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转斗移，光阴荏苒，汪雅臣将军离开我们转眼已六十多年了，但当人们提起这个英雄名字的时候，总会滔滔不绝的讲起那些富有传奇色彩、鲜为人知的动人故事……
引 子
1950年三月末，北国的春天仍然春寒料峭。在五常县拆出伪满文件库并准备将其改建成监狱的工地上，嘈杂的人群随着被拆墙体的轰然倒塌而哗然后退。
天，没有一丝风，飞起的尘埃滞留在天空，久久不肯散去。
迷漫过后，在押的犯人将杂乱的瓦砾装车运走，施工员用白灰作出标记后，犯人们就开始刨地基。一块块冻土被刨起来。
突然，随着一个犯人镐头的落下，人们清楚地听的一声清脆的碎响。
“嗯？”那人蹲下去看。他身旁的几个人也听到了碎响声，也拎着镐围过来。
他诡秘地向另外几个犯人挤了一下鼠眼：“别吱声，说不上刨出了一坛银子呢，咱们拿着找娘们去。”
“你们干什么呢，嘀嘀咕咕的，快干活！”管教大声斥道。
“报告政府，刨出了东西！”
管教闻声走过去，只见那个洞儿里渗出清水，那水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腥味儿。
“嗯？”他蹲下去， 挥挥手：“把上面的浮土抢出去，看看底下是什么玩意儿！”管教命令道。
犯人抢去上面的土，露出一个装洋油桶的木箱子，箱子里面有一个玻璃罐子。“打开，看看里面是什么！”管教对那个犯人说。
木箱子打开了，一圈儿脑袋围过去：“啊——？！”人们惊恐地大叫，向后退去。
罐子里装的是一颗人头。
犯人们立刻被带走。公安人员火速赶到现场。民兵协助封锁了能进入工地的所有通道。
政府的领导纷纷来到现场，对这颗人头百思不得其解。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这肯定不是一颗一般人的头颅。因此，立刻发动群众辨认。
当时县财政局有一个科员叫刘殿清的说，大约在五常解放的前二年（那时他在伪满政府里供职），他到文件库去送文件和查阅资料，之后，他刚想出来，偶然看见南窗台上放着一个大玻璃罐子，上面落满了灰尘，模模糊糊似里面泡着什么东西，就好奇地走过去，当他用手轻轻地抚去上面的尘土往里看时，顿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退出来。原来那罐子里装着一颗人头。但那是谁的人头，是谁把它放到那里他全不知道。 他说，他看到的那个玻璃罐子好像就是这个玻璃罐子。至于人头，他说他那时因为害怕根本就没看清，更不敢肯定。
日本投降后，他成了民主政府的一名职员，当他再一次来到文件库时，见里面的大批日伪时期的重要档案已无影无踪，那个装着人头的瓶子也无翼而飞。他因怕惹是非，始终不敢张扬此事。
又有群众反映：1941年农历正月初七，日本鬼子为了镇压和恫吓人民抗日，曾将被杀害的抗日将军汪雅臣的遗体，在五常大十字街卢家馆子门前（现一商店处）的电线杆子上暴尸（路旁是一座地堡），汪雅臣身上的日本兵军装被撕开，袒露出前胸、腹部、腿上的枪眼。数日后，汪雅臣的头被割走。
1946年一月，东北解放后，松江省政府对汪雅臣遗首失踪非常重视，曾专门下发文件指示五常县委、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查找，但无结果。
难道是王雅臣将军的遗首吗？民主政府领导感到事请的重大，当天就通过警备电话报告到松花江省政府主席冯仲云那里，冯主席指示：把人头马上送到省政府。
但当时已无去哈的火车（那时一天只有一趟火车），因怕人头腐烂（据当时在民主政府工作的杜景泉说，他当时触摸过人头，因药液已流出一部分，着药液的部分仍有弹性，没着药液的部分已开始变硬。），县政府秘书科给县医院打电话，责令进行防腐处理。并派阎炳文具体负责此事。
防腐工作是由县医院赵大夫执行的；他先把人头放入另一个大玻璃瓶内，再倒满福尔马林溶液，将口密封好，放入一个木箱内，外面再包上布。
次日，阎炳文去火车站，与准备到省汇报农情的杜景泉相遇，二人一起去哈。到哈后，阎炳文将遗首送到省政府秘书科。省政府主席冯仲云（汪雅臣的战友）亲临辨认，当即认定：“这就是汪雅臣将军的遗首。”他写了一个便条儿，让把遗首送到东北烈士纪念馆。纪念馆馆长（冯仲云的夫人）热情接待了周炳文。至此，长达14年之久的汪雅臣将军遗首失踪悬案有了结果。
（一）
清宣统三年（1911年）的一个漆黑的夜晚，在山东半岛北部沿海的一个鱼村，一座低矮破旧的茅草房里亮着一缕微弱的灯光。一个待产的女人，头上滚动着豆大的汗珠，有气无力的呻吟着。已经一天一夜了，孩子夹在阴道里怎么也生不下来，接生婆也不知所措。灶间里，一个男人急得团团转。届时，黑云翻滚，大雨如注，房前的两棵柳树在风雨中不停的摇曳着。“咔喳——！”随着闪电过后巨大的一声雷鸣及母亲瘆人的一声惨叫，一个婴儿来到了人间。父亲为了她们母子平安，给他取了一个乳名——祥子，大名王景龙。
祥子并没给他家带来祥和，母亲终因失血过多和产褥感染，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给他们留下的是一笔不小的外债和更加凄惨的生活。
他父亲是一个浓眉大眼，膀大腰圆的典型的山东汉子。 为了儿子将来能出人头地，发疯似的劳作，把满腔的热血和殷切的希望全都寄托在这虚无缥缈和绝无可能之中了。
他六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了村里只有富人才能念得起的私塾里，先生是一个头发花白、后面梳着猪尾巴一样辫子的落榜秀才，每天摇头晃脑的教他们背三字经、百家姓。他非常严厉，孩子们稍有疏忽，就要拿来戒尺打手板儿。但，那一年确是祥子永远值得回忆和留恋的唯一的一个幸福的童年。
1918年，父亲也因过度的劳累而不停地吐血，身体每况愈下，租来的农田无力耕种，也被地主收回去了。私书里一年二斗粮的学费也因此成了家里沉重的经济负担。祥子被迫哭着退学。那种“南北大炕，书桌摆上，笔墨砚题，文具纸张。”和“高粱米饭，豆腐熬汤，咸菜瓜子，酥油拌上。”的美好时光，从此成了他一生中永远的过去。
（二）
祥子12岁时家乡遭受水灾，洪水冲过堤坝，无情的吞没了村庄，淹没了农田，所到之处一片汪洋，哀声四起。祥子和父亲随逃难的人群来到东北，后在五常县卞家围子定居。
卞家围子有个财主姓卞，排行老三，人称卞三爷，是这里有名的富户。他家光地就有几十垧，北面一趟正房，两边是东西厢，车马猪驴，应有尽有。他有一双儿女，儿子已十四岁了，走路两手总在后面摆，片拉片拉的，屯子里的孩子就叫他卞大片子。小女与祥子同岁。
卞三爷财大气粗，长着三棱八箍的脑袋，跟谁都拨拨愣愣的。见人张嘴就骂，举手就打，没人敢惹。因此，大片子也十分骄横。
那天，他们来到卞家围子时，卞三爷正睡午觉，忽听卞大片子大哭，急起骂道：“妈的，男子汉大丈夫动不动就哭，真他妈熊货！谁惹你了？！”
原来是汪家父子因饥饿想讨口饭吃，卞大片子不但不给反用嘴吐他们。祥子爹道：“你敢过来吗？”
卞大片子道：“过来你能咋的？”说着已立在他对面。
祥子爹道：“再近点儿。”，
卞大片子又进一步：“近了，能咋的？”
冷不防，祥子爹一个嘴把扇过去……。
“哈哈……”卞三爷听罢儿子被打缘由，禁不住大笑：“三爷的儿子这么多年还没被人打过，有种！有种！来人哪！”喊声刚落，进来两个拿棒子的伙计，卞三爷摆手道：“告诉伙房，备酒，炒菜！”
他们被卞三爷收留做了长工。
做长工是很苦的。但他们不和另外几个长工一块住，而是住在伙房里。
他们每天四更就要随做饭的李短腿儿一块儿起来：祥子爹喂饱牛马就去和其它长工一块吃饭，一起下地。一般都是顶着星星走，伸手不见五指时才回来。
卞三爷在伙食上并不苛待长工，早饭大多是苞米面大饼子一个汤，午间熬一大锅菜，年豆包，由李短腿儿挑着送到地里去，晚间是大碴子粥，盐豆，大葱沾大酱。这对当时的长工来说，已是天堂的生活了。
祥子要在太阳一竿子高的时候才把猪赶到荒坡子上去，在那里，那二十多条生命全部由他管辖，他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它们被他训练得服服帖帖，只要他“噜噜……”一声喊，那猪就会心惊胆战地任他摆布。
在卞三爷家，祥子最盼的就是过年。一到年三十那天，所有的长工全部放假，只是打扫打扫院子，起一起猪马圈；李短腿负责杀一头大肥猪。日西斜，把烀好的大块肉切上几大碗，盛一大盆酸菜炖粉条子，往条桌子上一摆，叫：“大少爷，放鞭炮啊！”这时，卞三爷就会喊：“吃饭！酒管够，肉随便造！”……。
星转斗移，岁月如梭，倏忽间已到了1926年。祥子已年满15岁。虽然还仍是个孩子，身高却似乎在猛然间长高了许多，幼稚的嘴巴子上也依稀可见毛茸茸的小黑胡子。他开始当半拉子，学种农田：牵套，点种，踩格子……。干起活来是那样心盛，认真。
但不幸的事又一次发生了。他父亲在给卞家修庭院抬石头时因用力过猛，旧病复发，不停地吐血，脸色变得苍白，身体日渐消瘦，到了六月底就虚弱得落炕了。但他就是不去看医生。他舍不得父子俩用几年时间才攒下的那十几块银元哪！祥子知道爹的心事，泣声道：“别攒了，命要紧那……”就自作主张，请来了中医刘小嘴儿。爹也无可奈何，只好咬着牙掏钱治病。
刘小嘴儿的汤药确实不错，吃过三付就大有好转，好转以后，黑心的刘小嘴儿便拿些不疼不痒的药来遛，直到那十几块银元全部装进了他的腰包后，就再也找不到他的影子了……。祥子急得六神无主。
正当他们父子走投无路之时，这天，屯子里来了两个招伐木工人的把头：他们都带毡帽，一个矬胖，一个高瘦。胖子把帽子推向脑后道：“到哪里放木头论根给钱，一天一算账。”瘦子歪戴着帽子，一说话嘴直冒沫子：“精米白面随便吃，天天粉条子炖猪肉……”一面吸着嘴角上衔着的洋烟一 面斜眼看着祥子，祥子心动了，问，：“我中不中？”
“嗯，个子倒不小，十几了？”
“十七。”祥子惟恐他们不要，多报了两岁。
“叫什么名字？”
“祥子。”
“我问你大号！”
“大号？”祥子猛住了，因为他还从来没有使用过自己的大名：“叫……汪雅臣。”
“娶媳妇了吗？”
“没，嘿……”
瘦子和胖子挤挤眼：“也好，死了没哭没叫的。”
其实，父亲也知道世界上没这样的好事，但人一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并当下立了文书，由工头先预付五块银元的工钱为祥子爹治病，祥子又给卞三爷磕了个头，求他让父亲暂住他家，等他挣了钱回来把帐结算清楚。
第二天，便跟随工头，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招来的不少人坐车去了苇河。
（三）
苇河在珠河县境内(现在的尚志市），那里是连绵不断的丛山峻岭，参天的大树遮天盖日。伐木的林场建在远离人烟的深山老林里。夜晚，时常听见黑瞎子和野猪的吼叫，让人感到阴森和恐怖。
汪雅臣被赶进一个地窨子里与其它十三个人住在一起，那是个依山掘土用草木蓬盖一个半地上半地下的临时房子，屋子里阴暗潮湿，一些破乱的行李和衣物堆满了各个角落，散发着难闻的臭味儿；虫子，虱子缕缕行行的在上面爬，肚子个个吃得鼓鼓溜溜的。
那里的工人大多是逃荒的，要饭的，想来发财的和无家可归的跑腿子。在它们之间，没有亲情，互不同情。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不知明日是何年的人。
工人们从理论上说确实挣了不少钱，但资本家为了防止他们逃跑，给的全是代金圈儿。而那里的生活用品和伙食费又要比山外高几倍，要喝酒抽烟的，价格就更高；你想发泄，他们就从城里的窑子里雇来窑子娘们儿，只几宿，你这一年的活就算白干了。
工人们的劳作充满着神迷与冒险。为了祈求平安，他们要拜山神；伐树前，要想一想是否触犯了山礼山规，而为了多挣钱，又不得不冒险去拔大毛（放优质高大的树）。因此，每当放倒一棵树，都要喊一声：“顺山倒——！”或者是：“靠山倒——！”……。那喊声凄惨而悲凉。有时，那竟是他们生命结束前的最后一次哀嚎。
汪雅臣走后刚好半个月，父亲病情加重。他大口大口的吐血，脸色象一张白纸，蠕动着青紫的嘴唇，叫着儿子的名字：“祥子——”，一遍又一遍，让人听后感到无限的辛酸与凄凉。
他半睁着眼，带着对儿子的思念和眷恋里开了人间。死后，卞三爷让几个长工用蓆子卷了埋在了荒山坡子上。
父亲的死信儿三个月后才捎到了山里。汪雅臣哭着去找王把头。他正和两个森林警察就着咸鸭蛋和花生米喝酒，他们好像被他哭得没了酒兴，王把头剜了他一眼，点上烟嘘了一口：“死就死呗！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早晚不得死。”
“我要算帐，回去给爹安置安置。”
“算帐？你可别忘了，你还欠我五块大洋呢！”
“不是说……”
“我们这里是一年一算账”
一个警察不耐烦了，“你他妈的是不是想跑啊？！”
另一个警察压了一口酒，扔嘴里一个花生豆，“让他跑去，现在大雪封山，周围一百多里没人家，不喂狼也得冻死！”
汪雅臣傻眼了。他说得的确是真话，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除了悲伤与无奈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来这里谋生的人，哪个不受苦受累，挨饿挨冻，挨打受骂和疾病的折磨呢？就连死人也是司空见惯，没人找就偷着埋了，有人找也不过给个十块八块大洋了事。一条人命和一头猪的价格没什么差别。
汪雅臣就是在这恶劣的环境里生活了整整三年。
1928年，汪雅臣已年满十八岁，是个名副其实的男子汉了。他沉稳、彪悍，虽少言寡语，但事事用心。
那年，在他自己的账里，应该存有三十块大洋了。那是他血汗的结晶啊！他要拿着他去找新的生活。
王把头领他去算账，账房先生算盘子一响，只有十七块。
汪雅臣掏出了自己的账，账房先生脸一红，在眼镜后问他：“你会算还找我干什么？”
王把头立刻放下了脸：“一个子儿也不给他，一年结一次账，年末来取！”
他们争执起来。汪雅臣理直气壮的问：“要是你挣了钱别人不给你，你是什么滋味儿？！”
在旁边听了半天早已耐不住性子的山林警察伸手就给汪雅臣一个嘴巴，指着他的鼻子骂道：“这是什么滋味儿？！”
汪雅臣像一樽铁塔似的立在他的对面，沉闷了足有五秒钟，他突然抡起了手臂，“啪”地一个嘴巴扇回去，将他扇出去足有五米远，怒斥道：“就这个滋味儿！”那种威武远远胜过他父亲当年打卞大片子那个嘴巴。
屋子里一下子炸了营，又有几个警察跑进来，将他扑倒在地上，五花大绑，然后又吊起来，棍子、棒子、皮鞭子沾凉水，打了他整整一夜。
“还要不要钱了！”
“不要了。”
不久后，他要了那个警察的命。
汪雅臣是在伐木时打死那个警察的。
那时，他正在伐一棵一搂粗的松木，那个长得像猴子一样的警察走过来，怒目地瞅着他；他也横了他一眼。
“瞅啥？！”猴子警察吹胡子瞪眼地，“不好好干整死你！”
汪雅臣没言语，瞥了一下四周，三十米内没人。猴子警察已扭身走了。
仇恨和怒火立即占据了他整个脑海：“整死他。”他拎起伐木用的斧子，蹑手蹑脚地走过去。就在他举起斧子时，猴子警察突然猛一回头，“啊”的发出了一声惊恐地惨叫，但那斧子已砸在了他的脑袋上，就像砸一个窝瓜，把他的脑袋打了个粉碎。汪雅臣刚要去下他的枪，远处已传来一片喊声，枪声四起。
他迅速的钻进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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