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初学写文章，是在青年当兵时期。那时读了许多鲁迅先生的文章，赞叹文章竟能写到如此境界，便产生跃跃欲试的欲望。当时所写，主要是一些好人好事的报道和快板词。我们连里有一个黑板报，营里有一个广播站，当我见到我写的东西，在黑板报上刊登，在广播里播出，就会获得一种成就感的满足。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时，我就开始写较长的文章，最长的一篇批判文章有两万余字，到各处去巡回宣讲，大出了风头。我也由此被我们连指导员所赏识，常为他写批林批孔文章，并由此入了党。
有一段时期，我读了几期《解放军文艺》，便模仿着写了一个短篇小说模样的文章，寄给了《解放军文艺》杂志社。稿件被退了回来，凑巧被我们团副政委看见，以为我很能写文章，便将我抽调到团政治处新闻报道组，专门写文章向外投稿。写了半年，投了20多篇，一篇也未发表。那时在报刊杂志发表文章，是很不容易的事，全军的报刊，只有《解放军报》、《解放军文艺》和《解放军画报》，我们军区只有一种小报《人民前线》。当时部队的领导，都很重视宣传工作，只要能在《人民前线》上发表一、两篇文章，就能被提干。在部队搞文艺创作，条件也是相当优裕的，不愁生计，可以到基层部队体验生活，一门心思创作，所以优秀军旅作家层出不穷。但我未能抓住这个机遇。我那时还在我们部队宣传队，到宣传队集中的时候，宣传干事就向新闻干事要人，于是我便离开了新闻报道组。
1975年，我从我初中时一位老师那里，借到了一套王力先生的《古代汉语》和游国恩先生的《中国文学史》。我惊叹于其中的古诗词的优美，不仅全部抄了下来，而且还全部背熟。俗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诌。”我就胡诌了许多古体诗词。当时我在单位任团委书记，团委也有一个黑板报，这些诗词就全在黑板报上登出了。1984年我迁居时，丢了一箱书，这些诗词稿也一同丢失了。文革结束以后，文革中被焚毁的文艺书籍，陆续出版，我读了大量外国小说，于是又来做小说。当时志大才疏，好大喜功，准备模仿高尔基写一部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第一部还没写完便写不下去，感到生活积累不足。这时，一个朋友给我从内部买到一套《史记》，于是又计划创作一部刘邦的长篇小说，书名定为《大风歌》。未料历史小说更难写，虽有现成的故事情节，但细节、场景却不易虚构，连鲁迅先生都说历史小说难写。大约是1978年，话剧《秦王李世民》上演，我忽然又对戏剧产生了兴趣，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认真读了莎翁的全部悲剧后，写了一部五幕历史剧《三垂冈畔》，内容为五代时后唐庄宗李存勖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英雄悲剧；还写了一个独幕喜剧，取材于汉文帝的宠臣邓通的故事。写好后，被我单位的一个同事拿去给文化宫的一个老邵看。老邵是个业余剧作家，写过几个小淮戏，他看后说还要大面积修改。我按他的意思修改了一遍，重抄就用了半个月时间，抄得我很失去耐心。我的同事将修改稿再送给老邵时，老邵说：“叫他人来，给我抄文章。”我去了，他对我说：“还要改，不急，慢慢来，改个十遍八遍。”要收我为徒，说先从给他抄文章起步，拿出一叠他创作的剧本草稿叫我给他抄。我是最怕抄文章的。我一下对创作戏剧又失去了兴趣。他也有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但他告诉我缺其中的第4卷，将我的借了去。我的书是从不借人的，他不但破了我的例，而且一借不还，使我的书成为残编。莎剧第4卷中的《第十二夜》、《冬天的故事》、《约翰王》、《理查二世》4 部剧作，我至今也未能读过。我写的两部戏剧文稿，一直收在我的书橱里，已40年，稿纸已经发黄。老邵后来在九十年代写了一个反映新四军的长篇剧本《喊魂》，他很聪明，拉市委一位副书记做合作者，被省电视台拍成电视连续剧。此外，那时我还写过十几个短篇小说，也都没有发表。倒是我不喜欢的散文，在我市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十几篇。
1990年8月，我调到我市纪委工作。此前我在一个干部学校任教务科长，但仍心心念念想搞创作。由于所教专业为政治经济学，与文艺没有太大联系，同时学校接触社会的面较窄，不利于积累生活。正好市纪委向基层选调干部，我就来到纪委，想一边查案，一边积累生活，为创作作准备。市纪委有一个机关刊物，一次，我在刊物上发表了一篇谈诸葛亮斩马谡执法的言论文章，被领导看见，就将我从查案一线调去编杂志。我很不愿意去，我市一个曾与李存葆一起在济南军区创作室的剧作家对我说：“业余写写文章，其乐无穷。而成为工作，就是一种负担。”但我不能违反组织决定。这个刊物的主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发表过两百多篇短篇小说，两百多篇电影评论，出版过三本散文集，两本诗集。他给了我很多帮助和指导。我在这个编辑部4年，写了一些报告文学、通讯和评论文章。也写过一个反映企业创业的电影剧本，是应一个企业家所请，与我市报社一位记者合作的。写好后，该企业效益不佳，无钱投拍，剧本便束之高阁了。
从编辑部出来以后，“文字”就如影随形，无论到哪个部门，都让我承担机关公文的工作。机关公文是一种大话、套话、空话的文章，观点和文字都不属于自己的。有一次，我写了一篇领导讲话稿，好像是纪念抗日战争爆发六十周年纪念活动的领导讲话，其中套用了辛弃疾的几句诗：“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领导就将我叫去，说领导讲话要明白如话，不能有文采。我就不明白了，领导干部讲话为什么就不能有文采，不能有点活气呢？况且还要看是什么场合的讲话。这位领导还是属于懂文章的，五十年代毕业于复旦大学，后在中央党校做老师。最不可耐的是绝大多数领导，不懂文章，将你写的文章糟蹋、蹂躏得一塌糊涂。每次听他们在台上念被他们改过的文章，我总是跼促不安，脸上发热。
在机关搞文字工作，要有“创作”的本领。领导要政绩，政绩哪里来，从文字中来。领导出题目，或者题目也没有，只提要求，就由我们来绞尽脑汁搞“创作”；你有多大胆，就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写不出。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中央级领导讲了“要创新工作思路”的话，层层级级便放下常规性工作不干，专搞“特色工作”。我市有一个县的纪委，一年竟搞了12项“特色工作”。一次，中纪委一位副书记来我市视察，我市领导临时抱佛脚，急中生智，说我们的特色工作是严查领导干部失职、渎职案件，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中纪委领导一听来了兴趣，向我们要文章。可我们哪有啊？于是我便“奉命于危难之际”，赶紧创作。成立了一个班子，查了古年八代案卷，只找到不到10个案例，案犯还大多不是领导干部。我便使出浑身解数，将案犯全“升级”为领导干部，再发挥想像力，完成了一篇经验文章，竟也在中纪委内刊上摘要刊出。
在机关搞文字工作，也是非常辛苦的，而且辛苦不为人所知。周五扛着大扫把，上街扫马路，招摇过市，大家都看得见，而独处斗室，绞尽脑汁，则辛苦惟有自己知道。有一次，一篇不该我写的文章，个个推来推去，最后推到我头上。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我写完了这篇文章，走出办公室，见机关里空无一人，原来都在机关活动室比赛“斗地主”。当时我直觉一股酸楚涌上心头。后来，“斗地主”获奖者都发了奖品，所有参加者都有纪念奖，惟我没有。机关工会的同志给我去讨，办公室说：“没有，谁叫他不参予的？”
现在的领导，大多胸无一策，讲几句话也要给他写讲话稿，主持会议还要给他写个“手头稿”；而且说要就要，就好像文章不是装在脑子里，而是装在衣袋里，随手就能掏出来。我在市廉政办时，有一天晚上八点多钟，领导将我喊去，说书记明天下午要参加市委常委会，汇报党风廉政工作情况，要我写个《工作汇报》。明天上午下班前一个小时，《汇报》要送到书记手上。为了赶时间，我建议分开写，我和廉政办主任一人写一半。廉政办主任马上推托，说：“你写第一稿，我写第二稿。”我说：“要写什么第二稿，又多一道环节。”秘书长说：“第一稿就还由你写，老崔也不要写第二稿了。初稿写好后，直接交给我。”秘书长知道这个老崔，既不能写第一稿，也不能写第二稿。就由我一人来承担。寒冬腊月，北风呼啸，我一夜没睡。那时还没有使用电脑，写好后还要抄写一遍，还要抄得认真，不然书记不认识。一篇6000余字的《汇报》，抄一遍就用去6个小时。紧赶慢赶，终于在上午上班时完成。然而下午市委常委会又没有开，文稿被办公室要去，作为他们的年终工作汇报了。
我们那个秘书长，是个杂文作家，也是个写公文的高手。我写的文稿，往往自以为很好了，但经他一改，就看出不足。他改过的地方，我都认真揣摩，从中获益很大。那个老崔，是个当大领导的料，从当办事员时就什么也不干，也什么都不会干，终日牛皮哄哄，谈天说地，吹牛的胆子极大，毫无诚信，随说随了，语言的巨人，行动的侏儒。可这样的人偏偏提拔得快，和我是一张文任命的正科级，三年当了廉政办主任，县处级干部。工作毫无章法，突然就叫你写个材料，说要就要，要得很急，你加班熬夜写好后，他能搁在那里很长时间。领导查问，他就将责任推到写稿人身上。有一次，他叫我写一个调查报告，三天就要完成，说是省里打电话来催了。这个调研材料我知道，省里两个月前就发了传真电报，他不闻不问，这时想起来了。我写好后，将其中一页折起来交给他。他搁了一个多星期后，交给我说：“再改改，还没有写到位。”我问：“什么地方不到位？”他说：“我也说不上来，反正觉得还要修改。”我将材料翻到折起的地方，那一页还折在那里，他根本连翻一下都没有。我也放了一个星期，他不催，我也不交，然后一字未改又送给他。第二天他对我说：“这一稿好多了，改与不改大不一样。”
还有一次，书记要在一个会议上讲话，晚上机关学习时，秘书长过来对他说：“你去办公室问问，明天大会领导讲话稿准备了没有。如果没有，你们还要赶紧准备一个。”他说：“不用问了。”又对我说：“你就晚上回去准备一个吧。有备无患。”我一听火冒三丈，斥责他道：“你说得倒轻松。你写一个看看。你连问一下的事都不做，你到底干什么？”他就到办公室去问后回来说：“办公室已经准备了，你就不用写了，晚上歇歇吧。”我知道“恶语伤人，六月犹寒”，我是很注意这一点的，但老崔常常让你实在无法容忍。这老崔又很“贱”，你对他越是客气，他越是欺负你，我们廉政办的副主任，在部队当过团政委，是一个很厚道的人，老崔经常在众人面前训斥他，以显示自己的威风。而对我表面却是非常巴结，常和我套近乎说：“市委大院里的人都是从县里和乡下调上来的，只有我们两人是这个街上一起长大的。”但背后却没有少对我动“刀子”。
年过55岁，我彻底告别了公文写作，也就是所谓“到了二线”，对新同志进行“传帮带”。但几十年的积习改不掉，还是想动笔，就来耕种自己的园地吧。创作电影剧本、长篇小说，已是脑力所不及，文章写到一万字，心里就发躁，就写写短文吧：回忆往事，怀念故人，品鉴人物，纵论古今。也不愁发表，现在网络上有足够大的空间，何必去挤报刊杂志那有限的版面，被编辑为“削足适履”将文章删得一塌糊涂；而且印在纸上的东西，现在反而没有多少人看。到了退休以后，更是心无旁骛，一身轻松，不打牌，不跳舞，没有多少社交应酬，也不玩手机、游戏，每天上午到街上、乡间走路，下午在电脑上码字，晚上看电影，其乐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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