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金姬顺和大队的所有黑五类们，被民兵们押着在全大队的各个生产队游行示众，一边走一边敲锣。当队伍走到一个水塘的塘基上时，有一个妇女想不开，卟嗵一声跳进了塘里。金姬顺大喊大叫，准备下塘去救人，却被民兵拉住了。
民兵呵斥她：“你去救她干什么？她是个四处偷男人的女流氓，坏分子。”
队伍停了下来，站在塘基上，安静地望着水塘里那个女人上下扑腾，最后沉了下去。
金姬顺忍不住哭了，民兵反而安慰她：“ 一个黑五类，死了反倒省事了，你有什么好伤心的呢？”
金姬顺愤怒地质问：“当年，志愿军战士罗盛教，在下河救我们朝鲜落水儿童之前，是不是要先问清楚：那个落水儿童是什么阶级成份？”
金姬顺又说：“中国人变脸变得特别快，从慈眉善目到怒目金刚，只是一眨眼的工夫。”
平时，在生产队出工时，社员们同金姬顺嘻嘻哈哈，可是，一到了晚上政治学习的时候，社员们的脸就严肃起来，特别是上级派来的工作组主持会议时，社员们一个个避她像避瘟神一样，脸上满是凛然的正气。当他们起来发言时，那些平时不太会说话的社员，都能搬出一大堆词语，对她进行愤怒声讨。
大队部放演过一部电影叫《卖花姑娘》。金姬顺发现，自从社员们看过《卖花姑娘》以后，他们见了她，个个脸上都充满了无限的悲悯。他们说：
“想不到朝鲜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想不到朝鲜的阶级压迫这么厉害！”
“朝鲜的地主比我们这里的地主狠得多了。”
就连害死金姬顺丈夫的吴庆生堂客，也提着一篮红薯，到金姬顺家里来安慰她了。
吴庆生堂客扯起腰间的围裙，揩着眼泪，哀哀戚戚地说：“我在电影里看到的女特务，都是穿着旗袍、吃着牛肉罐头的剥削阶级，我以为你以前在朝鲜过的也是这种腐朽生活。看了《卖花姑娘》，我才晓得，原来朝鲜人民比我们苦一万倍！我一边看电影一边哭啊。……”
金姬顺还给我讲过她在山上修大寨梯田的经历。她说——
那一年修大寨梯田，几个公社的社员集中在一起，苦干实干拚命干，开山挖土流大汗。所有的社员都实行军事编制，全民皆兵，所有的领导都以军职相称。社员们按照阶级成份编成一个个连队，连长肩上斜披一条红底黄线的绶带，带领连队大干快上，勇夺红旗，好不威风。
我所在的连队是由成份不好的社员组成的，除了黑五类以及黑五类子女之外，还有中农、上中农及其子女。我们连的连长姓石。石连长对我们这个连是又爱又恨。恨的是，我们这个连阶级敌人成堆，爱的是，我们这个连队漂亮妹子成堆。我也感到好奇：为什么这些漂亮妹子大都是出生在黑五类家里？
各个连队都是集中住在一起，睡的是大通铺。石连长很喜欢到我们连队的集体宿舍来，当然，他来我们宿舍是有充足理由的，那就是他常说的“培养女社员在学大寨工地上火线入团。”他是来找女社员谈心的。
我注意到，他每次来，找的总是那几个特别漂亮的妹子，其中一个最漂亮的叫桂花妹子。桂花妹子是上中农成份，她在大队总是入不了团，很苦恼，这次到了工地，她希望能够在这里火线入团。
石连长到我们宿舍来时，总喜欢搞突然袭击。他走路像猫一样，没有一丁点声响，他不喊门，不敲门，冷不丁就撞开门闯进来。姑娘们、堂客们正在用毛巾擦洗身子，猛一回头，发现石连长就站在宿舍门口，她们吓得双手抱胸，惊慌失措地往床上躲。
因为我们连的社员出身不好，大家虽然对石连长心生不满，但谁也不敢公开抱怨。
有一天早上，我们宿舍的桂花妹子突然大叫起来，说她挎包里的五元钱不见了。五元钱啊，那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宿舍里立刻骚乱起来，大家纷纷帮忙寻找，找了半天，没找到，桂花妹子哭着去找石连长反映去了。宿舍里的人一个个吓得变了脸色。在这群女人中，我算是属于见多识广的。看到这些姑娘们惊恐的样子，我就对大家说：“如果有谁捡到了桂花妹子的那五元钱，最好悄悄放回桂花妹子的挎包里。”
在晚上的政治学习会上，石连长声色俱厉地敲着桌子吼道：“桂花的五元钱被盗了，从表面上看，这是一起盗窃案，从实质上看，这是发生在学大寨的工地上，所以，这是一起破坏农业学大寨的反革命恶性案件，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现在，大家背靠背，每个人写一张纸条，把你们知道的情况揭发出来，交给我来审查。”
第二天上午，石连长单独找我谈话。
面对他那满脸又红又紫的麻子坑，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石连长说：“你是自己主动认罪，还是让大家来揭发你的罪行？”
我说：“我没有干坏事，为什么要认罪？”
石连长拍了拍手，满意地笑了，说：“我就知道你不会主动认罪。所有的人都在纸条上检举说，是你金姬顺偷了桂花的钱，你不认罪，正好。我原来还担心今晚的政治学习相当乏味呢，现在好了，有了你这个主角，今晚的政治学习有好戏看了。”
当天晚上，工棚外的北风刮得呜呜响，工棚内的斗争会开得如火如茶。这次斗争会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次斗争会。以前的斗争会，参加大会的大多是贫下中农，挨批斗的只是少数几个黑五类。以前的斗争会上，贫下中农虽然口号喊得震天响，但真正动手打人的不多。
今晚的斗争会是黑五类斗黑五类，是大多数黑五类批斗我一个黑五类。黑五类唱起了主角。这些平时挨批斗的黑五类一旦当上了主角，表演欲望特别强烈，口号喊得比贫下中农响，动手打起人来，都是往死里打。一个地主婆表现得特别积极，她扑上来揪我的头发，骂我：“连日本皇军都敢偷的婊子，你会不敢偷五元钱吗？”
虽然被这些黑五类打得鼻青脸肿，其实，我也还是挺能理解这些黑五类的。她们长期受压迫，今天终于可以欺压别人了，这样的机会，只怕是铁树开花，千年难得一回。
她们有什么理由不紧紧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呢？
我们连队有个姓刘的妇女，她原来是在安乡县城里当老师的。她那个学校的校长，经常找一位单身女教师到他办公室谈心，总谈到深更半夜。那位单身女教师很害怕，偷偷找这位刘老师哭诉过好几次。
刘老师听了气愤不已，决心拯救这个遭到骚扰的单身女教师。她向上级写了检举信。没想到，这封检举信最后落到了校长手里。校长从她的信中找到了她“对现实不满”、向党发进猖狂进攻的句子，把她打成了右派。
不久，她丈夫也同她离了婚。
这位刘老师在工地干活时，总喜欢同我搭档，我挑土，她铲土。她经常缠住我，问一些朝鲜的事，如“在你们朝鲜也划右派吗？朝鲜也有黑五类吗？朝鲜也搞阶级斗争吗？”
有时候，趁着四周无人，她会打自己的耳光，骂自己：“唉，我怎么就这么傻呢？原来，我还想拯救别人呢。没想到没有救起别人不说，自己反而跌到了井底下！”
接着，她便是一声仰天长叹：“唉，什么时候，我才能攀上一根绳子，从这井底爬上去呢？”
就是这个刘老师，在斗争会上打我最起劲，她用脚踢我，专拣要命的地方踢。
旁边的人给她喝采：“踢得好！踢死她！她不承认就踢死她。”
我倒在地上，用双手抱住头。我想：“今晚我是挨不过去了。就算不被打死，也会被打成个残废人。我丈夫不就是因为不肯承认光复党的事，才被折磨死的吗？”
于是，我只好恳求道：“你们别打了，桂花的那五元钱是我偷的。”
我的话音一落，屋子里响起一片欢呼声。
石连长叫人把我扶起来。他一边检查我身上的伤情，一边惋惜地叹气：“唉，你要早点承认，不就可以免去这顿皮肉之苦吗？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看来你还真个外国人。你也不想想：所有人都检举说是你偷的，你却不肯承认是你偷的，那岂不证明我们所有人都错了吗？你这不是犯了众怒吗？所以呢，我呀，还要好心好意地再教你一句中国话。你可一定要记住哟，这句中国话叫做：众怒难犯。”
因为我偷了钱，我的头上又多了顶帽子，叫做坏分子。
石连长决定对我实施监督改造。所谓监督改造，就是在我劳动时，旁边有一个人时刻看着我。
石连长经过一番精心挑选，决定派细妹子来负责监督我。
在工地上，我同细妹子比较谈得来。细妹子的床紧挨着我的床，她经常同我说一些悄悄话。细妹子告诉我，她的家庭出身是中农。小时候，她以为自己是贫下中农中的一员，后来，她才知道中农还分好几档：下中农，中农，上中农，只有“下中农”才是“贫下中农”中的一员，才是革命的依靠对象。而中农、上中农并不属于贫下中农，仅仅只是革命的团结对象。
读小学时，因为是“中农”，她没能加入少先队；读初中时，因为是“中农”，她没能加入共青团。学校的老师告诉她：入少先队，入共青团，入党，这是一个人政治生命中的三大雄关。如果一个人不能迈过这三大雄关，那么，这个人的生命是不完整的。
她对此深信不疑。
为了入团，她曾一次又一次写申请书，结果总是通不过，她因此不知道哭过多少回。
这一次，到了学大寨工地，听说可以在工地上火线入团，她欣喜若狂，她拚命积极表现，想引起石连长的注意。可是，石连长好像对她视而不见。
每次到宿舍来找女社员出来谈心时，石连长总是只找那几个长得漂亮的，他找得最多的是桂花妹子。他从来不找相貌平平的细妹子。细妹子也曾主动找石连长汇报自己的思想，但石连长总是借口说自己很忙，这让细妹子又苦恼又着急。
现在，细妹子的机会终于来了。第二天上工的时候，石连长把细妹子叫到我身边，对她说：“现在，共青团考验你的时候到了！我知道你同金姬顺关系好，你们俩经常在一起聊天。现在，我就派你来监督金姬顺，只许她老老实实劳动，不许她乱说乱动。她要是有什么反革命言行，你要记在心里，到了晚上政治学习会上，你再向我汇报。以后，每天晚上的政治学习会就全靠你了。你汇报的材料越精彩，政治学习会就开得越精彩；你汇报的材料越精彩，你入团也就越快。”
听完这话，我看到细妹子两眼放出了光彩。
监督改造开始了。右派分子刘老师昨天踢得我全身是伤，今天我却仍然必须同她搭档：她铲土，我挑土。细妹子曾是我的知心朋友，今天却要监督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我挑土走到哪里，她就端着步枪跟到哪里。
这样的劳动让我既尴尬，又压抑，一分钟都显得无比漫长。
可是刘老师却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她的脸上是那种幸福又自豪的神情。也许，我这根“绳子”虽然没能让她从井底爬上来，起码暂时也让她可以浮出水面透一口气吧。
看到我这个外国特务现在比她这个右派分子更加不幸，她感到了某种满足。
曾经说话轻声细语的细妹子，现在变得高声大嗓了。当我向她提出要去喝口水时，她厉声喝道：“跟我说话之前要先喊报告！”当我提出要去解手时，她瞪着眼睛骂道：“懒驴懒牛屎尿多。你就不能忍一忍吗？”
从亲密朋友转为仇敌，她的脸色转换得那么自然而然，丝毫不觉得难为情或是尴尬。
我同刘老师、细妹子三个人在一起的这种场面，是石连长特意安排的，当然也是他乐于看到的。他不时走到我们这边来，看到细妹子指着我尖声训斥，他假装用手去捋胡子，实际上是为了掩饰他嘴角得意的奸笑。
有一回，好不容易获得了细妹子的批准，我独自走到一个山坡下去解手。解完手之后，我抬头一看，猛然发现山坡上有一颗腊梅树，树上开出几枝梅花。梅花？我的思绪跳回到了我故乡的田野，山坡，眼前的梅花让我想起了朝鲜的金达莱。小时候，我在故乡的山野间游玩，经常采摘金达莱，把它们采回家，插到花瓶里。
我突然强烈地思念起我自己的故乡来了。我回想起自己在中国的这二十多年，这二十多年我活得多么艰难！要是在自己的家乡，我会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我嫁到中国来，是不是一个错误呢？
我把腊梅花摘下来，放到嘴边，深深地嗅了几下，把它的香气一直吸入到我的肺腑里，我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
看到腊梅花，
我想起了金达莱；
想起了金达莱，
就想到了我的家……
突然，一阵恐怖像闪电一般袭来，我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转身往山坡上望过去：在灰蒙蒙的天际间，每个社员都在挥汗如雨地劳动着，刘老师和细妹子两个人都背朝着我，她们好像在谈论什么好笑的事情，我能听到她们的笑声。
我稍稍安下心来：我刚才唱的声音很小，只是轻轻地哼唱，她们大概没有听见我的歌声。
我爬上山坡，走到她们身边，拿起扁担，准备重新开始挑土。可是，细妹子把我拦住了，她异常严厉对我说：“刚才，我听到你唱歌了。”
我的心陡地揪紧了，我说：“我没有……我是咳嗽了两声……”
细妹子呵斥道：“你还敢狡辩！你刚才不仅唱歌了，而且唱的还是黄色歌曲！别人都在劳动的时候，你以解手为借口，躲到一边唱黄色歌曲，你罪孽深重！”
刘老师在一旁拍手鼓掌，狞笑道：“好了，这下好了，细妹子今天有精彩材料向石连长汇报了，今晚的政治学习会肯定开得很精彩。”
她颇为得意地指着我说：“你以为你轻轻哼唱，我们就听不见？老实告诉你：我们耳朵里的阶级斗争这根弦，绷得可紧呢。你刚才不仅唱了黄色歌曲，你还唱了反动歌曲，你唱的是：
满山开遍了金达莱，
金日成将军你快快来，
把我们从苦井里拯救出来……”
收工了，细妹子用枪押着我走回宿舍。以前，走在收工路上的时候，我和细妹子总是有说有笑的，今天怎么就变成了她押送我呢？看到四周无人，我忍不住问细妹子：“你真的要把我今天唱歌的事向石连长汇报吗？”
细妹子说：“那当然。不汇报，晚上的政治学习会怎么开？不汇报，我怎么能火线入团？”
暮色越来越浓了，想到今晚的政治学习会，我不知道会不会又挨打，看见远处宿舍隐约的灯光，我的心又揪紧了，我真想蹲下来大哭一场。
细妹子在后面催促我：“慢慢腾腾地干什么？未必你还想逃跑？”
我说：“到处都是共产党的天下，我又能逃到哪里去呢？我只是觉得自己太冤了。”
细妹子问：“你冤什么？”
我说：“难道连你也相信是我偷了桂花的那五元钱吗？”
细妹子脱口而出地说：“你当然没有偷钱。”
看见我惊讶地瞪大眼睛望着她，细妹子又补了一句：“因为桂花根本就没有丢钱。”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问细妹子：“你是说：桂花假装说她丢了五元钱？”
细妹子点了点头：“现在，大家都知道她丢钱的事是假的，只有你一个人蒙在鼓里。”
看见我目瞪口呆的样子，细妹子很是得意。
细妹子一得意，就忘记了她监督我的职责，又恢复了她以前对我推心置腹的样子。她跟我解释说：“石连长同我们连队那几位长得乖的妹子勾勾搭搭，你以为他不心虚？那几个乖妹子是什么阶级成分？黑五类子女！石连长同黑五类子女勾勾搭搭，他难道就不怕有人检举揭发他？……”
我感到疑惑：“他心虚，他心虚跟桂花妹子丢钱有什么关系？”
细妹子得意地笑了，说：“你这个朝鲜女特务，到底还是不了解我们中国人的心思。我告诉你：石连长和桂花妹子担心我们连的人向上级检举他们，所以，他就同桂花妹子合演了这么一出丢钱的戏，来制造恐怖气氛，让我们连的女人们个个都提心吊胆。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杀鸡吓猴。石连长就是要杀你这只‘鸡’，来吓住我们连队这些‘猴’，让我们谁也不敢去检举他。”
“可是，”我问，“为什么石连长要选择杀我金姬顺这只‘鸡’，来吓你们这些‘猴’呢？”
细妹子说：“你是黑五类，又是个外国人，还死了男人，在我们这里无亲无故，无依无靠。所以，杀你这只‘鸡’最容易，也最安全，不会招来报复。用我们中国的另一句俗话来说，这就叫做吃柿子拣软的捏。”
“啊，细妹子，我的好妹子，我的知心妹子！像这种掏心掏肺的话，也只有你才肯讲给我听啊！”我激动又感动，差不多要扑到细妹子身上亲吻她了。
细妹子调头四顾，见周围没有外人，她把嘴巴附在我耳边悄声道：“我对你说了真心话，希望你也要对我讲真心话，好让我立下大功，火线入团。”
我问她：“你要我讲什么真心话？”
细妹子用恳求的语气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把发报机藏在哪里了？”
吴连生死后，金姬顺一个人带着儿子，日子过得很艰难，缺油少盐是常有的事。有几次，她没钱买盐，在家里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买盐的钱，只找出了几尺布票。她拿着布票到小卖店去卖，因为布票是不准买卖的，她只好先同小卖店的店主聊天。聊了好半天，才把话题慢慢绕到用布票换钱这方面来，最后，用每尺布票两毛钱的价格成交。
金姬顺拿着盐离开之后，店主逢人就说：“那个朝鲜婆娘真不会过日子，就连换个布票，她也要讲几箩筐的废话。换作别的堂客，一头猪都喂大了。”
其实，店主不理解金姬顺的难处：别的堂客成份好，用布票换钱时，可以实话实说。金姬顺是什么成份呀，要是被告发，那是什么样的结果在等待着她呀。
金姬顺一个人又要出工，又要照顾孩子，一天到晚，累得喘不过气来。有一天，她肚子疼得厉害，就跑到二里外的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医生说她没什么大病，只是身体虚弱，缺乏营养。
插秧的时候，她把孩子背在背上的襁袍里，时间久了，她的腰疼得实在吃不消，就把孩子放到田埂上的箩筐里。有一次，孩子在箩筐里乱动弹，结果，箩筐滚到了水田里，孩子被泥水呛得哇哇大哭……
孩子的身体总是不好，经常生病。有一回，儿子晚上啼哭不止，一连几天都是这样，人瘦得像根火柴。金姬顺到处给他抓草药，吃了也不见效。她带儿子到公社卫生院去看病，卫生院的医生对她说：“你儿子患的是疳积，我们这里治不好，你最好去常德治疗。”
要去常德地区的大医院治病，钱从哪里来呢？金姬顺找到生产队长哭诉，好话说尽，才从生产队里预支了十元钱。从她家到常德，坐班车的路费是两块五毛钱。为了节省这笔路费，她决定搭便车去常德。
第二天清早，她就抱着儿子出发了。她走了九里山路，才走到通往常德的公路边。为了讨好司机，她花了两毛钱，在小店里买了一包“沅水”香烟。
公路边有个木材站，她恭恭敬敬地给木材站里的一位老师傅递了一根烟。
老师傅接过烟，问明了她的情况，对她很是同情，满口答应说“等一下有辆车要路过这里，我帮你说说好话，让司机载你去常德。”
她满怀信心地站在路边等车。公路上的车一辆又一辆地呼啸而过，就是不见一辆驶进木材站里来。
老师傅招呼她说：“你进来避一避风吧，外头多冷。”
她抱着儿子走进木材站的办公室，在一张凳子上坐下来。刚同老师傅聊了两句，她就看见一辆解放牌汽车，拖着滚滚黄尘开了进来。
老师傅指着她对那位汽车司机说：“这个堂客儿子生病了，要去常德治病，你帮个忙，拉她去常德吧。”
她也赶紧掏出“沅水”香烟递了过去，司机用手挡开了她的烟，说：“我不去常德，我去汉寿。”
老师傅说：“你明明是去常德，怎么改道去汉寿呢？”
司机眼睛一横，说：“老子去哪里，难道要听从你的指挥？”说着，他开车走了。
办公室里只剩下老师傅和金姬顺母子，刚才还对金姬顺嘘寒问暖的老师傅，脸色突然阴沉起来，他咳嗽了一阵，把一口痰恶狠狠地吐在了金姬顺的脚边。
金姬顺只好抱着儿子到公路边去等车。在呼啸的寒风里，她一次又一次地招手，可是，没有一车辆为她停下。儿子猛烈地咳嗽起来，不行，她不能再这样站在这里吹凉风了。她只好又走进办公室，把儿子放在办公桌上，递给老师傅一根烟，恳求他帮忙照看一下儿子。老师傅接过烟，一言不发。
她独自一人走到公路边，再去招手拦车。
很快，一辆大卡车在她身边停了下来，司机把头从驾驶室里探出来，笑嘻嘻地问：“你要去哪里？”
金姬顺把香烟递过去。
司机挡住了她的烟，说：“我只抽‘黄金叶’，从不抽‘沅水’。”
金姬顺不觉心一沉，她有气无力地说：“我要去常德，能不能搭你的便车？”
司机在方向盘上猛拍一掌，大叫道：“好啊，快上车，快上车，就坐在驾驶室，同我坐在一起。”
金姬顺一阵激动，一边往办公室跑，一边对司机说：“你稍微等一下，我去抱我儿子。我儿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常德看病。”
司机大吃一惊：“怎么？你还有个生病的儿子要上车？”
他启动汽车，朝窗外啐了一口：“你真他妈扫兴！”
他把车开走了。
金姬顺没能治好儿子的病。
儿子死后，金姬顺的整个精神垮掉了，她的头发很快变白了。
我见到金姬顺的那一年，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四十多岁的人，看起来像是六七十岁的老婆婆。
她经常对我说：“我一个孤老婆子，活着有什么意思？”
我便安慰她：“中国有句俗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你毕竟同吴连生曾经享受过一段好日子；有好多人，一辈子没有享受过一天舒坦日子，他们不也照样往下活吗？”
有人把金姬顺介绍给临澧县的一位单身地主。
金姬顺嫁到临澧县两个月后，她又回到了安乡县吴连生的老宅里。
对于这段短暂的再婚，金姬顺很后悔。她对我说：“我不该嫁给那个古里古怪的老地主。现在怎么办呢？我已经不是吴连生的堂客了，我死后，没有资格同他葬在一起了，我只能当一个孤魂野鬼了。”
有时，我会试着问她：“你有没有想过回到你的故乡朝鲜去？”
她愁眉苦脸地叹气道：“我哪里还回得去呢？在中国，我是朝鲜派来的特务；我要是回到朝鲜，我岂不又成了中国派去的特务？在中国，我熬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运动，那是因为我年轻，再加上有吴连生陪我一起熬。现在，我一把年纪，身体不好，再加上孤苦伶仃，到了朝鲜，我还能熬过一次又一次的运动吗？怕是连一次也熬不过。”
金姬顺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件事：对丈夫吴连生的怀念，对自己死后的安排。
她对我回忆道：“在中国东北的那段日子，虽然天天打仗，但我同吴连生在一起很幸福。还是打仗好。打仗的时候，顾不上搞运动。打仗的时候，虽然也可能被枪炮打死，但那种死是干脆利落的死。搞运动时，虽说没有枪炮打你，但一天到晚心惊肉跳，长年累月提心吊胆，比真枪真炮更折磨人，活着就像是受剐刑，还不如早点死了好。”
有一回，她吞吞吐吐地问我：“你能帮我一个忙吗？”
我说：“只要我能做到的，我肯定愿意帮。”
她忧心忡忡地说：“我总是担心：像我这样的黑五类，死了以后没人愿意埋我。当然，我自己可以把埋我的坟坑预先挖好。我担心的只是没人往我的尸体填土。你想，我死了，躺在坟坑里，我自己没有办法往自己的尸体上填土呀……”
我到金姬顺那里去得越来越勤了。
金姬顺养了一条狗，她无论走到哪里，她的狗总是跟着她。
我拍着胸脯向金姬顺保证过：“如果我死在你后面，我一定风风光光地埋葬你，让你像儿孙满堂的人那样，有个体面的葬礼。”
但是，我没能做到这一点。
金姬顺死了。她把一瓶“一零五九”剧毒农药带到她自己预先挖好的坟坑里，她喝下了农药，然后躺下了。
她养的那条狗站在坟坑上边，当它看见主人闭上眼睛之后，它就呜呜地叫着，用自己的爪子把坟坑上边的新土往坑里扒。
后来，有社员上山捡枞树针叶时，发现了那条狗。狗用自己的爪子，差不多把坟坑填平了，但它仍在那里呜呜叫着扒土，爪子流着血……
我是在金姬顺死了两个星期之后，回到她那个生产队去探望她的。
社员们跟我说，金姬顺对她自己的死早有安排。社员们看见她背着锄头，带着狗，经常往山上跑。大概，她是在山上挖好了坟坑，在那里训练她的狗，教它如何往坟坑里扒土吧。
生产队把金姬顺的尸体挖了出来，给她做了一副棺材，重新隆重地安葬了她。
我参加了金姬顺的葬礼。
在我离开的时候，有一个老婆婆满脸疑惑地跟我说：“你这个常德佬，原来，我看你和金姬顺走得这样勤，我还以为金姬顺和你是好朋友呢。”
我一怔，忙问：“怎么，我和她不是好朋友吗？”
这个老婆婆就跟我讲了她在金姬顺临死前几天遇到的一件事：
那一天，老婆婆在田埂上遇到金姬顺，便同金姬顺开玩笑说：“你那个常德城里的老朋友，最近好像很久没来看你了哟。”
“老朋友？”金姬顺不屑地撇撇嘴，说：“这个年头，谁跟谁是朋友？人跟狗才是朋友。狗比人可靠。”
看见老婆婆一脸惊讶，金姬顺叹了一口气，问她：“你是中国人，你帮我分析分析：那个常德城里百泰堂的聂婆娘，她经常跑到我这里来，是为了什么呢？会不会也是为了从我这里找到发报机？”
（敬告读者：《桃花源记》全书即将结束。本站发表的《桃花源记》缺失第2章和第6章。读者可上豆瓣网阅读完整版的《桃花源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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