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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年(2007-2016)(下)

时间:2018/1/8 作者: 王霁良 热度: 103201

  2013


  1月14日去高密胶河农场拍片,胶河农场距莫言老家岳一公里,开车过去,莫言故居五间平房,西面四间上覆红瓦,东一间却是蓝瓦,照了几张相,让摄像白高杰给我录了一段视频,匆匆赶路,相机外套忘在院子里的石磙上了。


  2月23日与王均镇去齐河朱多锦老师家,同行的有画家乔义良,他也是齐河人。中午在朱老师家吃饭,相谈甚欢。王均镇心眼活,本质上还是个实在人,对我也相当赏识。在近期举行的一次七亩园文化沙龙会议上,朱老师明确提出由于身体原因,把七亩园全权交给我,自己只做顾问,同仁刊物《华夏文坛》杂志,亦由我出任社长兼主编。


  1月30日,朱多锦老师竟因心肺衰竭溘然辞世了,享年68岁。无法接受,他这么快离世的事实。2月1日的追悼会来了很多全省各地的文友,王均镇在蒙阴岱崮老家,也赶了来。追悼会由朱先生原所在齐河县实验中学(原齐河师范)的校长和我两人致悼词,我拿着大喇叭话筒,当着台下黑压压的文友和朱先生的亲朋,说,“今天我们在这里悼念朱多锦先生,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朱先生是《华夏文坛》杂志的缔造者,也是济南七亩园文化论坛的缔造者,先生人虽然走了,他的作品还在,下一步七亩园文丛将整理先生的作品,为先生出书,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了解他。七亩园将捍卫先生的尊严,承继沿袭先生的遗风。”我说了这些就再也说不下去,我和朱老师认识和交往不过6年时间,但因为参与了他创立的七亩园文化沙龙,彼此观点较为接近,在山东文艺界几次思想交锋中都站在了他这一面。比如2010年他写出了长篇叙事诗《父亲的高粱》,针对当时的争议,我写了一篇《对文学作品滞后于时代的一点看法》力挺,这篇文章理论到位,发到网上后得到普遍认可,到今天也无人持有异议。


  出版朱老师诗集的事,经过沟通联系,孙德奎、徐树爱、张永、杨巧丽、张静、王宗勇、艾军、杜秀香和我九人出舜耕文丛,书由周传虎、黄秀峰策划出版,同时出版《朱多锦新世纪诗选》,我的散文集命名为《北方的信风》,由杨共玉作序。6月中旬,共玉兄打来电话,对我要出版的这部散文集评价不低,说书出之后足以奠定我在济南文坛的地位。他原本认为作品水准会一般,准备随便应付写个序了事,但读了感觉不是那样,特意打过电话来,说序文正在酝酿。


  文学总是前赴后继。——《华夏文坛》在朱老师去世后,我继任社长和总编辑,因为是同仁刊物,用稿量小,投稿电子信箱一直用的是前任社长苏富宽、朱多锦的个人邮箱,二人离世后,邮箱就一个也打不开了。我主编《华夏文坛》后,把邮箱换成了自己的,妻子忌讳这一点,帮着注册了一个新邮箱。


  2月,省广播电台朋友米嘉的父亲患癌去世了,朋友是回族,家居苍山农村。昨凌晨5点动身,驱车600多里前去吊唁。朋友是独子,说哥你也在丧室吧。白布下逝者瘦骨嶙峋,冰凉的遗体安放在灵堂冰凉的地板砖上,只隔一薄薄的苇席,想起以前老人的音容,不由潸然沾襟。与他有交往的济南南大寺一位阿訇亲自赶来为他送行,一边祈祷一边抹着眼泪。据说先知默罕默德为了不吵醒躺在长袍上睡觉的猫,割下了自己的袍子,伯父现在也与世无争,追随先知去了。回教的礼仪我是一点不懂,仅从霍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里知道一点点。下午一点清真大寺的四位阿訇和几十位村里的回族老人来了,加上济南来的共五位阿訇主持了葬礼。中间一位宣讲了很长时间教义,跪得双腿酸麻总算听明白了一点。回族人经过千年流徙已无通用文字语言,但阿訇们通过口口相传还能掌握一些先祖遗留的口唤。阿訇们轮流吻着古兰经,一段经文之后,便平放摊开的手掌抚摸脸庞,如是再三,仪式繁琐而冗长。后来,坐在庭院正中的阿訇们移开身位,我们进去把净身装殓的伯父灵柩抬出来,放在院中两个条凳上,阿訇和那几十位留山羊胡的老人走到跟前,肃立默哀,合掌抚面。送灵柩到坟地,看到墓由方形杨木垒砌,墓中有水,有抽水机在抽,地下水总抽不尽,后来填了两塑料编织袋黄沙,才把遗体用布带放进去,遗体上撒了两袋棕色的香料,扯上覆棺口的白布,随后把一截截一米长的杨木横放到棺口上。杨木很粗是直接从大杨树上横着截取的,只简单加工削平一两个面就拉了来,密密排放在一起,作汉人的棺材盖板使用,杨木朝外的部分都露着树皮,灵堂里那张苇席盖在了杨木上面,掘墓人开始填土,坟渐渐起来,以拉安拉勒内内啦,地下的伯父和地上人有了不可测量的无限距离,伯父就此走了,真主安拉陪伴着他。


  年年都有熟识的人离世,让人感叹生命之无常,我好玩,热衷下象棋,棋谱演练过很多,我的棋友,单位楼下有,马路边上有,自家小区里也有,有个棋友年仅45岁,前天还一块下棋,后天就脑溢血离开了;还有个下棋的老王,不到60岁,正另一个棋友正下着棋,从坐着的马扎上歪下来,就走人了。


  春节回成武老家过年,父亲过66岁寿,摆了不少席。


  春节过后不久,父亲在县城老友家喝酒,归途骑电动车摔到路边,造成颅内增压,住进县城医院,为此我回家两趟,在医院照顾多日。期间与成武文友刘继增、袁剑等见面交流写作经验,继增兄赠其书法一幅。


  3月,天桥区济南天丰文学艺术研究院成立,我为副院长。而我给文友写的诗歌评论也有不少,比如给杨荣成诗集《春天向左》写的序《好的诗歌会有一种神性》,比如给东方浩诗集《寻找》写的评论《让心灵化归自然》,为张玉华诗歌写的评论《诗是发现,也是倾听》等。


  5月初,参加青年画家马斌举办的个人画展,与书画家韦辛夷、郭英培等聚了聚。5月底,与王均镇、陈全胜去临沂。


  8月,去内蒙锡林郭勒盟拍宣传片,往北到东乌珠穆沁旗,写有散文《内蒙草原纪行》。随笔《我的阅读与写作》选入人教版《小学生语文拓展课本》五年级上册。10月中旬,在山东大学教师食堂和吴开晋、王松夫妇、王长水、候龙飞、周立升、耿建华、吴钧等聚了聚。


  与妻看病去北京,闲时到玉渊潭公园一游,路过一游廊时被一60岁左右的大姨唤住,“您是约好来相亲的吧?——我帮我女儿相亲。”我抬眼看了看周围,原来到了一个相亲会组织的地方,不免尴尬地摇了摇头,而身后不远,老婆正把玩手机,还以为有人问我路呢。


  出版的散文集《北方的信风》,黄秀峰兄代我给省图捐乐两本。


  一日午间看央视2台文化名人易中天主持的一个聊天节目,说北京现有“剩女”80万,不免惊诧。朱多锦先生曾写过一首《剩男剩女》,“因把自己看成了一口好饭/就留在了锅里//——快盛到碗里吧!”但现在看,80万,显然并不都是“把自己看成了一口好饭”,因为北京绝对没有对应的80万“剩男”等着他们,——北京怕是连40万“剩男”也没有,如果这些“剩女”还以为北京有那80万,那就大错特错、一误再误了。


  青年诗人刘川曾这么写北京:三环四环五环六环,这城市多么像一个巨大的避孕环,穷人的精子一个也射不进来。很明显,今天不光是北京,就是二三线的城市,涌进去的女孩子也比男孩多得多。处在“剩女”这个年龄段的小伙子们,纵然是大学本科毕业的小伙子,一番打拼未果也大多在父母催逼下回去结婚抱娃娃去了。


  古有东京80万禁军,今有北京80万“剩女”,这还仅仅代表一个城市,却已非小数字。中国的人口比例早已失衡,农村的女孩子进城打工都千方百计想留在城市,这其中甘愿当小三、充二奶的又有多少?——“村口美丽的姑娘哪去了?沿着通向城市的路走了,她不再回来。”


  文学的本质是回忆,就己这段时日,心境灰暗多写了点怀旧之作。提笔之时总要戴上耳机听歌后李翊君的《诺言》,有时一连听几十遍,不过是要勾起一种自以为适宜的氛围,寻找平时不易嗅得的“味”,往事不复、水流花谢的“陈味”,甚而是某种“怪味”,沉溺于靠不了岸的飘茫,而非去触现实的河底。


  ——就像抚琴先要掬水净手一样,我以为诗写作也是需要情绪的渲染和烘托,需要点氛围的。


  日记由毛笔写,零零星星坚持了这几年,终于写不下去,济南影潭文学书画院,封给我一个副院长,常在那里练练书法,但也只练楷体,多少有点长进。


  2014


  每年春节,倘不回菏泽老家,均要到济北一聚,多年文友者,张志云、杜心鸣、陈总功、徐树爱,皆文兄也。


  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根本不是本民族的文学而是对西方文学的摹仿,自1917年开始,就一直是对西方的全面仿制。这话普实克说了好多年了,他去世也已30多年,但他的话,就是放在全球一体化的当下看,也不能说没一点道理。


  今天所谓的全球化可否理解成全球西化?尽管我们也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但这个21世纪初,当今中国在资本运作、生活方式、教育方式甚至泡妞、一夜情都在飞速地追赶西方,精神领域的西化势必造就物质方面的西化,而这一点恰是中国某些阶层极力倡导和推崇的,相比之下,普通民众只能望洋兴叹。


  中国现代文学自从古典文学断奶以后,把西方文化的介入看成一种营养所需,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罗素在他的《中西文化之比较》中就说:“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停滞了,不再在文学和艺术上产生有价值的东西。我想这不是由于种族的衰退,而只是由于新材料之缺乏。西方学识之输入正提供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刺激。”罗素在中国教过书,看得比较真切,当然,这篇文章里说了很多,甚至说到“中国人是贪钱的,也许不比法国人更贪钱,但是确然远胜于美国人。他们的政治腐败,有权势的中国人以不名誉的方法取得金钱,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否认。”


  “永恒的生活并不是超越了坟墓的生活,而是真正的精神生活”,记不得哪个哲学家说过此话了,但他所说的“真正的精神生活”一直是我神往的。


  作为一个有神论者,确切说是一个多神论者,我知道没有一件事实能辩驳信仰,也知道没有一种信仰真正改变过世界,我不过是一个处于最末端的人,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诗人,或者至少有一天希望自己能是一个诗人,在世俗生活中精神层面到底怎样呢?写了这么些年,虽知离江郎才尽还有段时日,但每天所思所想了这么多,又有多少落到纸上、付诸文字?


  自清代中晚期以后,汉语言文化就由强转弱了,语言上、文体上都显得滞后,上世纪初“五四运动”直接导致了文学断裂,但之所以有这个巨变,也只有在晚清洋枪洋炮涌入时才有发生,我们以前把被武力打破国门定性为西方殖民统治,那么我们的文学,我们现在的审美判断和追求又哪点不是向西方看齐?中国作家亦步亦趋学写的意识流、存在主义、象征主义、荒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哪点不是西方文学的东西?这何尝不是承认了西方文化霸权、文化殖民?我们阅读的外国著作几乎都是西方文学,诺贝尔文学奖要求推荐材料使用的语言必须用瑞典语、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写成,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用阿拉伯语写作的马哈福兹、用希伯来语写作的阿格农,以及索因卡、扬森、海顿斯坦、卡尔费尔德等作家的翻译作品,中国读者几乎很难读到。


  4月初去临安参加《浮玉》杂志举办的文学活动,见到浙江诗人龙彼德、嵇亦工、柳思、蒋兴刚、东北诗人沈彩初等。临安是古都,市区有钱王墓,郊区有青山湖,山岭多出自水中,后来又去浙西大峡谷,领略一番江南风韵。


  回济后,从《济南时报》上得知诗集《在这个行将挥霍掉的夏天》获了济南市委、市政府第三届“泉城文艺奖”诗歌创作奖。这个奖3年一评,诗歌创作奖有三个人获奖,——路也、柏明文和我,每人有奖金10000元。前两位都是女士,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了,我则领衔了济南700多万人中的男诗人。那天杨荣成到我办公室海聊,他刚走,老诗人曲伟华就打来了贺喜电话,我自己还丈二云雾,下楼买了报纸才相信。能获这个奖,除了感谢评委们,还要感谢市作协秘书长董超岩,临到参评时,他给我打来电话,说之前报送的五本诗集找不到了,让再送五本来,当时工作忙,龙奥大厦又远,就不想送了,觉得送了也只有打酱油的份。董超岩很认真,非要送,只得抽空又送了一次。年轻时在省城挣揣,作品见报少,四十出头才有这第一本诗集,能获市里的文艺奖,从此吧,算是在圈内多少有了点写诗的名声。


  最应该感谢的,当属七亩园啊!六年不间断的文化沙龙,对任何一个参与者,都是锤炼!


  9月15日,济南天桥文学研究院召开成立“泺上诗派”筹备会,我和杨共玉、漱玉、康桥及三五个更年轻的诗人共同商讨了纲领和宣言,拟吸收诗风相近者加盟,共同打造一片天地。“泺”乃古水名,《春秋传》有“公会齐侯于泺。”泺即今日之济南也。“泺上诗派”的成立,标志着济南诗歌界会有新的突破。


  诗歌的表现手法,中国古代诗歌所说的“意兴”,更多指的是意境,所谓“象外之象,境外之境”,不管是以境胜,还是以意胜,都是玩的深远、深沉;意象这个东西,只要会写隐喻,大都可以玩玩,不过是写好写孬的问题。总得看来,意象诗真能玩出花样的诗人并不多,大家都去写那就是挤独木桥了,没那个必要,也不现实。意象在顾城眼里只是在玻璃上磨花的事儿,只是一个匠人的活计;曼德尔施塔姆就曾批评说:“那些自称为意象学派的人,为了把语言弄得更当代而令自己精疲力尽。然而,他们依旧远远落后于语言,是注定要像众多废纸一样被扔掉的。”没有必要非让诗堕落成一种技术,十年前我这样说,现在还这么说。想把诗之博大刻意做小,实实的不可为也。


  打理《华夏文坛》文学民刊,总得考虑杂志的生存问题。转眼,济南七亩园文化沙龙已走过六年的征程,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贺立华老师是这么评价七亩园的,——在“经”涛拍岸,一切向“钱”看的今天,在争名夺利浮躁污浊的学界,能有“七亩园”一方净土在生长知识分子良知,保持特立独行的一股清流,实属难能可贵!向你们致敬!


  因为广告业务不好开展,人员萎缩、业务萎缩,不得已,撤掉了汇鑫大厦8楼的办公室,这样每年可省下38000元的房费。我的办公场地没了,妻所在的电视大厦的办公室,又不愿去,准备歇一歇,调整一下,干脆在家搞点写作吧。呵呵,因为那10000元奖金,还真的当起了专业“坐家”。在诗写作上,我是给自己定了目标的,每月不少于3首,倘能活到80岁,则诗集不能少于10部。


  年底,第二部诗集《在生活的另一维度》出版。上海诗人铁舞写的序文为《站在齐鲁大地上写诗》,黄秀峰写的跋文为《诗意铺陈生活,思索丈量行走》,我自己也附缀了个后记。书出之后寄给国家图书馆几本,收到了馆藏证书。当下的诗歌选本,大都是奔人去的,清代的钱泳早就指出“以诗存人,此选诗也;以人存诗,非选诗也”,你先确定了某个诗人再去找他的诗,那你选的不过是小圈子里的玩艺,是“非选诗也”,你搞的根本不是诗选而是人选。正因为诗歌界存在这样的倾向,很多民间诗人有种“长安重桃李,徒染六街尘”的无奈,如此看来“好诗在民间”一点不错。


  2015


  广告越来越难做,收缩办公室后,汇鑫大厦办公室的老板台拉回到家里,台里办公室有妻子打理,我则在家写点东西,不怎么去台里了。年届五十,时运不佳,安心写点东西吧,哪怕拾遗钩沉,写个自传性的回忆录也好。春节回老家,70多岁的堂伯父见了问:“在济南生活咋样?一大堆孩子,能混得上吃吗?”——伯父真的是在关心我,知道我这样的多子女家庭处处需要用钱,这么大年纪还要操我的心,真的感谢他老人家。


  说实在的,因为收入或财运不济,这两年收入寥寥,某自家也一度心灰意泠,觉得黄金期已过,不复往昔矣。因为搞写作牵扯精力,也少挣了不少钱,许多机会都放弃了。父亲常说我为人处世不如我二弟,外场上不行,自己心里也承认,但如果外场上混得开,就读不了四百多部长篇小说,写不成啥子东西啦。一个向内发展的人,读的书比别人多,思考的比别人多,想的比别人多,觉得也是财富。这个社会,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不一定成器,像我这样的倒还有点机会。


  1月初,与李清河去德州,和高艳国等德州诗友聚了聚。高艳国为人谦和,新近刚提升为德州社科联副主席(处级),他过去读山师大首届作家班的时候,一次酒会上我去捧场,拉着我的手对他的同学讲:“诗歌上,这是我老师”。


  《死魂灵》、《悲惨世界》等作品在当时是称不上主旋律的,即便死抱着传统偏见不放的人,也认可这一点,那么,真正的艺术是什么?政治家一心想把文学家驱赶到所谓的主流上去,可是文学永远是甘心边缘的东西,这是必须的,你是主流,你就不是文学。


  泗水作家程琨3月6日辞世,只有45岁,真让人难以相信。翻看《华夏文坛》前10期的合订本,程琨的名字赫然在列,2007年以前,他一直是《华夏文坛》的副主编,从第1期编到第7期(当时苏富宽、朱多锦是社长),而我2008年才加入进来,因此无缘共事。他和我山大作家班的同学陈晶都在公路系统工作,较熟。他常外出参加笔会,每每都有感受,而我不大愿意出去,推拒了不少,也错过了和他相聚的机会。在他生命离开的前几个小时,他还在网上发了这样的帖子:“炫丽的烟花已消失,震耳的鞭炮也停止了,世间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年,终于过去了。该过去的终究会过去,该来的终究还会来。无需沉浸在过往的记忆中,无论是好或坏,不论是悲或喜,都不必留恋着,仅仅是因为过去就已经成为了过去……”这是他在元宵节次日凌晨1点零8分发的贴子,早9时便撒手而去,这些话成了他临去的跫音!在手机沟通中他几次提醒我要注重身体,别熬夜,因为我患结肠炎已有五六年时间,不想他何以这般奢侈,偏在熬夜,流溢的生命竟因肠炎而逝!


  评论家孙绍振先生写有著名评论《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他的新的美学原则之一便是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并前所未有地提出了社会学与美学的不一致性。


  他的这些观点为守旧的有艺术习惯顽强惰性的人所不喜,因为这些人向来习焉不察、抱定的都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的观点,而俄罗斯后来的批评家大都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乌托邦文学”是有毒的。生活真的都是美好的吗?它的残酷性满世界都是,我们现在提倡正风气,提倡主旋律创作,这是好现象,但文人需要有独立操守,如果都像狗一样去跟风,中国能出现《死魂灵》、《悲惨世界》、《被侮辱被损害者》、《幻灭》、《罪与罚》这类永恒的伟大作品吗?


  济南诗歌界的山头很多,立山头、拉扯关系,对那些精明得在娘肚子里就会笑的人,显得尤其的必要。一看这阵势,心里就有了尖锐的责备,为啥不退居书斋,好好侍弄点自己的东西?跟这帮混子叫什么劲呢?搅这浑水干什么?分党成派浪费了多少才情?时下大的诗人围着评论家转,小的诗人围着编辑转,有想法的围着作协的头头转,以致有才无行、无才无行的人谋到了利益,鸡犬升天,再正常不过啊!


  4月1日,愚人节。至晚大雨如注,雨点如发亮的梭镖,在车窗玻璃外横飞疾走,——春天不该有这么大雨。


  夜里九点,在大雨中,和二弟继勇驱车行进在返回家乡的高速路上。


  车离济南,尚未到梁山地界,即接到老家打来的电话,说不用去医院了,直接回村里吧,弟媳已经不行了,正安排救护车往家里送。


  老家的风俗,即便还有一口游丝气,病人也得送到家里,不能死在外头。


  车灯前飞来的雨柱银亮如矢,掺杂着比蚕豆小不了多少的雨滴,统统砸在前风挡玻璃上,电闪雷鸣中,开车的二弟叹口气说,“老天也在哭小丽吧。”小丽即我们的弟媳,一名乡村医生,是我们看着迎进家门来的,也是我们王家这一辈人最漂亮最中看的媳妇。去年春天查出肺癌并引发脑积水,在北京开颅花去十几万,不到一年复发,抛下丈夫和一双不成年的儿女,没活过四十岁。我们叹着气,谈着长辈们之前的考虑,就是不让小丽埋进祖坟,因为她的长嫂也是很年轻患癌死的,少死的这么多,凶。——那么,只能一个人孤孤单单埋进公墓了?


  下了高速,一片漫天匝地的黑暗,车灯前的雨帘仍在横空飞奔,路面积水小河一样奔流,四处激起水泡,车经家乡东鱼河,大雨中一阵白雾迫使二弟急刹车,停在路中央。这是路边工厂放出的浊气,浓浓的一团遮挡了前方的视线,除了它什么也看不见,如果这时对面来车,那是非撞上不可。这条河是引入东明黄河水通向鱼台微山湖的,在鲁西南大平原显得堤岸宽阔,水面浩大,我以前常提笔歌颂它,常以生在河边长在河边自傲,现在闷坐车中,自感弟媳的死跟这河前几年的重度污染有关,因为村子与河的距离不足二百米,村子里四十岁左右的人已病殁不少。


  那个重度污染的祸首造纸厂还在,最严重的时候就是满河黑汁,泛着刺鼻怪味,鱼虾全部绝迹,我不知道我曾那么起劲歌唱这条河是为的啥,难道以文化地理、以地域的名义,它真的会有一席之地?物质主义的注定失败在这条河上得到了确凿印证,它带给人类的是什么?是死亡!——就是打官司、索赔,真能拿到那点儿赔偿款,和这鲜活的生命相比,又能算得了什么?


  沿河还有不少村至今没喝上自来水,饮用水都是电泵抽出来的地下水,就是十几米深的水井,半锅烧出来的开水也必有半碗水垢,喝水可以等水垢沉淀滤掉,烧稀饭就只有连水垢一块喝下去。而我家的吃水井只打了六米深就再也打不下去,院子里挪了好几个地方打井都不行。家乡这样一个地方,却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区,几乎家家种着蔬菜大棚,可农民自己种出的豆角,他们却不敢吃,因为喷的农药过大,不这样豆角就要减收或绝产。


  物质利益,愚弄的人还少么?愚弄得人还轻么?它给我们带来的都是什么?人之为人,生命的意义何在?大雨中车行进得很慢,老家的人来电反复叮嘱慢点开,已经不能看到她还能呼吸的样子。


  5月中旬,与妻一块去南部山区省公安厅综合训练基地参加为期三天的“济南市中青年作家培训班”学习,陈忠、杨荣成、雨兰等都参加了。


  金秋10月,是收获的季节。诗集《在生活的另一维度》获首届雁翼诗歌奖银雁奖,将陈列于雁翼诗歌纪念馆。这个诗歌奖分诗歌和诗集两种奖,对于前者,这几年已不屑于侍弄了,后者嘛,正好去年底出了本诗集,寄过去验验成色,还好,获了个银雁奖,也就是二等奖,这已经是山东诗人作品集中的最高奖,同时获二等奖的还有山东诗人北野,辰水、陈亮的诗集获优秀作品奖。10月底,七亩园例会就诗集《在生活的另一维度》召开小型的诗集研讨会,邹城诗人高廷金、肥城诗人王德席赶来参加。


  老友张志云兄长篇小说《蒿庵记》出版。


  为散散心,12月,省高校文学联盟举办诗歌朗诵会,与王松、火狐唯美诗歌网的坛主陈勇谈了谈今天的诗歌写作。12月底,去云南旅游,呆了八九天,去时是乘飞机去的,来时,他们都是从长水机场乘坐飞机回济南的,但我选择了乘火车,为了沿途看看祖国的山河。


  歇下来,这一年过得真快。眼见积蓄无多,明年,真的要考虑东山再起的事了。


  2016


  这一年,将是承上启下的一年。


  已经歇了一年多,一年多没怎么挣钱了,有点坐吃山空,指望写作养家根本不可能,尤其只靠写诗更是痴人说梦。跳蚤专叮瘦狗,各项开支一分不减,刷了半年信用卡,自己该出山了。经营需要成本投入,而我现在已有十多万外欠,一时资金也没好项目,就试着到保险公司看了看,觉得在这里重新拉起队伍,我是靠管理起家有房有车的,如能在保险公司做一个管理者,房租不用自个付,员工工资不用自个开,只要带出队伍就行了。30岁前我就是业务主任,当了13年广告公司总经理,任上没叫员工称过老总,一律唤主任,呵呵,当了20年主任,在保险公司连个小主任还混不出来吗?说起来,我的保险意识是比别人高许多的,很早就给妻子买了大病保险,2010年,在文友王华彬的感召下还考出过保险资格证。儿子若箫就是在一家保险公司资助的中学读的高中,三年管吃管住,一分钱学费没拿,上大学每年还给1万多的助学金,自己在保险领域做点贡献,应该。


  2月初,去济阳参加张志云长篇小说《蒿庵记》研讨会。


  2月7日,携妻和幼子若霖去广州佛山,到在此读高中的二子若箫的学校看了看,后在顺德德云市场附近一个体宾馆住下,在这个地方过春节,这还是来济生活20多年里,第一次在南方过春节。


  工作得上心,每天6:30就得起床,早早去公交站牌坐车去上班。选择乘公交,怕开车耗油不好停车等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要利用上下班这两三个小时的公交,在车上看看书,一部700页的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魔山》,竟全是在公交上读完的。


  《春天向左》,杨荣成开春之际竟因为喝酒过量去世了,他比我还小一岁,我的第一本诗集开研讨会的时候,他和爱人还送来了一篮鲜花。人从这个混蛋的时代来到这个混蛋的世界,忙忙碌碌一生,功业未建、负欠未清就又离开,呜呼。活着的仍还得活着,为了增加收入,我开始跑DD出租,可快车一直升不上专车,凯美瑞2.0的排量,耗油多,根本挣不到钱,不得已又从手机上卸载掉DD软件。小区一退休干部是我的棋友,听说我开过DD,有时让我载他赴个酒宴送个礼什么的,唉,一个广告公司的负责人,现在从国家工商信息网上还能查到的总经理,兼职做起了小车司机。


  4月上旬,请假返乡。鉴于身兼多职,身心俱疲,拟《华夏文坛》主编一职,请文友孙雪梅女士出任期刊主编,孙女士是朱多锦先生的儿媳,琴棋书画,多才多艺,定能将刊物办出特色,有所创新。


  五一节,去北京长子纵勋处,儿子找到了对象,看去日子过得还行。他们兄弟团聚,玩他们的,我则利用假日会会一二文友。在济南文艺界20余年,虽岁岁努力,成就不展,团结起来的七亩园文化沙龙,成员庞杂,苏富宽、石传杰、杨荣成皆因酒壮年离世,不胜悲戚。人到中年,百事缠身,子女正在长大,父母日渐老去,亲人之外,有些要学会放弃。


  假如上苍给你80岁寿命,脚下就不让你再写什么破诗,那么一首不写也不是不可以啊,非要搏命何来?


  假日在京,一页书也不愿看,专程去昌平十三陵附近诗友孙保明处,他隐居于此,相聚甚欢,“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相聚总是短暂的,当天下午返北京。次日又去看望京郊本家堂叔,喝酒不少.


  6月,高中同学曹生存、万道玲、付雁来济南,一块聚了聚,在济南城管局工作的同学刘新忠作陪。最后一次参加天桥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是6.15晚,周三读书会是市园林局的纪委书记李炳锋搞的,他也是老资历的省作协会员了,限于路途远,一次也未能参加。


  散文集《北方的信风》,网上买49元一本,炒的不轻快,但卖的主要是周传虎留下的50本,我的在网上没有卖过;诗集《在生活的另一维度》出版后,没再像第一本诗集那样搞像样的研讨推介会。有些文友得到书后,自愿写了些评论,且质量很高,其中就有周复兴的《向更高飞翔》和王洪岳的《存在、质感与张力》等。


  儿子考进山东大学新闻学院,高出一本60多分,还算优秀。儿子能回到父母身边读书,是好事。


  7月中旬,在济南影潭文学书画院,我主持了张志云长篇小说《蒿庵记》研讨会,这也是七亩园的一个例会。


  和杨共玉兄的友谊,是在包容中一步步建立起来的,有一天他跟我说,家里艺术类书太多,一批文学藏书,书架无从摆放,你愿读可开车拉回自己家去。我自是欣喜,两家的小区紧挨着,我就开车分两次到他家拉了回来,差不多有200本。写梦羽兄的书,主要想写的,还是他已读而今我又在读的书。他赠我的这些书有:《世界文学五十年作品选》、《世界文学随笔精品大展》、《法国二十世纪中短篇小说选》、《大江健三郎作品集》、《艾特玛托夫小说集》、《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中国现代诗论》、《外国现代派诗集》、《涅克拉索夫诗选》、《陈忠实文集》、《池莉文集》以及托马斯·曼《魔山》、毛姆《刀锋》、川端康成《花的圆舞曲》、曾国藩《心镜》、马南邨《燕山夜话》……当我静心阅读这些书的时候,仰起头想梦羽兄赐予我这么多,也是希望我这个年龄的人,多少还有那么一点新的生长性,也许还能在创作道路上再前进半步;这些书我已经分类整理,重要的都准备读一遍,尤其他已经读过并做了标记的那些,看看两人有无共鸣,有无同一感受,一句话,不辜负他的赠与吧。我和散文家戴永夏先生有忘年交,系同年的泉城文艺奖获得者,彼此欣赏,他也送给我不少书,有一次专门打电话来,说给你的一摞《作家通讯》放到中山公园书市一朋友那里了,你抽空去拿吧。


  河北邯郸的作家、评论家王克楠评价我的诗歌时说,“中国山东的黄土地给了他宽阔的视野”,这和上海铁舞老师的评论很一致,呵呵,我写的东西确实很杂。


  9月,去淄博参加“助推淄博文化名城建设交流会”,见到文友李清河、崔玉红、孙建修、王勇等。回济后到山东书城参加刘玉栋、王方晨、孙方杰、东紫、宇向、东涯的新书发布会。这首写这个自传体的随笔《这十年》,计划写4万多字。


  12月,去淄川参见文友采风活动,转了一圈回来。


  国寿的业务做的不多,主要精力用在了增员上,名片也是印的理财中心人力资源部主任。年底了,公司紧锣密鼓地收单,会销一场接一场,理财三部有个姓杨的小姑娘,开会时一个桌认识的,是今年9月份入司的新人,业绩不错,每次会销都邀客户来,有次她在楼道口促成,我正在楼道边,三个老太太都不愿意买,她低着头从我身旁领她们离开时,侧脸咧嘴冲我笑了笑,那眼神特别有意思,既失落又难为情,既尴尬、诡异又心照不宣,极丰富的一瞥哟,人小鬼大,难怪有人讲保险这行当不是人干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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