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时节，天渐渐有了凉意，天阴沉着，走在公园荷塘的小路上，望着水面上还显现的那片片衰败的荷叶，不由得想起李商隐“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的诗意,多少感到一丝惆怅。还因为我不久前读到《北京晚报》上登载的一篇题为《我们的红塔礼堂》而勾起我童年直至婚前所经历的一幕幕的怀想。

　　我的出生直至婚后头一年，都是在西城区三里河一区的国家计委大院度过的，就读的小学是中古友谊小学。后来我的家搬到与红塔礼堂一墙之隔的205号1楼直至我有了自己的女儿。

　　读到报刊、网络上呈现相关的追忆文章，自然会吸引我的眼球。中古友谊小学，今天仍然存在，只是随着计委大院拆迁，在附近另起校舍。原来校址的西侧，就是计委食堂，自从两位老人离开我们回了嘉兴起，我就带着妹妹在这里一日三餐。我在小学4年级上半学期离开北京转学去了新塍，5个月后，仍返回中古小学，仍回到5班直至毕业。难得的是，六年来始终是一位教语文的女老师做班主任，从一年级在黑板上画田字格，教我们每一个孩子拼音笔画，到后来的说文解字，我至今仍能够清楚的记得这位老师的名字：李佩芝。从在相册上找出小学毕业时在校门口的那张唯一的黑白合影照，在右边最不起眼的位置的那位，就是可敬的李老师。她是我的语文启蒙教师，但我当时不懂得努力；她善待每一个她的学生，记得在一天的课间，李老师得知我在发烧，向母亲一样带上我去了复兴医院的门诊部就医并亲自送我回家休息；在一个星期天，由于年幼，在未和妈妈(父亲在湖北干校）打招呼的情况下，独自出门，遇到同学随家长去中山公园、景山游玩，便带上我一同前往，直至天黑才返回家中，其实那天午后我的心就懂得忐忑了。而整整一天，母亲已经动员在京的亲戚邻里四处寻找我的行踪（因为细心地母亲发现我的唯一一条紫红色泳裤不在，其实那天我将它当做内裤穿在身上）；当时见到我后，母亲哭了，当时的场景可想而知。转天妈妈去了学校（母亲曾经任教过这所学校，与李佩芝老师很熟）。在那天下午的第一节语文课上，我被李老师拎到讲台前，她以往不曾有过的对我大发脾气，当时李老师愤怒的表情我至今不敢忘记，训斥几乎占去了整整半节课时，我被李老师的震怒吓坏了，全然记不得训斥后展开来又说了些什么，我这个班长在全班同学前始终低垂着头。现在想来，我懂她，因为她同样也是一位母亲；当然，那以后，班长就让位给后来成为我初中和高中同班同学的倪方担任。不久前我们中学同学聚会，包括倪方在内的曾经同是小学同学的几个同窗，居然还会记得那天李老师痛斥我的情景。

　　还记得小学六年时，由于在课上背不出《刻舟求剑》，李老师罚我留在教室连续抄写反复背诵，而没能吃上当天的午饭并牵连了妹妹，因为当天我们兄妹俩的饭票都在我的兜里。那个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本，古文《刻舟求剑》竟然被列在其中，这绝非我的记忆有多么的好，而是我对这天的经历过于深刻，以至于过去很久还能够还可以很熟练的背诵这段寓言。

　　这些年,我时常想起李老师，想她晚年是否依然安好；可就在不久前，从王兆民处得知，李老师早在多年以前就已经离世。愿她在天国安好！

　　生活在这个大院的孩子们，父母都在国家计委工作，遗憾的是，由于我的幼年有两位老人呵护而没有在计委幼儿园入托，缺失了本该有的对这段幼年时光的集体记忆。

　　我的家在计委大院133号楼，后来迁至到205号楼一层，它见证了我的幼年、童年、少年和大学乃至婚后及下一代的诞生。它留给我家祖孙5代在这不到60平方米空间里度过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温暖记忆。这个大院建于1952年，全部是三层灰色苏式小楼。新中国成立后，在北京城规划中，梁思成曾建议，以原北京的古城墙为届，保留古都，在城墙以西的北京西郊建一座新北京城并将中央政府设于新城，但毛泽东没有采纳大师的建议，仅仅同意了在西郊设立国家各部委办。在上世纪60年代末，我记得还可以在阜成门城墙的护城河中捕小鱼，捞鱼虫，在修建地铁时，原有的明城墙也全部被夷为平地。阜成门西的三里河一区的计委大院，起初是中央财经委的办公用房，后来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成为该部委的办公用房和家属宿舍，这里也是当时高岗等国家要员的办公场所和官邸，但直至今日，也未见一处围墙。一篇《记忆中的计委大院》记述了它的过往今来。

　　我家的西侧紧邻红塔礼堂。去年在北京晚报的五色土专栏上，刊出作家宁肯的一段关于红塔礼堂的文字（摘自他的新作《汤因比奏鸣曲》），他的开篇这样写道：“那时你从这个礼堂进来可能还是一个旧时代的人，出来时你可能已是一个新人”。?“我得承认，我在红塔礼堂看的第一部电影《孤星血泪》,电影改编自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不知导演是谁，演员是谁，那时没这概念。时间是在小泽征尔演出之前，还是梅纽因之后我记不清了。反正我想说的是电影因为有故事有情节比音乐对人的影响大多了，我记得电影一开始就把我看傻了：夜黑风高的墓地，一个强盗一把抓住祭奠父母的少年匹普，威胁少年匹普回家找一把锉刀拿给他，若不照办就如何。少年吓坏了，观众也吓坏了，少年匹普回到家，偷偷拿了锉刀，又偷偷拿了家里过圣诞节的一大块肉饼。当时非常不理解，拿了锉刀就行了，为什么还要拿肉饼？匹普回来后姐姐发现肉饼少了一个，大发雷霆，正要恶狠狠地施暴，警察抓来了强盗。强盗大喊大叫说肉饼是他偷的，锉刀也是他偷的，强盗撒了谎，洗清了匹普。这个翻转情节在我的由“样板戏”构成的深层的二元意识里无异于一次爆炸。什么是启蒙？凶狠的强盗竟然在掩护被他威胁的少年?!人性是完全可以逆转的,狰狞的盗贼也有善良的一瞬,一切并不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要小看这一善恶颠覆性的转换，它是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它使简单头脑变得对人充满了惊奇，看到了人本身的东西，看到了人的复杂性，自我深处的善、恶，并最终看到善是如何爆发的——爆发得那样感人至深”.

　　我童年时代起就着迷电影，那时间可以看到的除了拍成电影的样板戏，就是允许放映的那几部革命题材的战争影片，即便现在看来是如此程式化的东西，仍百看不厌。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在这个礼堂开始整日上映好莱坞及国外的影片。不时还会有现在想来已经是享誉全球的艺术大师和交响乐团的演出.使我不解的是，从小泽征尔到梅纽因，从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到波士顿交响乐团，不选择人大会堂而总是红塔礼堂。那些年，每到深夜散场，人声鼎沸，散场的人流总要经过我家的窗下，时间久了，渐渐习惯，甚至已经吵不醒我的睡梦。78年3月我入北师大，周六是我最高兴的，因为回家必有值得期待的影片等着我，在那些年的周末，我已经记不得在红塔礼堂看过多少部至今印象深刻的影片：包括宁肯文中提到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著名影片，我那时尤其喜欢看晚场电影，原因是观影后躺在床上可以不受干扰的静静品味那些值得回味的情节。有一件事现在想来还很有意思，那同样是个周末，那晚上映的是费雯丽和罗伯特。泰勒主演的著名的《魂断蓝桥》，票源紧张，仅有的一张入场券攥在父亲手中，我多次央求他，父亲那次却少见的固执，只答应为我等张退票，可当天哪有可能有退票可得。直到开映前，父亲还是丢下我径直走进礼堂。我当天的沮丧和失落父亲一定有所感知。

　　也许有过这样的一个情结，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不止一次的看过这部好莱坞中期的经典之作。甚至在闲暇时，从媒体资料库中搜出这部影片看上几段片段。国产影片《早春二月》的解禁，我也是在这家礼堂首次看到。这些情结导致我写出来留给自己作为纪念

　　陈嘉辉2016年深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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