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以为，我的天分是很好的。我学过很多东西，学什么都比别人快，一点就通，有的无师自通。十岁的时候，我们那里商校一个外号叫“大寡”的学生， 卖给我一枝笛子，我拿到手就能吹歌曲。十一岁时学二胡，卖二胡的人教给我“斗、来、米、发……”的位置，我一路拉着回家，半路，一首《大海航行靠舵手》就拉下来了。上学时，我学习毫不吃力，数学特别好，五年级时曾用算术解出一道初中代数难题，在高年级传阅。记忆力也好，几乎过目不忘。上语文课，老师叫学生背书，个个嚷难，每次老师都叫我先背，然后说：“看，人家怎么能背下来。”记得我是在一九六四年暑假看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一九七四年夏天，我在部队，我们一个班在合肥执行任务，住在一家化工厂里，晚上乘凉，我就给大家讲三国和水浒故事。时隔十年，我还清楚地记得书中每一个人物，每一段故事情节。

　　我同时又是一个十分好学的人，兴趣广泛，酷爱看书，什么书都看；在学校学习也非常刻苦认真。记得夏天晚上，别人乘凉，我还学习。天气炎热，那时还没有电风扇，就将电灯拉到外面学习。外面蚊子多，有一次父亲给我穿上雨衣；还有一次将我的腿放在两只坛子里，胳膊用纱布包起来。老师都称赞我，邻居都以我为他们孩子的榜样，说我将来能考北大、清华。

　　可是，文化大革命改变了我的人生。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学校秩序开始混乱，到处都贴着大字报，批判苏修，批判“三家村”、“四家店”。到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学校就基本不上课了，开始揪斗老师。那些机场男生最为活跃，他们得风气之先，到处传播中央内幕，学校宣传队天天上街演节目，宣传《十六条》。学校有一座露天舞台，我们常在那里开批斗会。台上站着“黑帮”，低年级的学生，钻在台底下，用长钉从缝 中戳“黑帮”的脚，“黑帮”忍不住，乱动，台下就吼道：“不准乱动。”一天早上，我们在教室里坐着，学校里最漂亮的女老师丁煜芬跑进来嚷道：“特大喜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陈建华被罢官了。”说罢，像一阵风，又跑到别的教室报告喜讯去了。陈建华是我们校长。晚上，陈建华家门口围了一大群学生，批斗陈建华。陈建华患病躺在床上，学生在门口呼口号，机场的男生拿着陈建华家的脸盆、铝锅使劲地敲。陈建华的女儿，我们学校三年级的学生，一个瘦弱、让人生怜的女孩，站在门口哭着说：“求求你们不要闹了，我爸爸生病了。”回应她的是一声比一声高的口号声。我听到我们班徐米克的弟弟在和一个同学争论，徐米克的弟弟说，陈建华是“口头革命派”而不是“反革命派”。他引据的是一段当时很有名的《毛主席的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什么人只是口头上站在革命人民方面，而在行动上则另是一样，他就是口头革命派……”人群中忽然响起一个尖锐高亢的声音：“陈建华不投降，就叫他彻底灭亡！”那是丁煜芬在呼口号。

　　丁煜芬，江苏泰州人，当时三十多岁。她的丈夫是我地一个知名的数学教学权威，是她在师范上学时的老师。她是一个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人，讲话总是眉飞色舞，慷慨激昂。她教我们班数学，但她那时更喜欢讲她的学生当中有多少是“光荣的人民解放军”。走进教室，放下教材，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开口说道：“今天中午下班，刚到大门口，迎面走来一个军人，刷地给我敬了一个礼说：‘尊敬的丁老师，您好!您还认识您的学生吗？’我一看，谁呀？原来是我的一个学生，多么年青，多么英俊!是一个海军军官。他是专程来看望我的。”说完，久久陶醉在一种幸福之中。丁煜芬批判陈建华非常积极，但不久，她也因在看大字报时面带笑容而受到了批判。

　　后来，学校师生成立了各种造反组织，有七、八个人就能拉起一支队伍，我们班的走读生成立了一个“五?一九革命造反司令部”，每人做了一个袖章戴在胳膊上。“五?一九”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就是五月十九日那天成立的。与我们学校一路之隔，有一所“五?七”中学，一天，“五?七”中学一个学生问我：“你们这个组织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我问：“什么叫合法，什么叫非法？”他说：“有公章就是合法的，没有公章就是非法的。”我说：“没有公章。”他又说：“可以自己刻一个。”我就将我们机关大院里一棵枸骨树砍断，刻了一枚图章，盖在袖章上。我们又去串联，计划步行到伍佑镇，然后转到大冈镇，再从龙冈镇返回，全程大约六、七十里。但走出市区才三、五里，就走不动了，退了回来。

　　我们这些小学生的造反行动，随着一九六六年暑假的到来而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