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喊王印堂“印舅“，他是我母亲的表哥，严格来讲：他应该是我的表舅。

　　 提起王印堂，我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分别见过一次，高个子，长长的马面形脸，两眉之间、眉毛与眼眶之间相隔的距离很宽，给人以稳重、睿智之感。我母亲对他评价经常用这么一句话：我们的印哥，那是个厉害角色呢，是个“三开干部”！

　　何谓“三开干部”，母亲的解释：在国民党手里吃得开，在日本人手里吃得开，在共产党手里同样吃得开！

　　有次我与一位很有文学功底的朋友谈及王印堂的一些事情，他很感兴趣，觉得这个“三开干部”很典型、很有形象，很有写头，表示如果有时间一定写写。我的文字功夫差，这里只把我喊“印舅”的“三开干部”——王印堂做一个自白的描叙。

　　先讲印舅在国民党手里是如何吃得开的。

　　印舅20多岁的时候就担任了保长，相当于现在的乡长，同时他还做着布匹批发兼零售生意，据母亲说：当时早方堂、沙石庙（母亲的老家）一带做服装的裁缝店都要从他手里购买布匹衣料，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垄断了几个乡的生意，印舅是保长嘛，大家应该都有共识：官商结合的力量是无穷的，然而，印舅这个保长曾经被县政府撤了职，其缘由让我在此细细道来：

　　印舅常常去省城长沙一个布匹老板那里进货，久而久之，他居然与年轻漂亮的老板娘勾搭上了，一个风花雪月的的晚上，他们私奔了，印舅把自己乡下的老婆给休了，娶了年轻漂亮的老板娘，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上世纪80年代末，我见过我这个“舅母”：一口标准的长沙话，眼睛很大很深，尽管60多岁的女人了，面部轮廓清清楚楚，吸烟的姿态很优雅，一看就知道：年轻的时候绝对是个美女胚子。

　　一段时间后，长沙那个布匹老板居然找上门来，然而印舅已经把生米煮成了熟饭！于是那老板一纸诉状把印舅告到县政府，但是印舅已经和老板娘登了记、扯了证，县政府也奈何不得，于是只好行政处罚：撤了印舅保长的职务（如此看来，国民党也抓作风建设），

　　问母亲：保长撤了，印舅在国民党手里还是吃不开了呀？

　　母亲回答我的原话是：“印舅是么子人物，在家里请县政府一帮子领导吃了一顿饭，像现在一样，只怕还送了红包，官复原职。依然做官做生意两不误。”

　　“高，实在是高！”我在母亲面前伸出大拇指。

　　二

　　印舅在日本的手里是如何吃得开的？的确很令人费解。

　　根据母亲对印舅一些事情杂乱无章和零零碎碎地描述，我只能如实讲述，希望能把偶然的事情和必然的结果连接起来，尽可能把一个真实的“三开干部”形象呈现给读者。

　　1983年，参加工作不到两年的我，在旧货市场买了一件从日本“进口”的旧西装，买了一条廉价的红色领带系着，我当时还没成家，住在母亲家，整个宿舍就我一个穿着“洋气”，母亲见了，一点儿都不稀奇，说：你印舅在40多年以前就穿成这个样子了，也像你一样，我们那个地方就他一个人穿洋装……

　　拐走了长沙布匹老板漂亮的老婆，长沙的进货渠道自然断了，于是印舅跑上海、天津等地进货，那时候上海、天津已经被日本人占领了，可印舅生意照做，且做的更好，按母亲的描叙：穿着洋装，皮鞋搽得锃亮，头发抹得油光油光，连蚂蚁都爬不上！

　　当地人从印舅口里知道日本人打进了中国，知道日本人很厉害，天上有铁鸟，铁鸟还下蛋，中国人土的很，第一次铁鸟下蛋，大家都跑去看闹热，“轰”的一声。炸死了好多人，

　　印舅还会说几句日本话，唧唧哇哇地，就像鸭子叫……

　　转眼到了1944年，日本人打到了双峰，因为印舅会说几句日语，日本人便要他担任了“维持会”会长。所以讲：印舅在日本人手里也吃得开。

　　我问母亲：当“维持会”会长，那不是汉奸吗？国民党会放过他吗？国民党放过他，共产党也不会放过他呀。

　　母亲训斥道：你懂过屁！幸好他当会长，国民党也同意他当，湘中（共产党湘中游击队）也同意呢。幸好王印堂把大家“维”起来，日本人进村不再杀人放火抢东西了，都找王印堂，他就找大家商量，大家一起凑点粮食打发日本人走。

　　我反驳说：那还是汉奸呀。

　　母亲不以为然：日本人来了要粮食，国民党来了也是要粮食，湘中来了还是要粮食！亏了他方方面面应付。不过，对自己的军队，他筹粮食要积极得多。老祖宗被日本人用刺刀捅死在山脚下，尸体日晒雨淋三天，还是搭帮他，找日本人说了好话，才得以让我们去收尸，老人家入土为安啊

　　“维持会”会长是汉奸，这个定义毫无疑问，然而母亲那句：幸好王印堂把大家“维”起来的话，一个“维”字，使我对当年“维持会”会长有了另一种解读。

　　我的外祖父和我的小舅舅被日本人抓了伕，外祖父稍作反抗，被日本人用刺刀活活捅死了，连肠子都流出了体外，小舅舅乖乖地给一个小鬼子做挑夫，那年天气炎热，小鬼子常常下河纳凉，小舅舅趁其不备，一个潜水，在水下拖住小鬼子的双腿，硬是弄死了那鬼子兵。爬上岸来，拿起岸边鬼子的枪就跑了。

　　小舅舅报了家仇，事发后却也走投无路，便找到表兄王印堂，印舅用枪和当地的土匪换了一担谷，把人带到国军那里，要小舅舅当兵，跟着国军去打日本人，国仇家恨一起跟日本人算账！

　　我问：为什么不连人带枪一起参加国军呢？，

　　母亲一副不屑的眼光瞧我：“你印舅什么人？他是生意人呀，那担谷我们一家吃了两个月呢，到了国军还怕没有枪发？”

　　想想也是，我确实有点脑残。

　　士兵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人弄死，日本人当然不肯罢休，理所当然地找“维持会”会长，印舅带着日本人家家户户搜寻——没有，日本人不管，反正找“维持会”会长要人！印舅好酒好肉款待日本人，吃完了——还是要人！印舅带着日本人找当地著名的“八字”先生“王半仙”，掐算逃犯去向，“王半仙”装模作样，摇头晃脑，念念有词，曰：此逃犯身处西南、仨月余定可归案。日本人也相信，但日本人要求五日内“维持会”会长必须交人——还是要人。

　　这下印舅也无辙了，只好卷细软、携娇妻，脚底抹油——逃之夭夭，来到邵阳，给一家银行老板当了管家兼账房先生。

　　说印舅在日本人手里吃得开，我看不尽然。

　　三

　　印舅在国民党政权和日伪政权中能吃得开，在共产党政权中仍然吃得开，这种人不说是奇才，起码也能称得上能人。

　　印舅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前，经历了一件事情，颇具传奇色彩，我想这件事情或许是印舅在共产党政权中吃得开的主要原因吧，容在下细细道来：

　　1948年，共产党的军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举南下，邵阳当时尚未解放，整个邵阳城一片白色恐怖 ，城里有党军、宪兵、警察、保安团、还有土匪组成的所谓“自卫队”，他们日夜进行武装巡逻，城外的主要关口，均有国民党正规部队防守，任意对行人进行盘查。城内各主要街道，都张贴国民党政工人员所编写的反共壁报、标语及彩色漫画，还有“防共防谍”布告、“保密防奸”条例、“戒严法”、“战时紧急处罚法”等等，对所谓“通共通匪”，“制造事端、危害治安”者，统统“杀无赦”！

　　印舅在银行已经做到了高管的位置，老板给他分了房子。他在当时绝对是一个白领阶层人物。

　　1948年年底的某日清晨，印舅刚刚起床，我的那个做职业太太的漂亮舅母像往常一样仍然舒服地睡懒觉，突然外面枪声四起，接着门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印舅刚打开门，一个男子撞了进来，“扑通”一下跪在印舅脚下：

　　“先生救命！”

　　“你是？”

　　“我是共产党地下人员，正遭追捕，望先生救命！”

　　为此，我曾询问母亲：“那个共产党员跪下了？”因为我所接触的文学作品中的共产党员都是铁骨铮铮的高大全形象，故对母亲提出质疑，“人到性命攸关时，脚总有点软！”母亲的回答十分肯定，我便如实描写，不过总感到有些不妥。

　　在那种环境下，救一名共产党地下人员，要冒巨大的风险，要有超人的胆量！说时迟，那时快， 印舅拉起那个男子走到床前，掀开被窝，命令式的口气说“快躺上去！”

　　当时舅母的穿着估计与现在的车模差不多，一个陌生男子突兀钻进自己温暖的被窝，吓了一大跳，有点分不请东南西北了。

　　印舅快捷走出后门，优哉游哉到银行隔壁的府门口菜市场买菜去了……

　　我对这件事很感触，一是佩服印舅的胆略、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冒着生命危险救一名共产党员，许是印舅已经看清了共产党必掌天下的大势！二是佩服印舅的智慧，何为智慧？万一那个共产党员被抓，他可以推得干干净净；我不知道呀，而且他居然爬到我老婆床上去了，我还要找他麻烦呢！

　　后来的一些事情我只做个简要的讲述：

　　解放了，那共产党员做了这个城市的官员，用现在共产党对民主党派常常说的一句话：对印舅在政治上高看一眼，在生活上厚爱一层。

　　银行被公私合营了，印舅当了副行长，老板去了香港，临行前与印舅拜了结把子兄弟，私下许诺：一旦能回来，给印舅49%的股份。

　　1957年的反右斗争、1964年四清运动、作为在国民党政权和日伪政权下任过职的印舅安然无恙。

　　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那运动是盖天铺地式地、暴风骤雨式地、人人要过关，而印舅的保护伞——那个共产党官员亦自身难保，于是印舅向单位打了个报告，要求支援山区建设，去了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县人民银行做了个一般工作人员，平平安安过日子。在那个动乱的年代，狂风巨浪式的运动，到了少数民族自治县，变成了麻风细雨和小浪微波，而像他这一类有历史污点且为革命对象的当权派、走资派人物，如果在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在那个运动中，或批斗、或坐牢，有的甚至被枪毙了。

　　1999年我出差到了该县，冒着细细的秋雨，找了老半天，来到印舅家看他老人家，唉，印舅真老了。魁梧的身材变成了细长的竹竿，我又一次见到印舅母，没有丝毫美丽动人的痕迹，完完全全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子。见我一身淋湿，印舅从箱子了拿出了一件的确良衬衣，衣领已经破损，但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

　　后来他给我写了一信：对没有给我母亲买一副寿材（因为那个县在山区，木材资源丰富），实现对我的承诺表示歉意。

　　后来印舅一直没有音信，大约去了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