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年的三月，我收到一封人民来信，是我市某县某镇一所中学的学生写来的，反映该校乱收费的问题。一张从作业簿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几行字，大半页都是学生的签名，一共有45名。我不知道他们为何要将信写给我，又是从何处知道我这个人的，猜测，可能是十年前，我在市纠风办工作时，曾到该县检查过一次教育乱收费问题，可能还有人记得我，向这些学生提供了我的名字。可是，我现在已经 不在这个部门了，就算还在，也不是我想查就能去查的。于是，我按照程序，将信交到市纪委信访室，又以私人名义请他们：一、尽快调查此事。二、最好由市里调查。三、如果交到县里去查，要报结果，防止他们敷衍了事。四、不要泄露举报人的名字，防止学校对学生打击报复。信转到该县去了。后来，调查结果报了上来，说是“举报不实”。
听到这个结果，我很难过。我不相信那些学生会无中生有，他们都还是孩子，就算一个、两个孩子说谎，难道会有四十五个孩子一齐说谎，而且还留下签名。在我刚收到信的那天，他们中的一个学生给我打电话，问我们是不是已经派人去调查了。我心中生出一丝苦笑，按照程序，信交到县里，就要十几天时间，县里接到信，如果没有我们催促，还不知道查不查，什么时候去查。当听说问题将交给县里查时，那个学生表示出了一种失望，要求由市里派人去查。我无法向他说明，这不是谁想查就能去查的，我叫他要相信县里，他们也是一级组织。后来，那个学生又多次给我打电话，说学校还在继续乱收费，要我们尽快制止。 而现在竟然是这样的结果。这给他们幼小的心灵，会是怎样的伤害呢？他们还没有走上社会，就对社会感到一种无奈。他们已对该县感到失望，满怀希望告到市里，可结果仍然是使他们失望。
由此，我想到了一九九二年，我调查的我市教育局领导动用专项教育经费建宿舍楼的事情。那是我市教育界一位时任省政协常委的老同志，在一次省政协常委会议上提出来的，当时主持会议的，是有着“曹青天”之称，时任我省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省纪委书记的曹克明同志。曹克明当即表态，一定严肃查处。在调查此事过程中，我到我市某贫困地区农村去看了那里的学校，几间低矮的破旧教室，许多窗户上连玻璃都没有，时值冬季，北风撼动窗纸，呼呼作响，教室里，孩子们一个个蜷缩着，小手和鼻子冻得通红。那些被市教育局领导用来为自己建宿舍楼的资金，就是省教委拨给这些地区改善教学条件的专项经费。
事情的调查并不复杂，事实俱在，但处理却一拖再拖，不下结论。在调查此事过程中，那个平时霸气十足、目中无人的教育局长，忽然一下变得恭顺小心起来，几有摇尾乞怜之态，几次请人向我打招呼。可是忽然有一天，他又恢复了常态，见我如未见一样。我知道，他已明白，我这样的小人物，其实并不能掌握他的命运。一次，我在路上遇到当时我们市委的一位主要领导，她劈头就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查我的问题！”我很惶恐，一脸茫然。她又问：“你是不是在调查市教育局建房的问题？”我说：“是的。可这与您有什么关系？”她说：“那个事情我去年就调查过了，没问题，听说你又查出问题来了？”这时，我才明白，这事迟迟不作结论的原因。后来，市里主要领导亲自去南京向曹克明汇报，作为调查人，却未带我去。我不知他们向曹克明汇报了些什么。汇报后，市里对此事作出了处理意见：一、市教育局以党委名义作出书面检查。二、补交所欠房租。那时还未房改，该局领导自住上新楼一年多以来，除一位副书记外，其余还未有人交房租。三、对超标准建筑部分补交材料费。所谓超标准建筑，是指房内有一个很大的壁橱，补交建壁橱所用的材料费用。这样处理，这个动用教育专项经费问题的性质，就完全改变了。
处理结束后，要向举报人反馈结果，领导同志一个都不出面，后由一位退居二线的老同志，带着我和另一个调查人来到那位反映问题的省政协委员家。那位老同志见到我们很高兴，说：“我早就说过，纪委还是可信赖的，纪委出面，这个问题一定能得到公正处理。”可是，当听到我们的处理结果后，他勃然变色，“霍”地从沙发上站起说：“如果你们在这里玩玩，我欢迎，如果继续谈这个问题，我请你们立即就走。”搞得我们很尴尬。曹克明同志，是一位难得的好官，我对他非常尊敬。他身兼多职，还亲自抓信访工作，每封人民来信都亲自看，每晚都批阅来信至深夜。可是，现在已经不是依靠“清官”为民作主的年代了，许多事情曹克明同志也是无能为力。那位老同志，以后再也没有去举报这件事，不久，他就辞世了。
近十多年来，各级党政机关，哪年不开展机关作风整顿，主题虽然年年不同，内容却都一样：做勤政廉政表率，创人民满意服务型机关。可是，收效如何？其力度之大，莫过于二00五年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不也是照样认认真真、扎扎实实、轰轰烈烈地走了个过场。当然，也有群众欢迎“保先”活动，因为“保先”活动要达到的目的是：党员干部受教育，人民群众得实惠。所谓“人民群众得实惠”，是指“保先”活动中有一个规定项目：捐款。但捐款能从根本上解决机关不作为问题吗？
一九九七年，我市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机关作风整顿 ”活动，历时半年，从三伏盛夏到三九严冬，每晚集中学习到十点多钟，我被抽到作风整顿办公室。就在活动进入验收阶段的时候，一天，市中国银行一位同志来向我反映一个问题：在他们办公大楼对面，有一家音像店，从早到晚放音乐，吵得他们无法办公。按照分工，金融系统的机关作风整顿由市政府办公室牵头，我说叫他向政府办反映。中行同志说：“你就不要再推了。这个问题我们已反映半年了，各个部门推来推去，现在活动就要结束，以后就更没人管了。”我就问他找过哪些部门，他说：先找政府办，政府办叫找文化局，文化局说他们只管盗版、发证，不管声音问题，叫找城管局，城管局问放音乐的音箱放在店内还是店外，放在店内就不是他们的管理范围，归环保管，环保局又叫找环境监测站，环境监测站说他们只有检测权，执法权归公安局，找了公安局，公安局一下又推给环保局，后来又找广电局，因为音像店的房子是市广电局出租的，广电局说他们已交了租金，我们就无权管他们，以后又找了工商、税务，都无人过问。听后，我算了一下，共八个部门、一个单位。于是，我打电话到市环保局。市环保局领导听说是机关作风整顿办公室询问此事，不敢怠慢，局长亲自拿着文件来找我，说他们只有检测权，执法权归公安局。我又打电话给市公安局治安科，市公安局治安科接电话，一推干干净净，叫找环保局。我说了该如何如何，并有文件为据，公安局也不争辨，其实，他对他们的职责了如指掌，但他又推给了城区公安分局。这帮家伙，平日就是这样推来推去的，我按捺住气，又给城区公安分局治安股打了电话，城区公安分局又叫找所属派出所。于是，我不再和他们扯皮，拨通了市公安局负责机关作风整顿活动的党委副书记，说：“你们上报的材料，说整顿工作取得了如何如何的成效，机关作风有怎样怎样的改变，提出验收申请，可在这个时候，却出现这样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那位副书记到底是“讲政治”，当即保证就办。十几分钟后，他打来电话，说问题已经解决。我叫中行那位同志打电话回去问问，果然，对面的音响停了。我感慨万分，半年解决不了的问题十几分钟解决，非不能也，诚不为也！
市委、市政府大楼，高高地矗立在市区中央，楼前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大门两旁，站立着武警战士，大门正中的门楼上，镶着庄严的共和国国徽。多少年来，在这个大院里工作的人员，出出进进，不知已更换过多少代。当年与我一起进机关的，都已从青年进入了中年；其中大部分人，也已由一名诚惶诚恐的办事员，成为领导干部。他们进出有专车，后面跟着秘书，独自享用着豪华的办公室，每天在文件上作批示，在各种会议上作报告，到工厂、农村视察、调研、作指示，说要怎样怎样将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他们坐着车进出大门时，可曾注意到门旁站立的那些上访群众，可曾注意到那些上访群众眼神里流露出来的无奈和期盼。那些群众站在门前，说明他们对我们还怀有信任感，他们眼中的期盼，说明他们的希望还没有破灭。而我们这些被他们养活的人，又该如何对待他们呢？那些学生给我写信，是他们信任我，满怀希望让我帮他们讨回公道，可是，我没能帮他们将事情办好。每念至此，心中就非常难受。那些孩子，他们能原谅我吗？ 那些给我写信的孩子，不知他们现在境况怎样。多年来，他们那求助、失望的眼神，时常在我眼前浮现。那次事情，会不会给他们幼小的心灵蒙上一层阴影，会不会让他们对刚开始的人生感到迷茫，会不会使他们对党和政府失去信任。最近重读了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心灵再次受到震憾。雨果是不朽的，因为他的著作中，闪耀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的光辉。让我们少谈一些虚无飘缈的主义、高扬起人道主义的旗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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