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酒文化历史悠久的国家， 有很多有名的美酒：五粮液、茅台、西凤、汾酒、竹叶青、泸州大曲、古井贡酒、董酒......听听这些赋有诗意的酒名，就已经让人陶醉。也有很多与酒有关的诗：“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灯无烛夜自明”、“万事不如杯在手，人生几见月当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也有很多喝酒的名人：曹操“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对酒当歌，人生几何”；阮籍一醉三月不醒，以拒司马炎求婚；刘伶喝得酒气薰天，叫家人荷锹跟随身后，说：“死即埋我。”陶渊明“性嗜酒......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李白“斗酒诗百篇”；苏东坡“夜饮东坡醒复醉”；陆游“衣上征尘杂酒痕”；武松有一分酒就有一分本事，醉打景阳岗猛虎、快活林蒋门神......

　　我的父亲不是名人，但他也喜欢喝酒。父亲从何时开始喝酒，我不知道，他年轻时参加八路军，电视剧《亮剑》中的李云龙，经常喝得酒气冲天，他手下的营长张大彪，也每天地瓜小烧就着日本牛肉罐头，李云龙叫政委赵刚喝酒，赵刚说不会，他便两眼贲张地斥责道：“你不喝酒，到独立团来干啥？”是啊，那时今天喝酒的家伙还在，明天说不定就丢了，喝点酒也是应该的；我们再看那些敢死队员，上阵之前总是要满饮一大碗酒，那是与人世诀别的酒啊。父亲可能就是那时在部队开始喝酒的。我小的时候，家里有一只酒坛，能盛百十斤酒，里面酒常年不断。那时是文革时期，父亲成了“走资派”“靠边站”了，他每天午觉起来后，就炒一盘花生米，或黄豆，盛一壶酒，一边饮酒，一边看小说。从三年自然灾害至文革以后，国家经济困难，吃饭尤为第一要紧问题，因此酒很不好买。 当时有八大名酒，一瓶一斤装的五粮液，官价310元，我这样国营企业职工每月工次才33.5元，一般人买不起，也很难买到。国庆和春节，一年两次发票供应洋河大曲、双沟大曲或五醍浆，一瓶一斤装的洋酒大曲3.1元。平时市上可以买到的是一种地瓜干散装烧酒。但我父亲从1958年来到这个城市，直至八十年代离休，一直在商业部门担任领导，即使在物资最紧缺的时候，家里也没有断过酒。父亲喝了一辈子酒，至91岁辞世，身体也没有喝出病来。受父亲影响，我的兄弟从上小学时就开始喝酒，长大后成了一个酒鬼，一天不吃饭可以，一顿不喝酒就不行。喝了酒，和颜悦色，不喝酒，就寻衅闹事；胰腺钙化，血糖升高，几次病危上医院抢救，也还是要喝。有人说：“喝酒伤肝伤胃。”但好酒的人说：“不喝酒伤心。”对于那些好酒的人，喝酒定是有着无穷的乐趣的吧。

　　也许是遗传的关系，我也颇有些酒量。但我不喝酒，从未感觉过喝酒的乐趣。在我青年当兵的时期，部队首长和机关可以喝酒，但基层连队是不许喝酒的，过年、过节也不例外。1972年5月，我父亲到部队看我――我家有一个邻居，也和我在一起当兵，父亲替他家里带来了一些东西。一天上午，我去找他，他不在；下午再去，还不在；晚上又去，他们连里人说他失踪了。那天是星期天，我们部队与当地响洪甸水电站比赛篮球，找他当裁判，才发现他中午饭也没回来吃。晚上熄灯号响过以后，我再去找他，看见他们全连集合，他站在队列前，低着头，指导员正在训话。第二天他才来见我父亲，告诉我，昨天他过生日，几个老乡，在山上喝酒，喝醉了，晚上又在山上燃起一堆篝火，被哨兵发现，抓了回来。当时我们部队在皖西大别山区响洪甸水库旁的一个深山沟里，地处荒僻，闭塞幽远，只有一条山路，蜿蜒通往三十余里外的六安县独山镇，此外便是绵绵无尽的群山。那寂寞的大山，阻断了家乡万里，锁住了青春韶华，辜负了风花雪月，我们那一颗颗年轻的心，思念亲人，向往喧闹，渴望爱情，他们在山间，饮酒取乐，也是一种情绪的渲泄。

　　但我们的指导员常常喝酒。他用一只棕色的大药瓶，里面放上灵芝――那儿的山上可以采到灵芝――用酒浸泡，瓶子上贴着一张胶布，上写“药水”。我父亲来时，他陪我父亲吃饭，把酒倒在茶缸里，说：“我喝的是药。”1975年元月，我在我们部队宣传队，接到退伍的命令，宣传队几个老乡，在炊事房弄了几个菜为我送行，用白搪瓷茶缸，每人倒了半缸子白酒，都有半斤以上。那是我第一次喝酒，喝后也没有什么感觉。

　　“文革”结束以后，兴起“走后门”的风气。先是买紧俏物资要“走后门”，改革开放后，实行价格“双轨制”，“走后门”搞到“批条”，成了做生意一夜爆富的途径，记得84年时，我想买一架钢琴，没有钱，一个在糖烟酒公司的战友说：“给你几吨糖卖卖就有了。”再后来，“走后门”的风气弥漫到官场、商界、学术、司法、文化、宗教一切领域，这时喝酒就产生了越来越显著的功利作用，凡在办公室里办不成的事情，到酒桌上，三杯两盏下肚，就可以办成。于是，吃喝之风甚焉。我于1990年到机关工作，耳闻目见，那些领导干部和有权单位，几乎天天参加吃请，有人一晚要赶几个场子，如哪天无人请，就过得很不愉快。我市市委书记的司机小胖子，县（市、区）和市部委办局领导请他喝酒，都要预约排队。喝的都是百姓的血汗。我市那个被抓起来的腐败市长李强，连茅台、五粮液都不喝，只喝拉菲，而且要万元以上一瓶的拉菲，每次喝两瓶。

　　1990年，我到我市响水县老舍乡蹲点。那是一个穷县中的穷乡，但几乎每天都要接待客人，乡干部每到下午，就变得酒气熏天，胡说八道。我是市蹲点干部，在食堂吃饭，就常被邀参加陪客。那个地方的人喝酒很凶，要喝就是三杯，我参加陪客，从第一次就坚决不喝酒，他们也就不勉强。后来我也不再去了。乡政府的食堂是承包给个人的，乡政府欠食堂五万多元债，一天，承包人失踪了，他的债主逼债，将他家值点钱的东西全拉走了，连两扇大门都下了。我无处吃饭，只好回单位，后来又去，在一个副乡长家代伙。

　　1997年，我调到市廉政办，刹公款吃喝风是廉政办的职责之一，但我们廉政办的主任就是一个酒徒。他结交了很多酒肉朋友，每晚都有应酬，每到星期五下午，就要找一个单位“联谊”，先是打牌，而后吃酒，吃过酒再打牌。有一次，市地税局请我们去“联谊”――据说地税局局长是他的战友，他有很多战友，不仅同一个部队的，在过一起未在过一起，认识或不认识，都是战友，甚至一个军区的，也是战友，就差军区司令不是他的战友――我说我不去，他说：“你不要老是显得你清廉。就你一人清廉，我们都不清廉。”我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不喜欢这种活动。”他说：“集体活动都要参加。”我说：“你算了吧，八小时以外是我的自由。”以后他就不再喊我参加这类活动。我在机关26年，一直都没有适应这种活动，因而成为一个孤家寡人。

　　酒在中国，似已有几千年历史，从秦汉魏晋，到社会主义，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文如文人学士，武如草莽英雄，都离不开酒。酒给人们增添了许多乐趣。但只能端自己的酒杯，不能把人民的血汗，当酒喝，“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于党于国，于人于已，都没有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