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延安，这个座落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苍凉古城，在十七世纪初叶曾出过一个叱咤风云、名垂史籍的人物，他纵横天下一十六年，将大明王朝搅得天翻地覆，又和另一个陕北人李自成，联手推翻了大明王朝。此人就是张献忠，他也给延安扬了名。此后在历史的沉寂中，又过了三百年，1937年1月，又一支农民革命队伍在毛泽东的率领下进驻延安， 1938年2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向世界报道了这支队伍在延安的情况，延安于是再度为全国乃至西方世界所瞩目。尤其是在众多进步青年和文化人心中，她成了漫漫黑暗中国的一盏明灯，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国未来希望的曙光，中国领导抗日战争的中心。他们从四面八方，冲破重重封锁、越过层层阻碍汇聚延安。他们并非不知道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但他们不畏艰苦，他们的精神是快乐的；他们并非不知道投身革命是要流血牺牲的，但他们勇于献身，因为他们从事的是人类最崇高、最伟大的事业；他们知道从此家山万里、远离亲人，但他们在这里却能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来到延安，他们感受到了与国统区全然不同的“新的生活”：这里最亲切的称呼是“同志”；这里的“首长”不打人骂人，态度和蔼；这里没有私产，大家在一起吃饭，穿一样的衣服；这里到处是歌声；这里甚至还是自由恋爱；“冰河，在春天里解冻，万物，在春天里复生”；这里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

　　然而，几年以后，这里的一切却在悄然发生变化：出现了官僚主义，领导作风粗暴，压制批评；有了特权现象，食分五等，衣着三色；首长家中有马夫、伙夫、警卫员、公务员、保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习惯受到指责；青年动辄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 自由恋爱也由组织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所代替，许多红军老干部都娶上了年轻貌美的女青年。于是，他们感觉到了在延安红太阳的照耀下也有浓重的阴影，他们的“乌托邦”理想幻灭了，又回到了“等级差序”制度的下层！也就在这种时刻，中共中央掀起了一场“反对官僚、争取民主”的“自由化”风暴。

　　二

　　这场“反对官僚、争取民主”的“自由化”风暴是毛泽东亲手掀起来的，毛泽东为什么要掀起这样一场风暴呢。毛泽东自1931年遭王明、博古、张闻天等留苏派“宗派集团”排挤，被剥夺了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至1935年遵义会议，在中国革命危急存亡之时，又重新掌权。但由于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迷信，使中国革命遭受惨重损失的留苏派的“教条主义”，仍在党内根深蒂固，占据统治地位。为了彻底清除“教条主义”，毛泽东于1941年5月，在延安开展了一场持续4年的党内思想整风运动。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作了《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随后中央宣传部发出通知，规定整风的内容：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教条主义的大本营是前身为马列学院的中央研究院，是留苏派的世袭领地，自1938年5月成立即长期由张闻天兼任院长，在这个研究院中，集中了一批由张闻天亲自挑选的当时中共著名的学者和理论家，其中各研究室的领导皆有留苏、留洋背景，且均为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入党的老干部；研究人员也为三十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有人还有译著出版。毛泽东要重点揭开中研院的“盖子”，打掉这些“理论权威”的傲气，再进而将矛头指向“教条主义的祖师爷”张闻天和王明、博古。在《解放日报》社论中，这些“理论权威”被指责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马列书”， “自以为‘谁背的书最熟，谁就是最好的理论家’”，是“坏透了的留声机”，要他们“必须自我脱帽（脱‘理论家’之帽）”。 为了争取广大青年积极参加运动，帮助““理论权威””和老干部“脱帽”，毛泽东抛出了青年最为关心的问题――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将“宗派主义”主要解释为排斥、歧视知识分子的“首长本位观”，说：“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排挤非党干部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解放日报》社论也按照毛泽东的旨意，批评宗派主义“对于党内同志则轻视疏远，少团结，少帮助。对于党外干部，则少了解，少关心”， 要求党员、干部要“虚怀若谷，倾听各种不同意见”。

　　这是1942年早春的延安吹起的一阵春风，将延安知识青年渐冷的心吹暖；却又如打翻了一只魔瓶，放出了紧闭在延安知识青年心中的魔鬼。一时间各机关、单位纷纷办起壁报，向官僚主义和等级特权发起了猛烈进攻。首先是《解放日报》刊出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接着《解放日报》文艺栏又先后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文章，尖锐抨击了在延安普遍存在的“首长至上”的现象，还曲折地表达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对延安“新生活”的失望：基层领导毫无政策和文化水平，对上奴颜卑膝，对下则横眉冷对，动辄用政治大帽子压制普通党员的不满。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在“同志爱”的基础上建立充满友爱、平等精神的革命队伍的新型关系。

　　在这些抨击文章中，影响最大的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王实味在该文中，描写了两个女青年的对话：

　　“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

　　“哼，到处乌鸦一般黑，我们底××同志还不也是这样！”

　　“说得好听！阶级友爱呀，什么呀——屁！好象连人对人的同情心都没有！平常见人装得笑嘻嘻，其实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摆出首长架子来训人。”

　　“大头子是这样，小头子也是这样。我们的科长，对上是毕恭毕敬的，对我们却是神气活现，好几次同志病了，他连看都不伸头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鹰抓了他一只小鸡，你看他多么关心这件大事呀！以后每次看见老鹰飞来，他都嚎嚎的叫，扔土块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伙！”

　　“我两年来换了三四个工作机关，那些首长以及科长、主任之类，真正关心干部爱护干部的，实在太少了。”

　　文章还写道：

　　抗日前线的将士在浴血奋战，“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延安中央大礼堂的舞会在通宵达旦地举行，“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食分五等，衣着三色”……

　　三

　　这个王实味是什么人呢？是当时延安中央研院文艺研究室特别研究员。1926年，20岁的王实味在其就读的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起开始在北京、上海的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1929年后长期住在上海，出版过一本小说集和五本文学译著。1937年10月来到延安，先入鲁迅艺术学院，后经张闻天亲自挑选调入马列学院编译室，参与翻译马列经典著作，几年中译述达百万字。马列学院改为中央研究院后，转入由欧阳山任主任的中国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享受中灶待遇。

　　1942年2月，王实味为毛泽东整顿“三风”的号召所鼓舞，陆续在《谷雨》杂志、《解放日报》及中研院壁报《矢与的》上连续发表《政治家、艺术家》、《野百合花》、《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零感两则》等文章，大胆暴露延安“新生活”的阴影，反映了延安知识青年理想渐趋破灭后产生的沮丧和失望情绪，并对在革命口号下逐渐强化的等级制度及其官僚化趋向表示了严重的忧虑。作为一个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他还进而剖析延安等级制度和官僚现象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中国专制主义的旧传统已严重侵蚀了中共的肌体，“旧中国的肮脏污秽也沾染了我们自己，散布细菌，传染疾病”，而旧传统一旦与以“必然性”面目出现的俄式马克思主义相结合，就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等级差序制度的理论基础。并质问道：难道我们可以用“了解国情”、“尊重国情”作借口，迁就、迎合中国的落后传统吗？难道因为“黑暗面”存在有其必然性，就欢迎、保护黑暗吗？他甚至将笔锋直指毛泽东常挂在嘴上的名言“天塌不下来”：“在‘必然性’的‘理论’之后，有一种‘民族形式’的‘理论’叫做‘天蹋不下来’。是的，天是不会塌下来的，可是，我们的工作和事业，是否因为天蹋不下来’就不受损失呢”，“ 让这‘必然性’必然地发展下去，则革命事业的天必然要塌下来的”。王实味在《野百合花》中，还热情歌颂延安青年的“纯洁、敏感、热情、勇敢”，呼吁当政者万勿因延安的青年由于得不到“爱和热”而发出“牢骚”就厌恶、嫌弃他们，“延安的青年已经够老成的了”，若再打击他们（例如某个在墙报上写文章的青年，遭该机关“首长”批评打击，“致陷于半疯狂状态”），那么这个世界就太“寂寞了”。

　　王实味之所以有这样的叛逆思想，还在于他不仅受“五.四”自由、民主思潮的影响，还受到青年马克思人道主义和托洛斯基主义的影响，曾翻译过托洛茨基自传和被斯大林隐瞒的《列宁遗嘱》，对苏共内部复杂、残酷的斗争有所了解。

　　在当时中共党内对斯大林奉若神明的情况下，就对斯大林表示怀疑，他曾私下对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斯大林的性情太粗暴了”，“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苏联在清党时，斯大林不知造就了多少罪恶”。这在那个时代实在是太难得了，比1956年苏联开始清算斯大林还要提前15年。因此他常用苏联“蜕化”这把标尺来衡量延安。

　　四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和刊登在中央研究院《矢与的》壁报上的言论，犹如一枚枚重磅炸弹，立即轰动了延安。一时各机关、单位纷纷仿效，也办起了壁报，如中央青委的《轻骑队》，西北局的《西北风》，延安自然科学院的《整风》、《向日葵》、《心里话》，民族学院的《脱报》，中央医院的《显微镜》，延安干部疗养院的《整风》等等。同时，各机关、单位的“反官僚，争民主”的运动也汹涌开展，中央研究院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同情、支持王实味的观点，中研院领导罗迈（李维汉）和张如心等成为众矢之的。延安大学也出现了民主“一边倒”的局势，在3月26日全体党员大会上，与会者控诉了“个别领导同志，以主观武断的态度处理问题，缺少民主精神，以‘尊重组织’、‘尊重领导人的威信’等为借口变相地压制民主，以致造成一部份同志不敢讲话和不愿讲话的现象”，会议“打破了过去大家畏缩不敢发言的空气，充分发扬了民主”，有人甚至提议，应以清算的方式，明确责任问题，“是非属谁，责任属谁，根究到底，必须得出正确的结论”。各支部代表一致认为：“领导者的威信是建立在自己的工作上，建立在正确的认识和主张上，若建立在使别人不敢讲话的基础上，是非常危险的。”一些还未完全脱尽率真之气的党员老知识分子，竟然也在一时高涨的“鸣放”空气中跃跃登场。三十年代初的老党员、中央研究院副院长范文澜，在《矢与的》壁报上撰文，号召“以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自然科学院院长、毛泽东青年时的老师徐特立，经历过中央苏区时期的党内斗争，讲话就含蓄得多，他提议不要多追究个人责任，但也按捺不住，鼓励青年“大胆发言，认真检讨”。 已经奉命停课，或即将停课转入整风的各学校和已转入整风检查阶段的各机关，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动荡的局面，知识青年普遍要求“揭盖子”和割领导“尾巴”。

　　这和毛泽东15年以后发动的“反右运动”和24年以后发动的“文革”中的红卫兵运动如出一辙，魔法师放出了魔鬼，魔鬼却没有去攻击预定的攻击目标――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而要对中共的政治体制进行彻底地清算，这就不是内部整风问题，而是“反革命”问题了。毛泽东看到《解放日报》上的《野百合花》后，“猛拍办公桌上的报纸”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当即给《解放日报》打电话，“要求报纸作出深刻检查”。他在一个雨夜撑着伞到中研院去看过《矢与的》壁报后，召集高干会议，决定将王实味作为靶子，将“自由化”打压下去。1942年3月31日，他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放出“反击”气球，抓住“立场”、“绝对平均观念”和“冷嘲暗箭”三个问题，向延安知识青年发出严厉警告：

　　“有些人是从不正确的立场说话的，这就是绝对平均的观念和冷嘲暗箭的办法。近来颇有些求绝对平均，但这是一种幻想，不能实现的。我们工作制度中确有许多缺点，应加改革，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则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

　　毛泽东的上述讲话刊登在4月2日《解放日报》的头版，但那时延安的干部还没有从报纸上观察政治风向的本领，继续“鼓噪”民主。第二天，中宣部发出针对中研院整风出现的“自由化”倾向而“纠偏”的“四三决定”，明确要求――

　　整风必须在各部门的领导机关负责人领导下进行，不得以群众选举的方式，组织领导整风的检查委员会；在检查工作时，不仅只检查领导方面的，而且要检查下面的和各个侧面的；每人都必须反省自己的全部历史。

　　4月5日，《解放日报》刊登胡乔木起草的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指斥整风已出现“不正确的方法”，再次重复毛泽东3月31日发出的警告，不指名地抨击王实味是“从不正确的立场来说话”，谴责王实味等人的“错误的观念，错误的办法”。

　　与胡乔木关系密切的中央青委的几个青年，从胡乔木处获知运动将转向的信息，他们于4月13日以中央青委壁报《轻骑队》编委会的名义，在《解放日报》上作出初步检讨， 申明他们是“一群政治上幼稚的青年同志”，他们的言论“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产生了涣散组织的恶果”。《轻骑队》编委会的检讨正好与毛泽东的目标相一致。毛泽东知道，延安的知识青年普遍同情王实味但又不能将他们全部打成反革命，只能树立这个“典型”，起到教育的作用。

　　4月初，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文艺界参加的只有周扬和丁玲两人。贺龙、康生的妻子曹轶欧等人在发言中严厉指责了丁玲，但毛泽东在总结中说丁玲与王实味是不一样的，丁玲的文章有批评，但也有建议，而王实味则是托派。

　　4月7日，在前一阶段因遭巨大批评压力而退避三舍的罗迈从容跃入前台，他将中研院出现的“自由化”与王明、张闻天挂起钩来，再有条不紊、胸有成竹地部署中研院的反王实味斗争。很快，中研院原先支持、同情王实味的干部，被骤然降临的风暴吓得不知所措，为求自保纷纷反戈一击，或痛哭流涕检讨自己立场不稳、上当受骗，或义愤填膺控诉王实味一贯“反党”、“反领导”，甚至作出与王实味“势不两立”的模样，要求组织上严惩王实味。但王实味起初拒不接受对他的批评，他对介绍他来延安的范文澜说：“你在报上的文章我读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发现我的错误。”批判会连续开了半个月，胡乔木找他谈过两次话,给他写过两次信，说:“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你那篇文章充满了对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

　　对王实味的批判不断升级, 认为“王实味的文章和一般的思想认识有着根本的不同,已经超出了对党、对革命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的范围”。6月15日至18日文艺界召开会议,做出了批判王实味的决议。《决议》认为王实味的思想是“托派思想”,建议边区“文抗”开除他的会籍。丁玲对王实味的批判也毫不留情,第一个提出王实味“反党”。 终于，王实味被戴上了三顶“铁帽子”：反党分子、托匪、国民党特务。在持续的精神恐惧中，王实味宣布退出中共，声称要走“自己所要走的路”。 这种书呆子气的“异想”当然不可能奏效，王实味又痛哭流涕，承认自己的言论犯了弥天大罪，跪在中组部磕头求饶，要求收回退党声明。

　　五

　　王实味虽然有着敏锐的思维和深刻的思想，但他毕竟是个文化人，在政治上很“幼稚”。鲁迅先生曾在上海暨南大学作过一次题为《文学和政治的歧途》的演讲，这个题目也可以理解为，文化人和政治家看待事物有着两种根本不同的角度和思路。文化人一般是理想主义者，政治家却是功利主义者；理想是单纯、遥远的东西，而功利则是复杂、现实的东西；因而文化人总是和政治家处于对立的状态。如果政治家也具有文化人那种理想化的书呆子气，如曾经领导过中共革命事业的陈独秀、瞿秋白、博古、张闻天，是不可能搞好政治的。王实味的理想中的中共革命，是要建立一个没有专制和特权的民主、平等的政权，而在当时那种经济和文化背景中国，这样的政权是不可能出现的。从人的本性来讲，无论哪个阶级都是向往专制和特权的，阿Q是一个被专制和等级重压的社会最底层的流民，但他也向往专制和特权，他期盼革命的发生，因为发生了革命，“这时未庄的一伙鸟男女才好笑哩，跪下叫道，‘阿Q，饶命！’谁听他！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留几条么？王胡本来还可留，但也不要了。……东西，直走进去打开箱子来：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一张宁式床先搬到土谷祠，此外便摆了钱家的桌椅，或者也就用赵家的罢。自己是不动手的了，叫小D来搬，要搬得快，搬得不快打嘴巴。……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胞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那里，可惜脚太大”…… 何等地爽快。

　　然而，任何一个政党又不能公然宣布要搞专制、特权，因为这会失去人心，而失人心者失天下。因而当一个政党在其革命阶段，总是攻击执政党的专制和特权，宣扬自己将会给人民带来民主和平等，这一时期他们也确实尽可能地实行民主和平等；在这一时期，他们和文化人不是“歧途”而是同路。然而被革命“功利”所驱使的革命领袖知道“阿Q”们参加革命的目的，所以在革命结束成为执政党后，就必然要满足他们的要求，但宣传的仍是坚持民主和平等；而这个时期文化人仍然在坚持自己的“理想”，于是他们就成了革命“歧途人”。毛泽东曾经非常欣赏鲁迅，说“鲁迅的心是和我相通的”，“ 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但到了延安时代，他又明确表示鲁迅在延安已基本失去作用，甚至还有传言，说毛在建国后曾说，鲁迅“要么被关在牢里继续写他的，要么一句话也不说”。 国民党、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党、东欧的劳动党，都是这样一路革命过来的。政治人物明白这个道理，他们心安理得地顺应这种“蜕变”，而幼稚的文化人不明白，就感到了理想的幻灭，就提意见希望改正，甚至义愤地抨击，从而招致“文祸”。苏联时期大批作家、艺术家被杀头、流放就是典型的例子。那么人类难道就没有希望了么？不然！现代民主国家的那帮政客，也并非不想搞专制、特权，但他们一旦搞了专制、特权就会失去政权；当时代发展到社会能够真正对政权实施有效监督之时，民主和平等的阳光就必然会将专制和等级的阴霾驱散。

　　1942年11月，王实味被开除出党，1943年4月1日，关进了中央社会部监狱，此后除偶被带出向来延安的国统区或外国记者发表自唾自弃的说辞外，就是没完没了地写交待材料，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被康生下令处决。

　　丁玲《三八节有感》的“反动”程度并不亚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引起延安许多红军将领的愤怒，贺龙曾在一次大会上大骂其是“臭婊子”，但毛泽东却放过了丁玲――这并非如某些文章所说是因为丁玲与毛同是湖南人、与毛私交好的原因，作为一个杰出政治家的毛泽东是不讲私人交情的――这是毛泽东革命功利主义的高超艺术，因为处理王实味不会在国统区引起多大影响，国民党当局曾利用王实味事件宣传延安搞文化专制，但未引起多大关注。而丁玲却是在二十年代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知名度很高的作家，又被逮捕关进过国民党监狱，国民党都能放过她，而共产党如果将她整倒将会给延安的政治形象蒙上一层很浓的阴影。但到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丁玲的这笔账还是被翻出来作了清算，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送到北大荒，“文革”又被关进秦城监狱。

　　王实味《野百合花》事件以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作了讲话，从此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党文化”，使“文化与革命”的“歧途”得到了统一，一直到“文革”发展到极致，只剩下几个经过反复改造过的戏剧――《样板戏》，和鲁迅文章以及毛泽东喜爱的李白、李贺的诗。

　　2018年5月22日星期二

　　又记：

　　行文于此，意犹未尽，再说几句题外之言。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以后，延安的文艺队伍就被改造成为一支“听党指挥”的文艺“军队”，创作了一大批为工农兵也就是为“革命”服务的红色经典作品，如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二黑结婚》、《暴风骤雨》、秧歌剧《兄妹开荒》、歌剧《白毛女》等。因为这些都是“党的遵命文学”，所以到了改革开放以后被许多人所诟病，有一个读过“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有些名气的作家甚至以不屑的口气将其一概否定，但在我看来，这些作品还是很优秀的，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风云。

　　我赞成文艺是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观点，任何文艺都是有思想倾向的，文艺不是表达这样的思想就是表达那样的思想。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种 “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观点，但这种文艺观点并非真的主张文艺不谈政治，而是为了反对当时在文艺作品中谈革命思想的进步的左翼文化；况且他们宣扬“为艺术而艺术”本身就是一种思想倾向。当然，也的确有一些作家，尽量在其作品中什么思想都不表现，但文艺作品失去思想也就失去了灵魂，而没有灵魂的东西，就是死尸、躯壳，是没有活力的。大约在三十年前，作家苏童开始走红之时，我在《雨花》上读到他的一篇小说，说他幼年家里很穷，一家人冬天都用冷水洗脸。一天发现一个工厂的排水管里排出的水是热水，于是一家人就用这热水洗脸。但不久家人脸上就全生出了红疙瘩，于是家人又不再用这热水洗脸。我看不明白这篇小说究竟是想表现什么，是一种深奥的思想呢，还是根本就什么思想也没有？但从此我也就再没有看他的文章。还有梁实秋先生的散文，的确是写得很有功力，但我却总是不喜欢，太过于闲适就变得空虚，例如他的《骂人的艺术》，列举了10种骂人的技巧，他说他“做此文的用意，是助人骂人”，这样的文章写得再好也读之寡味。当然，梁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还是有思想性的，只不过都是富人的思想，所以被鲁迅批得体无完肤。就是被世人称为“闲适小品”的明清小品，那也并非没有思想倾向，只不过比较含蓄，让人不容易真实体会，含蓄是文章的一种高境界。

　　虽然文艺必然为政治服务，但如果强迫所有的文艺必须为某一种政治服务，否则就杀戮作者、焚毁书籍，那又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在民主国家，写文章骂政党、骂政府、骂领袖那是不算犯法的，他们各个政党都有宣传机构和御用文人，颂扬自己、攻击对手，公民也都有发表自己看法的权力，这就叫“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民主的最主要的内容。《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要求革命队伍里的人必须与本党保持一致，为本党的政治服务这没有错，哪有党员攻击自己政党的道理？但将这种要求扩大到全社会，“如果谁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就形成了建国以后直至“文革”的那种文艺状况。这种阴影在改革开放以后渐渐缩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