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人都将每逢的春节称为过年。
我已经多年没有回故乡过年了，也再没有体验过故乡过年那热闹喜庆的氛围，因此，生活在远离故乡几千公里的这片异乡的土地上，每当年节前夕，都禁不住钩起心头对故乡那如火如荼般年节的思念。
农历冬至（吃饺子）一过，开始数交九（一、二、三“九”）过农历腊八（即：腊月的初八），吃八宝粥，就是用八样东西熬成的一锅粥。在我们故乡，母亲说真正弄八样东西的不多，但奶奶想着办法要弄八样东西熬八宝粥，如：大米，玉米糁，黄豆，绿豆，花生，红薯，红萝卜，蔓菁，没有的到集市上去买，但绝对不能用菜叶子代替，心说熬得稠一点，但家里煤火太小，用的是瓦锅，现在叫砂锅，东西太多，烧不开锅，东西沉到锅底，糊锅了，爷爷就满脸不高兴。母亲说还有一年熬八宝粥，闻到锅里有点糊味道，原来不知道啥时间将蒸馍的笼布掉锅里了，爷爷说奶奶：“就不知道搅锅？”便不再说啥，只是在吃饭是时候幽默了一句：“今天的八宝粥多了一样味道！”
乡邻们在“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买豆腐，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贴年画，二十九去买酒，大年三十包饺子”的顺口溜中开始着新年的倒计时。
一般来说，农历腊月的初八过完，过年也就临近了。
到了农历的腊月二十三以后就开始有说法了，如：二十三祭灶官。过去迷信，祭老灶爷，吃灶糖，放三个鞭炮，放鞭炮的很多，否则，过去在娘家走亲戚的媳妇不回家，听说祭灶，有人放鞭炮，再不懂事的媳妇也要回家了和家人一起过年了。
二十四扫房子，家家户户，都要开始打扫卫生，将屋里的旮旮旯旯，梁、椽上缠绕的蜘蛛网，灰尘，将院子里的角角落落杂禾，垃圾都清理的干干净净，打扫之后，似乎连空气也变得清新了许多。
二十五买豆腐，说是买豆腐，其实连买肉也可以包含进去，家里有没有钱，都要在此时买上几斤肉。
二十六蒸馒头，一连蒸几大锅，除了圆馒头外，还有像花儿一样的，母亲称它为“花羔”；还有长条状的，母亲称它为“布袋”；有的馒头圆端还镶嵌一颗大红枣。蒸完馍后，用母亲的话来说就开始“过油啦”，用柿饼和枣，炸蜜食，也有炸成花的形状，还有焦铧（也叫焦饼），焦铧面很薄，炸出来给人感觉很干，吃在嘴里咯崩咯崩地响。我们弟兄几个较多，纵然父母蒸了几大锅的馒头，另加一些炸的油食之类，还未等过到正月十五，那放馒头和油食的麦秸篓子就已经见底了。
二十七杀只鸡。那时的乡邻们生活并不十分富裕，当然拿钱到集上买肉过年也算是奢侈，最好的办法就是喂养几只鸡鸭，过年时宰了鸡鸭包饺子。羊是不敢养的，因为弄不好成了“资本主义尾巴”，养几只鸡鸭还可以，但不能多，一多，邻居都会说你，过不了几天村里说不定就会有过来人找你给你说明道理。后街小孬家就因多养了几只羊，被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还被拉到家庙（大队部）遭“革命群众”揪斗，羊也被当场杀掉，“革命群众”还将脖子上还淌着血的羊直接抬撂到家庙的西山墙下，淌着血的羊只躺在地上不住地四腿乱蹬，那血淋淋的场面，着实吓人。
二十八贴年画。说是腊月二十八贴年画，也不绝对，但在二十八这一天贴年画的的确是多。当时的年画充满了很浓厚的文化和政治气氛，真正能体现老百姓愿望的年画并不多见。在邻居家里，我曾经见过这样的年画：一位面带微笑的白胡子老寿星，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端着鲜桃；一个既白又胖的小娃娃，穿着红色兜肚，怀里抱着一条大鲤鱼。但见到最多的年画要数毛主席像了，家家户户都贴有毛主席像，一些反映“革命样板戏”的年画且贴在毛主席像的两边，或者贴在毛主席像的下方，是绝对不可以贴在毛主席像的上方的，这小而言之反映了对主席的不尊重，大而言之就是政治路线不对的问题了。在毛主席像的两边，最常见的有《红灯记》、《海港》、《龙江颂》、《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鹃山》、《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后来见到了《平原作战》、《奇袭白虎团》、《闪闪的红星》这些年画，也是我最为喜欢的。家里有识文断字的，尤其书法比较好的，除了贴年画外，还挂着一些条幅，有内容是：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有内容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在我们家门后，贴着一张印刷很粗糙的年画，母亲说上面的一身古装的人像是“老灶爷”， 人像两边竖着两排字，字的内容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吃饺子前，母亲还都要给“老灶爷”烧点纸。母亲信仰了基督教以后，便不再相信鬼神之类的东西了，每逢过年，也不再以烧纸来供奉鬼神之类来保平安。
二十九去买酒，虽然习俗是这样，但是在我们家，在我童年的印象中，这一天从未买过酒，平时更不可能。用母亲话来说就是“饭能吃饱就不错啦！哪里有钱去买酒喝？”但我并不否认，在村里的很多家里在过年前是买了酒的。
大年三十（除夕）包饺子。传统的年夜饭就是吃饺子，别人家我不知道，但在我们家里，包饺子每年好象都是父母的专利，在鞭炮还没有放之前，他们就已经包好，都放在用高粱秸制成的锅排上，满满几锅排，预备除夕和初一早上全家人一起吃。
大年三十下午，天傍黑，故乡一些乡亲们，或是本家自己，大人领着小孩子，前到埋葬过世老人的坟地给老人烧纸，边烧边说着是请老人回家过年来了，有的烧完纸后，再放一挂鞭炮，就算是请老人灵魂回家了，当然，家里专门供有老人的牌位，过完年到了正月的十五，在自己家的正当屋再烧纸，边烧边说年过完了，意思就是送老人回去了。
当时的左邻右舍，过年贴春联是必不可少的。毕竟是乡下，乡亲们祖辈靠土地为生，春联的内容也就大都以农业以及收成为主，用的最多的譬如：瑞雪兆丰年，风调雨顺，春回大地，春色满园之类。除了贴门框和窗棂上的以外，贴在其它地方的也不少，且很有针对性，譬如贴在水缸上的是川流不息，贴在挂煤油灯的墙壁上是小心灯火，贴在院子里生长的很粗壮的树上是树木兴旺，贴在粮囤上是五谷丰登或粮食满仓，贴在院门外一侧墙的则是出门见喜，现在想起来觉得故乡这些春联的内容很有意思，很有特色。
记得那是我们家还住在村里大街十字路口北院西屋的时候，我大概上了三、四年级的小学，春节到了，要贴春联了，父亲却破天荒地让我写春联，我很清楚我写的并不好，但到现在我也不明白父亲为何如此地信任我，只能猜想着他是想给我一些练习写毛笔字的机会。在写的同时，父亲的脸上浮现着微笑，那微笑似乎有一层鼓励我的含义。我记不清楚写了多少，每写完一幅，父亲都会小心翼翼地从我写的地方挪到其它地方晾着，腾出地方让我写另一幅。说也奇怪，一开始写时，我的手抖动得很厉害，写着写着，手却不怎么抖动了。虽然写了不少，父亲认为我能写出来就已经算是很不错了，但我对写出来这些春联却始终不敢恭维。人贵有自知之明，我心里很清楚自己的水平。
自觉得有点滑稽的是，上五年级时的一个春节前，到同学马卫星家玩，他的父亲也曾执意让我给他们家写春联，当时我真不敢相信，那么多会写毛笔字的，他为什么不请？这是我小时候第一次给别人旧写春联，且在水平不怎么样的情况下。
用白石灰围门口，屋门，甚至连鸡窝，猪厩都围，也有除了围门口外，还用白石灰在院子丢上几个鲜白的象征吉祥的文字或八卦图，远看非常醒目，尤其那紧绷着的即将离弦之箭，像是要对什么进行着威慑一般，可称是过年的另一奇观。
据母亲说，晚上，奶奶还要用草纸剪上几个方块块纸钱，在屋门口两边插上香点着，对着门墩上烧几个方块纸钱，并且嘴里念念有词：“好人让进来，不好人不要让进来”， 门墩好比现在两个门卫在站岗。也有的家里屋门上贴着古代的门神，留着落腮胡子，怒目圆睁，手里拿着古刀或古枪，凶神恶煞一般，很像那么一会事儿。
初一早上，乡亲们奉行给长辈人送碗饺子还要给人家磕头，现如今改为送点心了，一般在半公斤，懂事的小孩子还知道磕头，大人不教的小孩子就不知道磕头，老人也不勉强，用母亲的话来说时代变了，家乡的过年风俗也在变。
放过鞭炮，吃完饺子，街坊邻居的年轻媳妇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开始给本家的老人拜年磕头，母亲说现在这样的情况少多了。
大年初一一整天不叫睡觉，大人鼓励小孩子们出去玩，因为怕睡觉会带来一年的霉气。奶奶此时就会走出村外，蹬上故乡后地的窑上，放目远望，以放松心情。因为故乡没有山，没有丘，土窑就是最高的高地了。
爷爷在世的时候，父亲在爷爷的指示下端碗饺子，拿三根香烛，到处给本家老人磕头拜年。父亲不在了，到了我们这一代，接替父亲给本家老人拜年的任务就落在了二哥的身上，二哥带着兄弟几家的孩子们给老人拜年，所不同的是不端饺子不烧香烛，顶多给老人磕个头，就算拜年了。母亲说本家老人现在不多了，是呀，自从四奶奶去世后，母亲又来到了新疆，家里年过七旬的老人现在就只有来顺叔了。——让我感到十分震惊的是，在写完本稿子后的二零零九年春节的大年初八，故乡就传来了来顺叔因病不幸去世的消息，我难过得一晚上没有睡好，怕影响母亲的情绪，按照长兄电话里的嘱咐，我暂时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给母亲。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在除夕夜幕降临前，母亲就给我们兄弟几个换上了新衣服，这新衣服是母亲用自织的粗布给我们一针一线缝制出来的，纵然是新的，刚穿上的感觉却并不舒适，硬倔倔的，因为它毕竟不是集上所买的成件衣服，况且布料也不同，成件衣服所用布料当时故乡人称为“洋布”，实际上都是自己国家产的，比乡邻们为了省钱而自织的粗布要柔软的多。粗布衣裤穿在身上后显得宽大而臃肿，虽很暖和，但却似乎有点和皮肤接触的不舒适感，只有穿上一、两天之后，这种不舒适感才会逐渐消失。
穿上母亲缝制的新衣服后，我们便和小伙伴们像鸟儿一样追逐、嬉闹，活跃在节日的大街小巷，好像有点互相攀比着已经穿上了新衣服的意思。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小伙伴们高声传喊的一句顺口溜：过新年，穿新衣，戴新帽，闺女们要花，小孩儿们要炮（鞭炮）老汉儿们买个大毡帽，老婆们买些大核桃（是预备着给小孩子们拜年时分的）。
大年初一是不走亲戚的，这一天只是街坊邻居或者是本家自己相互走动一下，互相拜年。大年初二乡亲们才开始走亲戚。我童年在家时大年初二走姥姥、姥爷家；大年初三到李村老舅（舅爷）家去，父亲或者母亲去，后来不亲了，我们弟兄几个长大了，就和母亲开始在这一天走杨洼的老姑（母亲的姑妈）家，父亲则自己徒步走郭庵的姨妈家，大年初四我们弟兄几个到侯村的姨妈（母亲的表妹）家。
压岁钱的风俗源远流长，它代表了长辈对晚辈的美好祝愿，也寄托了长辈对晚辈的希望，是长辈送给晚辈的护身符，保佑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健康吉利。童年时，我们兄弟几个只有到姥姥、老姑（母亲的姑妈）、老姨（母亲的姨妈）家走亲戚，才能够领到压岁钱，那压岁钱是一角一角的票子，很是崭新，感觉很好玩，年龄稍微大了点后，压岁钱老人便不再给了。
过去讲迷信，谁家没有小孩子，就到老奶奶庙，送面做的小娃娃上供给老奶奶，并给老奶奶说给你送娃娃来了。如果谁是带着已经懂事的孩子去的，面娃娃给老奶奶像上供完后，便让跟去的小孩子吃，这面娃娃其实就是蒸熟的娃娃馒头。也有的娃娃是用泥捏得，且还系着红布条或红头绳，到了次年的正月十五、十六，没有生小孩子的家人去拿这些娃娃回家，并给老奶奶说将别人送你的小娃娃拿走了，明年我们有了小孩子，再过来还你个娃娃（面娃娃或泥娃娃）。据说次年送过娃娃的家庭真的有了孩子后，还给奶奶庙送去瓦灯盏，灯盏灌满油，用棉花搓个捻子，啥时烧完，让它自己灭掉；也有的学省劲儿，用半个萝卜刻个灯盏，同样灌满油，用棉花搓个捻子，将它点亮，给奶奶庙里带来一片光明。
乡邻们在走完了亲戚后，一些村子便开始了办社火，唱大戏。可以说，在整个豫北地区，到了正月十五、十六，办社火，唱大戏正是如火如荼。当时的故乡，乡邻们的固定的文化娱乐设施少的可怜，只有到了过年，才能在办社火，唱大戏中很尽兴地施展对文化娱乐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但就是这些活动，在三里五村也并不是村村都有，就是有也是根据自身条件而定。有的村有社火，有的村唱大戏，有的村既没有社火也没有大戏，有的村是既有社火也有大戏。在我们千村，人口不少，当时大概有两千多户人，在三里五村也算是大村了，却没有社火，只有大戏，在原来的千东大队大队部，以及后来千东、西二大队合并为一，大队部搬迁到现在村大街十字南边的地方，都曾经搭过戏台。我曾经和小伙伴们一起跑到过邻村的冯丈，乔庙寨子里的张村、黄村看社火表演，或者在到姥姥家、老姑家走亲戚时，能够看到社火表演。姥姥家马营，老姑家杨洼两个村子就是既有社火表演，也有大戏看。条件好的地方，办社火，唱大戏可以持续到二月二。
在距离村西南方向几公里的嘉应观社火表演很有特色，但我却一直没有去看过，原因是那里没有亲戚，父母担心出去会丢了，也就没有允许去。听邻居家去过的小伙伴回来后会声会色地口头描述，我真是羡慕极了。来到新疆后，无意中在网络上遇到家住嘉应观，现在在南方工作的老乡唐记磊，他在和我电子邮件的往来中，回顾了故乡过去社火表演那动人的情景以及现在随着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故乡人由过去对社火表演的热衷到现在逐渐趋于冷淡：
“海江哥！记得小时候我最喜欢的日子就是二月二。二月二咱们家乡叫做龙抬头，是咱们当地非常重视的场面非常大型的一个祭祀河神的一个节日！到时候各村都会派出文艺队在嘉应观门口表演以祈求一年的风调雨顺。我还记得我们村的“武故事”特别有名，海江哥应该还记得吧？在咱们当地把地方各村的武术表演队称作为“武故事”，这个名字的来历不是很清楚，小的时候我就问过我爸爸，但他也给不出我正确的答案！那种场面没经历过的人是永远想象不到，那是怎样的一种场景，人们载歌载舞，用最朴实的方式来祈求我们地方的平安。各村各路故事有舞龙舞狮的，有表演武术的，老太太们也不闲着，差不多各村都有老年秧歌队。人们在没有任何回报也没有任何经济支持的情况下，还是尽心尽力的把节日搞的热热闹闹、有声有色。记得我爸说过，二月二不仅是祭祀河神的节日，也是个收尾的节日了(不过我认为是个年度开始的节日），他说在这一年里这是最后一天比较闲的日子了，这是最后一个还沾了点年气的节日。一旦过了这天，新的一年的农忙就又要开始了，人们也要开始劳作或做生意，然后一直到下一个春节都不会再有大型的欢庆节日。过完了今天各村的各路故事也随着解散了，人们也都忙着操持着自己的家。已经八个春节没有在家过了，听我妈说现在的武故事也越来越没有人气了，二〇〇八年的春节村里都没有再成立武术班了。也许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咱们农民的脚步也要越来越快了，人们也许不会再苦守着家里的那几亩薄田来度日，但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降低了人们对节日的看重性。不过现在的二月二还是热闹，但场面已经再不能和以前相比了，也不可能再恢复到以前的那种规模了。海江哥，如果你什么时候回故乡通知我一声，我一定会回去陪你在家乡好好转转，我们促膝长谈好好讲讲我们地方故事！”
是呀，转眼我离开故乡二十七年了，我真应该回去过个年，再体会一下童年时那让我回味无穷的过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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