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货币形态百花齐放
宋朝是一个经济非常繁荣的朝代,商品流通活跃,手工业发达,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经济的繁荣,造就了货币的繁荣。宋朝货币品种之多,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除了铜钱,同时使用的货币还有铁钱、黄金、白银、纸币甚至盐、钞、度牒等都成为一般等价物,在市场流通。
宋代货币以铜钱为主,铁钱为辅。由于各地经济情况不同,有的地区以铜钱为主,有的地区以铁钱为主,有的则铜钱、铁钱兼用。宋代是中国封建王朝铸造铜钱最多的年代,其铸造货币量,让其他朝代望尘莫及。两宋300余年凡18帝(末代三帝名存实亡),改年号57次,铸年号宝文钱43种(不包括大小和书法等版别变化)之多,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以铜钱为主要货币的朝代。北宋最高年份铜钱铸造额约500万贯,是唐朝天宝年间32万贯的17倍。宋仁宗时,把大量农田交给私家地主和农民经营,每亩地最初作价约为2贯540文,而宋朝一个中下级官员的年俸大约25贯左右。
铜钱前所未有地渗透宋人的生活,商品交易需要铜钱,百姓纳税需要铜钱,朝廷发放部分官俸以及军饷也是铜钱。苏轼被贬黄州,每月将有限的俸钱分成30份,挂在屋梁上,每天挑下一份使用,偶有结余,才能用来款待朋友。
铁钱自汉五铢始,至两宋达到鼎盛。时四川铜少铁多,铁钱铸量颇丰。使用一般小额交易用铁钱,大额交易用铜钱。其比值为“旧用铁钱千易铜钱四百(10∶4)” ,到太平兴国年间(976-984)比值为10∶1,黑市竟高达14∶1。
以铁钱铜钱10∶1计算,1小铜钱重1钱,每贯重6。5斤,用铁钱每贯达65斤左右,显然使用铁钱极不方便,且成本耗费巨大。
在这种情况下,聪明的宋人把造纸术和印刷术巧妙地用到了经济领域。北宋发明了纸币——交子。南宋发行了“行在会子库”。北宋交子,是世界最早的纸币,于宋太宗淳化年间(1024年)在四川流通。只不过,交子是地方货币。交子是四川地方俗话,也是票证、票券的概称,有交合之意。
金银的出现更加降低了流通成本,并且也十分方便,白银后来居上。宋代的金银开采也达到了一定规模,朝廷常以金银铸币,如金质宣和钱,银质政和钱等。皇祐年间岁得金15000两,银22万两。金人攻灭北宋时,曾经掠夺黄金1000万锭,白银2000万锭,可见金银货币大量使用。
宋时对白银使用进行了尝试,为明朝的白银货币作了历史的准备。
与此同时,宋时盐、钞、度牒也在市场流通,发挥了货币作用。
盐在宋时实行专营,因为盐具有资源性和暴利性的百姓必需品,获得特许经营执照的盐引,也称钞引,会像纸币一样具有价值。《金瓶梅》里,西门庆曾经获得三万盐引,得到了巨大利润。钞引在有效期可以重复使用,它成为有价证券,因此资本雄厚的商人愿意购买持有,“钞票”一词的起源于此。
度牒本是出家人的身份证。因为握有度牒就可以享有不纳赋税,不服兵役的优惠政策。况且宋代的度牒并不完全实名,于是度牒也变成了一种可以转让的免税凭证。
宋朝货币的百花齐放,可以看出商人的地位,是历朝历代最高的。以前商人不得骑马坐轿子穿丝绸,商人子孙不得参加科举出任官员的规定,到宋代统统不再执行。只要生意做得好,都被尊称为“官人”,资本大的则尊为“大官人”。也为明朝做出了榜样。
宋朝货币的百花齐放,从侧面反映了货币制度的紊乱,这为经济衰败埋下了隐患。
二、“钱荒”困扰
“钱荒”,是指流通领域内货币相对不足而引发的金融危机。
宋理宗淳祐年间(990),日本商人在温州、台州一带低价出售日货,交易铜钱长达一个月之久。台州城内几乎找不到一个铜钱。城内交易几近瘫痪。大臣包恢惊呼:“台城一日之间,忽绝无一文小钱在市行用。”
南宋高宗(1127)时期,市场上流通的铜钱严重不足,商品因而滞销,百姓深受其害。就连无比富庶繁华的临安,也被“钱荒”困扰。从都城到沿海,以及整个江南富饶之地,“钱荒”一直成为宋帝国的梦魇,给宋朝经济沉重打击。
恰逢秦桧当政,“钱荒”引起民怨沸腾。老谋深算的秦桧放出风声,旧钱将废,朝廷铸造新币。一时间,临安富豪人家纷纷出手,将贮藏的铜钱投向市场,一时间铜钱像泉水一样,在临安市场喷涌。只不过雕虫小技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宋代的灭亡,与其说是异族入侵,还不如说是衰于货币制度的崩溃。频发的“钱荒”,让这个富有科技创新精神,商品经济活跃的朝代大伤元气。
造成“钱荒”主要原因一是大量铜钱外流,宋人有“一朝所铸,四朝公用”,它曾经是西夏、辽国和金国的货币,也曾经是日本、高丽、交趾等国的主要货币。日本曾经派商船到宋朝从事贸易,货物售完,却不再进货。一次就运走10万贯铜钱;二是民间大量窖藏,一些富家大户,贮藏铜币成风。青州一户姓麻人家,祖上藏有10贯之巨,三代没有动用;三是民间毁铜币铸造铜器现象十分普遍;四是劣币驱逐良币。为了解决“钱荒”,宋徽宗时,蔡京推行夹锡钱,含铜只有57.14%,并且规定要当两个钱用。此外还发行“当十”等大钱。劣币公开减重和降低成色,促使良币更加沉淀在民间,“钱荒”更加严重,预示宋代的货币走向了尽头。
三、纸币贬值
在经济萧条,财政拮据的双重打击下,发行纸币成为南宋挽救经济的一条出路。不幸的是纸币承载了太多的政治功能,沦落为宋朝攫取民间财富,弥补巨额财政赤字的工具。纸币发行的速度总是赶不上纸币贬值的速度,南宋在危险的货币游戏中苟延残喘,最终走上了滥发纸币的不归路。以“会子”为例,起初的面额是一会为一贯铜钱,等于1000文铜钱。金宋交战时,为了筹措军费,朝廷发行会子量猛增至11500多万贯,会子一贯跌到三四百文。恶性通货膨胀愈演愈烈。宋理宗末年,蒙古大军压境,纸币更是滥发,市面上只见纸币不见米,二百贯会子,相当于20万文钱,还买不了一双草鞋。直至宋室灭亡前,一贯会子已经不值一文钱。宋王朝的通货膨胀局面,至此已经不可收拾。宋代的货币体系全面崩溃了。
纵观宋朝的货币制度给我们有两点非常深刻的启示,即当贵金属为货币时,“钱荒”便成为一道引起经济瘫痪的魔咒;当发行纸币时,纸币贬值,通货膨胀便成为破坏经济发展的魔咒。每次严重的“钱荒”或者极端的纸币贬值都会导致政权的更迭,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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