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0月，我有幸参加了中共湖南省委赴藏干部大队，去西藏工作。可是我们来到西安，在那里等汽车就等了三个月，后来又因为西藏“风云突变”，毛主席决定西藏六年不进行民主改革，我们又奉命“向后转”，回到了湖南。只是，我人虽然是回来了，心却留在了西方。真像是命中注定，几经周折，1958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踏上了高原。
在西藏，汉族干部遇到的两个最大的困难是：一是高山反应，身体适应不了；第二就是语言不通，无法与藏族群众进行交流。我的情况却有一点与众不同：虽说是头一次踏上高原，而且还是在藏北的班戈湖地质队工作，那里海拔4800米，可是我基本上就没有高山反应。只是藏语，我一句也听不懂。1959年的夏天，我与四个同志去野外，经过扎曲藏布江时，遇到一个我们熟悉的放羊孩子，他见到我们，立即快步跑了过来，一手紧紧拉住带队的老张的冲锋枪背带，一手指着河对岸的高山，说了一大串的藏语，可惜我们只听懂了一个单词——芒波杜（藏语：很多）。接着孩子又松开手，表情痛苦地倒在了地上，连声说着：皮查！这个单词我们也都听懂了，那就是死了的意思。我们五个人也就想当然地认为孩子这句“肢体语言”的意思是：山上黄羊很多（芒波杜），你们快快上山去打黄羊！可是谁能料到，当我们涉过扎曲藏布江的一个渡口（江面较宽，但骑马可以涉水过去），刚刚接近峡谷，就遭遇了山上叛匪的伏击。幸亏五个人命不该绝，除了那五匹马被枪声惊吓跑远了，我们五个人驮在马鞍上面的马被套也跑丟了，我们五条小命还是留了下来。
那次事件对我的刺激很大，我也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学好藏语文！1962年，我主动要求去当时的西藏地方干部学校学习藏语文；我更下定了决心，要在西藏工作一辈子！
1963年，我主动要求离开拉萨，去藏北牧区工作。我被分配到巴青县高口区政府当文书。我在那里，娶妻生子，成了一个正儿八经的藏北牧民。
1973年，我和妻子调到那曲地区工作。1978年，按照专业干部归队的政策，我与妻子一起调回了拉萨。后来经过组织批准，我俩在拉萨买了一块地，盖了自家的房子，我也决心一辈子就在西藏度过了。1998年，为了一心一意辅导小孙子学习（我给他定的目标是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我也年满60，就请求组织批准我退了休。
可是，到了 2008年，我已经七十岁，与我生死相依的老伴却丢下我，独自去了天国。在为她办理丧葬礼仪的时候，有一天，经堂里面那一盏酥油主灯的灯花，竟然变成了一只兰灰色的鸽子。
紧接着，我这个平日里，除了偶尔伤风感冒，从没住过医院的老头子，也一病不起了。2009年，我含着眼泪，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我的第二故乡——我最亲最爱的西藏。
回到衡阳以后，我是躯壳回了衡阳，心却留在了西藏，我就没有过一天安稳的日子。可是想要再回拉萨去，也根本不可能了。左思右想，我就想到了一个安慰自己的办法：将我在西藏53年的那些难忘的往事写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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