我跟她这样面对面坐着是什么都写不出来的——不管怎么默念歌德的“与你何干”也写不出来。我四下看了看，靠墙那边还有一个空座位，尽管跟他们斜对着，但是毕竟远得多，因此我赶紧迁徙过去。
这一迁徙果然见效，当方丽华进来时，我已经完全进入状态了。她进来时我没有抬头，并且决心整个晚上都不抬头。但是后来我把这个决心忘了。在绞尽脑汁寻找一个恰当的形容词时，我无意中抬起头，看见“马”正在跟她嘀嘀咕咕说着什么。图书馆里到处张贴着“请勿大声说话，以免影响他人”的告示，“马”的声音并不大，然而坐在他对面的女生却受到了干扰，朝他厌烦地皱着眉头。方丽华可能是感到不安，她把头埋在书本里，想用这个办法让“马”停止说话。而“马”却没看见似的，絮絮叨叨说个不停，这小子的近视眼至少有八百度吧……这时要找的那个形容词在脑海里冒了出来，于是我重新回到《祖国颂》上面。颇为顺手地写了两段，又在一个地方卡壳了。我在苦苦思索之中抬起眼睛，正好和方丽华的目光对上。她朝我有气无力地笑了一下，是那种略带歉意却又无可奈何的苦笑，淡淡的，一闪就过去了。然而我心里却猛地一热。我觉得她那目光分明不是看一个素不相识者的目光，那笑容也不像是对着一个陌生人露出的全然无心的笑容，倒像是含有一丝会心的意味，这种微笑只有在彼此相识的人们中间才会出现……
然后我清醒过来，明白这不过是我的错觉。
不要想入非非！——我呵斥自己。接着写下去！写过北国的浩茫雪原之后，应该描绘江南的秀丽风光了——我对自己提示说。想象一下江南的绮丽春光吧，江南的春天鲜花盛开，如诗如画，就像姑娘绽开了迷人的笑颜……想到这里，我眼前真的出现了一张笑脸，正是她刚才的模样！
于是我方寸大乱，再也写不下去了……
最后是闭馆的铃声将我惊醒的。阅览室的人都已走光。我发现桌上孤零零地躺着一本硬皮的厚书，拿起来一看，是本俄语词典，扉页上写着“方丽华”三个字，原来是她遗忘在这里的。
这本词典应该交到哪儿去呢？作为陌生人的东西交到失物招领处吗？那样有可能被人冒领，而且把她作为陌生人对待，似乎有点“于心不忍”。等她明天到图书馆来的时候再说吗？然而明天是星期六，每个星期六她都要回家，不会到图书馆来的。按道理说，应该直接到电气系67级给她送去。可是按照另一条道理，我“理应”是不认得她的，自然也就“理应”不知她在哪个系哪个班，我要是直接去找她，岂不等于不打自招承认我一直在留意她吗？这当然是万万不可，尽管今天她露出了那样的目光和笑容也万万不可！……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安全”的办法——托卓娅芳转交给她。卓娅芳跟她一个系，应该是认识她的。于是我就到女生住的9号宿舍楼去找卓娅芳。
9号楼前的球场笼罩着一片朦胧的夜色。从灯火通明的图书馆来到这里，我眼前一团漆黑，没看到几个人影。然而我知道这是假象，因为伴随着初秋的晚风灌进耳朵的，却是一片热闹非凡的嗡嗡声，仿佛有千百只蚊子正在一齐忙碌。待到眼睛适应黑暗以后，便看清梧桐树下、灌木丛后、篮球架和排球网的旁边，以及一切可以站人的地方，到处都有成双成对的人在窃窃私语。除了寒风凛冽的冬季，每天晚自习结束以后，9号楼前都是这样人声鼎沸，活脱脱一片广泛开展谈心活动的大好形势。
写到这里，为了避免有人对六十年代中期的大学生活产生误解，我必须声明一下：谈心和谈恋爱是有本质区别的，虽然两者都是“谈”。谈心，根据各种会议上的说法，乃是一种做思想工作的好形式；而谈恋爱则属于禁区，官方的正式表述是“不提倡”，非正式的表述是“不像话”。谁要是出现了这种“不像话”的苗头，便会有班干部来对其做思想工作，当然包括采用谈心这种“好形式”。既然是“好形式”，自然是耐心而细致的，因此做工作者与被工作者（一般说来二者不是一个性别）之间，便需要旷日持久地反复谈上无数次，而这种“谈”最终演变成为另一种“谈”的故事也就时有所闻。根据挨了个别谈话仍然本性难移的杨永远私下透露，印国祥两年之前当学生干部的时候，就是运用这种演变模式的成功范例。杨永远这条消息未经证实，仅供本寝室内部参考，但他说得有鼻子有眼。他说按照毕业分配的惯例，公开了恋爱关系的“对子”可以分配到一起，但只能去很差的地方。印国祥精明过人，他没有将恋爱关系公开，所以如愿地留校当了政工干部，而他的女友则分配到我的老家嘉平市去了，现在印国祥正在想方设法把她调到北京来……
怀着此种对辅导员大不敬的联想来到9号楼前，正好遇到卓娅芳。我将词典递给她，问她认识不认识这个叫方丽华的。她说当然认识，她的寝室就在我对面。我说我记得你对面住的是电65级嘛。她说65级不是毕业了吗，总务处就把她们班调整过来了。然后又问我这学期功课重不重，最近忙些什么。刚聊了几句，看见方丽华提着温水瓶从楼里走出来，我赶紧向卓娅芳告辞，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逃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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