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
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由德国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科技发展的成果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创立的、后经列宁、毛泽东等人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社会科学学说。它是在总结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以后所得到的一种比较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工作。这些原理甚至成了永恒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这部分原理是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的精髓。其他各种世界观在真理含量上都不能与之相比。
马克思主义中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暴力革命的理论以及共产主义的宏伟蓝图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推断延伸出来的社会科学学说。本文将这部分理论称为“推延理论”，这些推延理论起码在当时是正确的，以后是不是正确，这是很难说的。由于这些推延理论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又代表了当时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受到当时各国无产阶级中先进分子的青睐，于是就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在上世纪初，由陈独秀、李大钊等先进知识分子引进，并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开始践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由此推延出来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走的也是马克思、列宁给指明了的通过暴力夺取政权的路子。
在建国前，我们党根据马克思主义中群众路线的观点，处处为群众着想，处处为群众办事，如打土豪，分田地，减租减息等，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我们党不止一次地向全国人民承诺：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与专制，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我们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自由。正因为这些主张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所以，我们党在极差的条件下，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最后打败了国民党军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到了这一步，即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后面的路该怎么走？马克思不可能在他那个时代对未来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各阶段都做具体的指导。这时，就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中的基本原理为指导，分析一下党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经济上的贫穷和技术上的落后与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之间的矛盾。而所谓阶级敌人企图推翻无产阶级政权这个问题，在当时虽然也是主要矛盾之一，但不是最主要的矛盾。我们认识到这个矛盾后就应当大力发展科学，以科学带动经济，让人民不再饿肚子；同时还要让人民群众得到比国民党统治时期更多的民主权利。这样，经济上去了，人民确实感受到当家作主了，我们党自然就会得到人民的拥护，而“阶级敌人”自然就会放弃推翻共产党的念头。可是我党并没有这样做，它在经济上信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实行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些做法完全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饿死了上千万老百姓，明显带有人为的因素。可见，我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没有树立起一个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
建国后，我们党已经拥有绝对优势，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最主要的矛盾，可是我党却大抓特抓，严重地冲击了科技和经济的发展。毛泽东为什么如此重视阶级斗争？表面看是为了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实际上他巩固的是自己的领导地位，害怕大权旁落。他为了保住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外镇压异己，如五七年反右把约六十万精英划为右派；对内排斥同僚，如他发动了多次所谓路线斗争，把认为对他有威胁的党内高官置于死地。他为了把刘少奇搞掉，不惜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让全国所有干部陪着挨整。他所做的这些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理论根据的。他看准了抓阶级斗争既可以忽悠民心，又可以剿杀政敌，这是何等高明的统治手段！
毛泽东实际上就是一个皇帝，他外树伟人之尊，内享凡人之乐。国人高呼万岁，天下塑像林立。他的话被奉为“最高指示”，也就是圣旨，谁稍露不尊之意，马上兴师问罪。
当然，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是有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原因作支持的。当时国人的意识中仍存有较浓的封建思想。毛泽东又深受中国帝王意识的影响，因此，他做了领袖也必然带有皇帝的色彩。他这种皇帝色彩很容易为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中国百姓所认可。在皇帝宝座面前，毛泽东完全忘记了他在解放前曾经向全国人民作出的承诺，他没有继承辛亥革命的成果带领国家走向文明、民主和富强。他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是变相复辟了封建社会。他让在解放战争中为了理想信念而献身的烈士的血白流了。他与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斗争都是封建社会宫廷斗争的再现。国家的民主化程度远不及民国时期。在民国时期，私人可以办报纸、杂志，私人可以成立各种社团，群众可以上街游行。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允许的。全国就只允许有一种声音，那就是共产党的声音，全国就只允许有一种社团，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其他的“声音”、“社团”实际上只是一种摆设。这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际上只成了一块招牌。我党并没有、似乎也不准备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工作，因此，真懂马列一直不是我党党员的必备条件。
毛泽东死后，中国共产党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认真反思一下我党面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切实制定出合乎实际的下一步的国策。
文革后党面临的最主要的矛盾是什么呢？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仍然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因为毛泽东一直没有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又由于建国三十年的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不能使国家富强，于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在经济方面实行资本主义，在政治方面仍实行社会主义。这样既能使国家富强，又能保住共产党人的特权地位。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实行改革开放。这在经济方面无疑是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也证明西方的经济制度较中国是优越的。所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从此，我国就逐步变成了经济资本主义、政治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党还为这个不伦不类的社会形态取了个名字叫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是，随着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贫穷落后这个最主要的矛盾很快降至次主要矛盾，而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着的民主要求、人权意识同旧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则上升至最主要的矛盾。而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却错误地认为，人民的民主诉求是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突破口，他可不敢开这个口子，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共产党人的特权利益就难保。于是就用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屡次挫败了人民群众要求民主的愿望。终于在1989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六四爱国民主运动。邓小平的反动观念迫使他镇压了这次运动，从此，他也就被牢牢地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邓小平的改革，我认为大体是四分成功，六分失败。成功的是，他在农村推行农田承包责任制，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产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教育上恢复了文革前的高考制度，使埋没的人才脱颖而出。在政治上他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平反了历史遗留的几乎所有冤假错案。他不搞个人崇拜，冒着风险，力排阻力，锐意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在国际舞台上，他以新的外交路线改善了我国的国际地位。由于这些改革措施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以，在这些方面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不会忘记他。六分失败是，他与时俱进的速度远远滞后于社会发展的实际，也就是说，他后来也成了他曾经批评的那种思想僵化的人。在华国锋时期，他是名副其实的改革派；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国知识分子已经较普遍接受和理解了西方的许多文明制度，可是他还抱着所谓四项基本原则不放，就像旧时的小脚女人，把又臭又长的裹脚布视为“中国特色”，放着现成的桥他不走，他非要带领全国人民摸着石头过河。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就难免会走弯路，在制度上就难免会出现许多漏洞。许多有权的投机者就会钻法律政策的空子，使自己不劳而升，不劳而富，刺激着许多缺乏道德底线的人通过各种犯罪手段攫取财富，以在生活水平上努力向有权者看齐，于是社会乱象层出不穷。
许多有良知的人，看出社会的乱象，不断向党和政府提意见，在许多热点问题上，敢说真话，坚持原则。并通过比较，进一步体会到西方某些民主政治的优越，便采用各种方式表达了借鉴西方民主政治的愿望。于是 就遭到有权既得利益集团的记恨，他们本能地认为，这些有良知的人是他们既得利益的最大威胁，因此就以各种冠冕堂皇的借口置其于死地，从此党和人民的矛盾就成了不可调和的主要社会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境外反华势力、藏独、疆独集团看到党和人民不是铁板一块，也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屡屡制造各种事端。可见，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是使我党走向多舛境遇的源头。后来我国发生的诸多重大问题或事件，如六四运动、法轮功兴起、江泽民时期的腐败治国、新疆暴乱、社会道德沦丧、自然环境破坏，等等，几乎都与这个源头有关。这就是在决策上失之毫厘，在效果上就会谬以千里。说他六分失败已经是很委婉了。
如果邓小平不僵化，他应该想到：坚持党的领导的条件也是与时俱进的。在毛泽东时期，抵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就是在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而在邓小平时期，适当引进西方好的民主政治制度同样是为了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因为时代不同，国内的情况变化了，坚持和巩固党的领导的措施当然也应该随着变化。现在，国人的物质生活上去了，民主人权意识增强了，西方某些好的政治制度逐渐为国民所理解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死抱着毛泽东那一套，必然会缩短党的寿命。只要能保持党的健康与活力，你管它是中药还是西药干什么？什么药我们都可以服用，前提是必须能延长党的寿命。
现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了救党保党于水火，力主全面反腐，从严治党，重新提出依法治国的口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改善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但是，普通老百姓还没有直接感觉到现在与以往相比民主权利、政治地位有什么提高。若按照群众现实的要求，党应当摈弃毛、邓时代的错误做法，揭露江泽民时期某些官员的罪恶行径，让人民感觉到党开始步入正途。然后做好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弘扬和挖掘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和文化，让人民觉得党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者；第二，改革司法制度，使司法彻底独立，让人民觉得党是公平正义的领导者。第三，实行新闻公开，让人民有说话的机会，即不管说什么话，只要不是低级趣味的内容，都有发表的权利和机会，即使是骂党的话，只要骂得有理，党也要允许发表，让人民觉得党是友善民主的领导者。党越是这样做，就越容易得到人民的拥护。党有了群众基础就如同刚换上了一颗健康的心脏，对外就有抵抗力了，新疆、台湾、境外所谓反华势力就不敢对我不屑一顾了。到那时，统一祖国也就水到渠成了。现在你想统一是办不到的，咱是封建专制社会，人家是民主社会，咱还想统一人家，有可能吗？即使台湾当局同意统一，台湾人民和国际文明主流也是不会答应的。等到我们的民主化程度比台湾高了的时候，台湾人民个个向往大陆，台湾当局若不统一，就失去民心，统一祖国就成了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做法。
我党只有公开确定做上述工作，我国才算正式由邓小平时代进入习近平时代，现在虽然习总成就斐然，但仍属于量上的变化，并没有引起社会在质的方面的飞跃，所以，还不足以称进入新时代。当然，要实现上述目标，阻力是相当大的。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中国现在的反动派，会绞尽脑汁地阻挠和抵抗。他们会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论延缓我国实施文明政治的进程。前两年就有人叫嚣，决不能让西方价值观进入我们的课堂，现在又有人放言，要预防和抵制西方司法独立理念对我国的影响。这些人置党的生死存亡于不顾，置中华民族复兴与否于不顾，心里就只担心自己已有的那点特权利益会丢失。他们心里非常清楚：一旦西方价值观为我国人民所接受，一旦我国司法彻底独立，人与人之间的地位就会平等，他们经营一生所得到的官位就会降低了价值，他们一生练就的那套投机钻营、玩弄权术的本领就失去了用武之地。这是他们万万不愿看到的，于是就通过各种愚民措施，堂而皇之地反对西方价值观，反对司法独立。他们也不想想，如果西方的教育对人类有害，你干嘛把自己的子女弄到西方国家接受教育？司法独立已经成为人类普遍认可的文明司法制度，中国人民早已翘首以盼，你还在那里声嘶力竭地抵制还有意义吗？“依法治国”这个概念本身就应当包含着司法彻底独立的内涵，否则岂不是自欺欺人？可见，那些阻挠西方文明进入中国的人简直厚颜无耻到了极点，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和千古罪人。如果马克思在天有灵，一定会因为竟有这样的信徒而蒙羞。
马克思主义的最终落脚点是人民的福祉，只要对人民有利，什么主义都可以尝试；只要对人民不再有利，哪怕他自己创立的共产主义也一样放弃，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因为马克思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功利得失。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它具有客观性，无论你是否信仰它，只要你的做法符合它的原理，它都会使你成功。西方国家在许多方面比我们强，是因为他们在这些方面做得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当然他们并不这样解释）。我们在有些方面失败了，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些方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最持久的价值在于它的基本原理，而不是由这些基本原理在当初推演出来的共产主义和暴力革命的推演理论。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似乎更重视后者而非前者，这是非常错误的。因为这些推延理论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例如马克思主义中关于暴力革命的理论在世界许多地区就已经过时了。在我国台湾地区，人民想让谁执政，不需要暴力、不需要流血，通过民主选举就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这是何等文明的政治制度！暴力革命的理论在这样的地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马克思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一个学者应该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尊敬。然而，全世界称赞他的人还不如诋毁他的人多，这正是由于他的许多徒子徒孙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刻意把他已经过时的理论举到天上，从而降低或掩埋了他那些尚未过时理论的价值。这就难免会引起世界许多国家的人民的公愤，最终祸延马克思，导致许多人对马克思的诋毁，这对马克思是极不公平的。说句实在话，如果马克思活到现在的话，他也一定会不断修正或放弃自己曾经主张的某些不合时宜的理论，我们怎么能在二百年后仍然对那种推延理论照本宣科地将其奉为经典呢？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科学，就像几何定理一样，几乎永远不会过时。所以，它适合做工具而不适合做信仰。适合做信仰的应该是一种容易为绝大多数群众理解和接受的崇高的道德境界。马克思主义首先是科学，是规律，并且也不容易为绝大多数老百姓理解和掌握。我们高喊信仰马克思主义喊了近一个世纪，在多数老百姓看来，马克思主义只是一个口号，多数群众根本不懂，绝大多数干部从未读过马恩原著，所以我国多数人压根就谈不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所以党应该帮助人民选择一种适合中国百姓接受习惯的、有益于社会稳定的社会意识作为人民的信仰，如孔子的仁德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共产党人必须掌握。所以，懂得马克思主义就应当成为以后新党员的必备条件。以后纳新党员要以少而精为原则，逐步从现在的八千多万党员减少到八百多万。肥胖了不减肥就容易引发各种疾病，这是极简单的道理。不要以为党员越多就说明党越有群众威信，那叫捂着耳朵偷铃铛。
我并不反对一党执政。从理论上讲，一党执政可以有长远的规划和目标，可以避免多党执政所带来的相互扯皮现象。但是要坚持一党执政，党必须让人民感觉到，一党执政的优越性明显高于多党执政的国家或地区，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否则，我们就不具备实行一党执政的理由。
当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反腐、改革、依法治国使党恢复了健康的时候，只要我们一步步严格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工作，放弃马克思主义中那些已经过时的理论，让马克思少受些辱骂，我党就一定会迎来一个富有青春活力的明天！这样才能避免前苏联的悲剧在我国重演。
二〇一八年五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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