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蜿蜒崎岖的盘山公路，一辆装满建筑石灰的南京嘎斯汽车，突突腾腾的绕着云雾缭绕向深处行进着。在后车厢上面，坐着两个青年妇女和一个雅气未脱的小男孩。码过车厢的白石灰上面，拼凑的垫作废旧破碎包装水泥的牛皮纸，坐在上面的人根本没有顾忌山道的弯曲，山路的颠簸；车上的扬灰；目的有多远。这大概是一九六八年的春天的一天，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长途旅行，目标—— 十堰郧阳师范。
为了这次旅行，天不亮，我母亲就把我从甜香酣睡中叫醒，背着我，挎着一个装行李的花布包，踏上了新的旅程。为了能够节约车费，早早的来到汽渡码头，耐心的等待。天随人愿非常幸运，在这里不仅找到了能够搭乘的汽车，也遇到了同样目的地的同伴。在那个年代汽车很少，载人的专用客车就更少，一般的小县城根本没有今天这样的专门载人的客车，那个时候，没有现在规定的人、货不能混载的概念，恰恰是卡车当客车用。当时汽车是比较金贵的，过河一般汽渡是不允许人、车混渡的，但在汽车后箱上面坐人是可以的。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坐汽车，记得第一次坐汽车，是二姑带着，上了一辆当时正规的客车，带解放绿帆布的解放牌汽车，人从车后面挂住的钢筋人梯上去，从郧县老城到新城的织布厂。所以说，对坐车不算稀罕。第一次坐车是好奇、好玩，这次就大不同了，用后来母亲的话说，是逃难，也可以说是逃命。……！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我家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家庭成分一直都是城市贫民。 但是，随着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六八、六九年逐步蔓延到小县城，街道里鱼目混珠， 解放前在我们家开的金伙铺当跑腿打杂的一个小工告发，说我们家如何有钱，不应该是“贫民”成分，由于前辈们乐善好施，人缘好，在文革初、中时期，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小混混，好逸恶劳，小痞子，也就没有人听他的，暂时相安无事。说起解放前我们确实是个盈实人家。“元顺心”金伙铺在县城有一定的名气。为什么解放后定成分为平民呢？这个谜一般的人，包括我的叔叔、姑姑们都不清楚。原来我的祖父兄弟俩都是勤劳精明之人，虽然生意做得比较大，但不显不露富，最生意是租别人的房，住的也是他人的。在四六年左右和房东签了契约，计划把所租的院子买归即有，由租变己，但事出端倪，做生意的一班都不会在手头上留太多的现金，所以，合同签了，但几百大洋现金还没有凑够交付，房东在签了合同后，就带着小女人外出游玩。等到把钱周转开了，房东的小女人回来了，说是房东在外有有事急用钱，让她会来把钱收了解急。生意人真是百事精明，一时糊涂。那女人那里是收钱解急，后来房东男人会来后，才知道。他在外生病，让女人回来拿钱，谁知道她竟然把钱拿了就跑了。真是男人好色，女人爱财，本性所致 。大洋给了，契约签了，房子没了，继续租住。随着中华大地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纷乱的世界，要打仗了，男人们都跑乱了，生意是做不成了，只剩下女人和小孩守在家里，这样一跑时间就是按年算，好在很快就解放了，杀富济贫，分房分地。城市里当时按人头分房，按政策理所当然的就分到了由人民政府盖章、县长签字的住房属契约，到此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房产、住房。另外，在购房的同时，祖父他们又在有亲戚的农村，郧县白山买了一百亩土地，让亲戚们耕种，几年的时间也没有收过租子和任何财物，可见祖上即是善良忠厚之人，又具的善良之心。正是因为这样，虽然，我祖父哥俩在当时虽然有一定的地位和名气，特别是大祖父尽管是生意之人，但其文人之气，不一定每个人都待见。能够在想当一个时期，没有遭人恶株，可见其修德·行善之功力。俗话说，“大恩结大仇，一碗米结个恩，一斗米结个仇”，真是没有错。前面所说的小伙计，是家里有个老娘揭不开锅，祖上看到可怜，就安排一个小工，此人好吃懒做，衣装不整，自然经常被我那及其讲究的大祖父训斥。没有想到这小子记恨在心，二十多年后，看到群魔乱舞、鱼烂土崩、人情汹汹、黑白颠倒的机会来了，中山狼显现，恩将仇报，四处告状，由于没有证据六九年以前基本没有人理他。但是，随着社会动乱加剧，再加之我父亲在十堰新的学校工地负责建设，一股暗暗的管涌即将逼近我们……。
因为丹江大坝的建设，父亲所在的学校郧阳师范，在郧阳专署率先从郧县搬迁到当时属于郧县一个乡镇的十堰后，紧随其后的一个比较大的单位。 丹江大坝始建于1958年，按照工程设计，郧县老县城在蓄水后将基本上淹没。到了六十年代后期，在文革中迎来了移民的大潮， 在哪个背信负义、家家互乱，人人自危的年代，在遇到国家的重点工程需要，不讲任何条件要求，随时都会通知某某家搬到指定的佰生之地，到农村是唯一的选择，而且不给予任何经济上是补偿。我们这次长途跋涉，其目的就是到十堰，找父亲，到学校，开证明，使我们的城市街道户口迁到父亲所在的单位，以避免毫无任何准备的被人随意差遣。据后来母亲谈的，当时家里祖母年老有病在身，弟弟还不到两岁，家里就我们四个人还能够相依为伴，有个照应，但祖母看到社会上乱象，无休止的调查，不停的要求写自白，预感到不测，果断的催促母亲到十堰找父亲。两个孩子怎么办？奶奶坚强地对母亲说：“做事不可两全，大的带走，小的她自己在家带着，保大弃小”。祖母拖着老弱有病的身子，用红薯、玉米粥，硬撑着照顾养活弟弟，实在是没有办法，当时，就父亲一个人微博的工资，不仅要养活五口之家，还要供上大学的叔叔……。后来时间证明，这个决策万分的英明、正确，许多和我们家同样的在师范当教师的家属，一股脑的下放到武昌农村；我大祖父去世了，他们家除二爹、三姑已经参加工作，我可怜的四叔和大奶奶，后来因为家庭成分的变更，一老一小下放到郧县最贫穷之地南化。在当地挨批斗不说，文革结束，落实政策返城，聪明能干的四叔白手起家，做小工、泥瓦匠，当工头，用他的血汗，挣得了一点家业，后来后来英年早逝，成为父辈他们最小的兄弟，最早过世，不能不把这笔账记在那个愚昧无知，恶善不分的年代。
从三门码头到对岸的汽车轮渡邓湾码头，一江两岸，北岸的郧县山梁上光秃秃，汉江河水沿着南岸峭壁山势向东南方向缓缓地流去，轮船到岸了，卡车在弯曲的盘山路上艰难的行进，应该走了近半天的时辰，十堰到了， 当时，这里还是一个丛山峻岭中的一个小川，只是三堰柳林沟有两栋平房，也是搬迁到的郧阳专区办公所在地，再往前走，马家河、顾家岗、茅箭、白浪马路坎，也是只有一栋长溜的平房，父亲就住在其中的一间。书桌、小床、洗脸架，不到8个平方的小房子，搬家的历程开始，母亲在此做小工，一家两地，尤其是年迈有病的祖母，幼小的弟弟，她们的日子如何是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单位证明开出来了，可以办户口正式迁移了，家属房也盖好了，一家人团聚了，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了，但过程的代价是惨重的，祖母的病情越来越严重，那时她老人家才六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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