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国后的不久，父亲由工艺处处长升职为五分厂的厂长。又经过了几年的拼搏，终于成为了整个工厂主管后勤的副厂长、高级工程师。母亲依然在入厂工作的那个一号车间里驾驶着天车。母亲的徒弟也早就可以“出师”了，这样母亲便开始和她的徒弟“两班倒”——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工资却一分不少也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父亲当上了副厂长，家也搬了最后一次，父亲和母亲终于告别了了几家共用一个厨房和卫生间的“筒子楼”，住进了“单元房”，而此时的我，高中都快毕业了。

 

    母亲除了用她满腔的热情继续操持这个家，照顾父亲、我和弟弟的起居饮食之外，对父亲的工作仍不多管多问。尽管母亲也一再唠叨父亲“只顾工作不顾家”，尽管母亲也对家里的变化及父亲渐渐增多的工资而津津乐道，可她却时常会提醒父亲：“虽然是厂领导了，可不该做的事一定不能做！”

 

    母亲的担心其实是不无原因的。父亲其实是在一次厂领导集体调整的情况下走马上任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日渐深入，国营大企业的弊病真的是越来越暴露无疑。工厂不仅要养活着几千名干部职工，还要扮演“小社会”的角色，养活着诸如托儿所、子弟小学、子弟中学、职工医院、职工招待所、职工影剧院等许多根本与企业生产无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国家又对国营企业采取了“自负盈亏”的政策，以至于一个原本生产军用飞机设备的相继转型生产“煤气罐”、“高压锅”等利润极小的生活用品，甚至到了月底有些分厂居然拿“煤气罐”来抵工资：“只要卖出去，钱都是你的！”而此时父亲的上任，充其量只是对工厂上层领导“大换血”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父亲的头脑也是清醒的。面对偌大一个日渐不景气的工厂，是多捞点儿油水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还是尽可能发挥作用为职工做一点实事？父亲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在任职的时间里，父亲改造了厂里的职工食堂，整修了厂区所有破旧的街道，为了改善职工的住房条件，还历尽周折向上级申请新盖两幢家属搂，最终获得了上级部门的批准同时也受到了大多数职工的赞许。在厂领导的统一酝酿下，父亲还在两个车间里大胆主持参与了生产制度的改革。充分发挥车间设备的优势，头一次在全厂范围内，正式允许下属单位可以在规定生产任务以外“揽私活儿”，获得的利润除工厂按比例“提成”外，其余均由车间自主支配。这项制度的推出，无疑是一颗重磅炸弹被引爆，整个工厂瞬间被炸开了锅。这对于一直吃“大锅饭”的国营职工来说，是从来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大锅饭”和“小锅饭”的区别很快就出现了，改制车间和没有改制车间的经济效益也立竿见影。于是家里便经常会来一些熟悉的、或不熟悉的客人，目的却都只有一个——让父亲帮忙调到那两个经济效益好的车间里去。家里的麻烦便随之而来。熟悉的人里有父亲的老同学，也有父母多年的好朋友；不熟悉的人里面有家庭的确十分困难的，也有眼高手低耍无赖的。他们或拎来成箱的啤酒、饮料，甚至干脆是装满“大团结”的信封，或呵斥、谩骂，甚至威胁办不成要杀我全家。母亲整日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父亲也整天地喘着粗气。以至于后来父亲怕影像我和弟弟学习，不管厂里有事没事，每天吃过晚饭都要到办公室呆到九点以后再回家。

 

    父亲最值得我敬佩的精神恰是能够“按原则办事”，因为他是一名老党员；而母亲最值得我敬佩的则是她的“深明大意”，尽管她只有小学文化。这绝不是我给父母戴上的一顶“高帽子”，事实证明，父亲和母亲在权利与金钱、友情与人情面前，的确经住了考验。

 

    父亲常常会把客人送来的礼物当着客人的面拎出门外，把那些鼓鼓的信封在第二天上班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还给物主；对待那些泼皮无赖，父亲更是义正辞言告诉他们：“没有金刚钻就别揽瓷器活儿”，有一次，我还亲耳听到父亲与无赖客人大吵，并拨通了工厂保卫处的电话。母亲在所有的客人面前毫无例外地是站在父亲一方的，客人一走，母亲也会劝父亲凡事能“睁一眼闭一眼”就别太认真，甚至骂父亲“老倔驴”。尽管父亲很不赞成母亲的这些话，可母亲真正担心的却是父亲那偶尔会犯病的心脏。

 

    工厂里所有的人都又一次地认识了我的父亲，老朋友说好听的说父亲是个“一本正”，而那些对父亲有意见甚至怀恨在心的人，说不好听的则说父亲是个“假正经”。“一本正”也好，“假正经”也好，反正家里的客人渐渐地少了起来，父亲也终于可以晚饭后在家看《新闻联播》了。父亲还配有一辆黑色“桑塔纳”的专用小轿车，可他除了公事，一向很少随便调用。我只坐过父亲的车一次，那是上大学过年回家要返校的一天，给父亲开车的司机在外办完事回来顺便来家里做客，于是我才借了父亲的“光”搭了个顺风车。

 

    在我的眼里，父亲做领导的日子过得的确很不容易。且不说生性耿直的父亲一向厌恶官场的那些虚伪与狡诈，就连母亲也在外人眼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经常会有一些好事的人私下向母亲打听，父亲当领导到底赚到了多少“油水”和“好处”，每次母亲对他们讲实话，却总会被人家嗤之以鼻、不屑一顾。我不清楚父母的心里到底是如何考虑权利与名誉，金钱与清白这些矛盾的，可他们的实际行动却给了我一个再清楚不过的答案。正如父母曾经对我和弟弟说的：“做事情不单要做到一丝不苟，还要做到问心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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