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牛奶公司乳品厂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给我印象却很深，这也和我在这个厂里连续干了4样工作有着很大的关系。后来，我当了兵，离开了牛奶公司乳品厂，再后来，在离开牛奶公司乳品厂的好几年后，在《乌鲁木齐晚报》社大门口我无意中遇到欧布里。他曾经在牛奶公司乳品厂车队当过修理工，现如今他跑起了出租车，他所驾驶的出租车正好停在《乌鲁木齐晚报》社大门口招揽生意。他是从车窗里探出头来才发现我的。我当时感到很惊奇，多少年没有见面了，他一眼就把我认出来了。他很高兴。我暗暗佩服他的记忆。他说多少年过去了，但发现我没有多大变化，和以前差不多。经过攀谈，他说牛奶公司乳品厂效益不行了，他早就出来了。我向他问起曾经关系不错的同事，他说都出来另寻生活门路了，相互也没有联系。他急着要拉客人去了，将手机号留给了我。遗憾的是，还未等到我抽出时间和他联系，我就找不到他手机号了，至今我心里都为丢失他的手机号码而感觉不舒服。
不久前休假，我到乌鲁木齐市珠江医院看一个病人，顺路来到了地处长江路口附近的乌鲁木齐市牛奶公司乳品厂。牛奶公司乳品厂院子一片寂寥，除大门口值班室的值班人外，再没有发现其他人。我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三星”数码相机，将现在还留存的车间，装卸台，厂大门，大门口的值班室拍了下来，想让岁月中慢慢远去的牛奶公司乳品厂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听说牛奶公司乳品厂早被新疆百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兼并。现如今，牛奶公司乳品厂的一些厂房成了新疆百商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库房。20多年前我在牛奶公司乳品厂工作时所看到的车库，锅炉房，还有我当装卸工时所住的宿舍都不见了。大门口的值班室（这里是当时年轻人最爱齐集聊天的地方），有装卸台的灌瓶车间、洗瓶车间、泵奶车间还在。灌瓶车间、洗瓶车间、泵奶车间是在一楼，二楼是存放牛奶的一个大车间，当时里面矗立着两个两米多高的储奶钢池。二楼东侧是过去夏天生产酸奶冰棍的车间。
我是1984年的冬天在亲戚的朋友李锦林（李曾经在牛奶公司乳品厂过一段时间，后调到牛奶公司工作）的介绍下进的牛奶公司乳品厂，那年我才16岁。原计划我是到牛奶公司乳品厂的装卸组当装卸工，由于装卸组暂时不缺人，我就和廖正科、肖利平，还有一位维吾尔族巴郎子（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做勤杂工。做勤杂工有时候是将车间装卸台下面的冰雪、垃圾铲除拉走，有时候是将锅炉房烧锅炉产生的废杂装到垃圾车上拉倒妖魔山（现在叫雅玛里克山）下的一个垃圾场，也有时候是到火车南站的广场上剁冰雪（这可能是街道办事处给牛奶公司乳品厂分配的铲除冰雪责任地段）。
时间不久，我就被通知到装卸组去上班，原因是装卸组有人不干了，腾出了装卸工作这个位置。
因为装卸牛奶都在早上七、八点钟进行，所以我不得不住在厂里安排的宿舍里，住在家里时间显然是来不及的。
我记得当时我们的装卸组宿舍是位于锅炉房北侧的一排小平房里，因为距离锅炉房太近的缘故，每天晚上睡觉，那锅炉房发出的“嗡嗡”的声音常常使我睡不好觉。当时的工作太不好找，我没有任何理由说不干就不干。在当时，锅炉房发出的“嗡嗡”的声音对于我来说不能不算是一个“适应工作” 的严峻考验，好在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我就基本适应了，但是永远也不会感到习惯，说那“嗡嗡”的声音对我和同事们的睡觉没有干扰也似乎不太绝对。
我进到装卸组宿舍后，被安排睡在高低床的上铺。和我同室同组居住有王勇、魏耀洲（后来我才知道他们两个家都住在油运司的大修厂），还有“大头”（当时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我至今都不知道他的名字）；隔壁还有另一个装卸组，组长是“小杨”，杨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小杨家住三俑碑，现在他家住的地方早被“乌鲁木齐水上乐园”替代了。我到他们家去过，还帮他们家拉过土），还有个叫王建的，是我们组王勇的哥哥。在他们组我记得最清楚还有一名同事叫海金龙，回族（当时海金龙家住在黑甲山上，他们家有一个小院子，院子里种满了“啤酒花”，过“肉孜节”我还到他家吃过“粉汤”，他的母亲曾经在“二道桥”卖过“凉皮子”）。
装卸工的工作很辛苦，可能是同病相怜的原因，我们装卸组的装卸工彼此之间关系相处的还比较融洽。
每天早上天不亮，我们的组长“小李子”就会过来喊我们起床。“小李子”是厂里的正式工，已经结婚，并有一个女儿，家住在火车南站铁道南边雅玛里克山山坡下牛奶公司乳品厂家属院的平房里。他每天早上起床后都是步行来到厂里，和我们一起装卸牛奶。有时候“小李子”没有按时来喊我们，负责发牛奶的“老师傅”就着急了，我现在已经记不得“老师傅”名字。“老师傅”来到我们装卸组，推开门后二话不说，就拿起一个洗脸的瓷盆，用小木棍“当当当”地敲着盆底，嘴里不停地喊着：“起床啦！起床啦！”有几次我被他敲打瓷盆的“当当当”声音吓得以为外面出了什么事情。
装卸牛奶的时间是有限制的，必须赶到人们通常的上班时间前送到全市各区牛奶公司乳品厂设的乳品店，乳品店的工作人员也要抢赶在人们通常上班前将牛奶分发到小乳品店或部分订户手里，和现在的报纸投递员给订户投递报纸有点相似。
起床后，我们脸都来不及洗，便个个睁着惺忪的眼睛，拿着钩搭子（拉牛奶箱的一种工具），来到灌瓶车间隔壁标着一号、二号的两个冷藏牛奶库房外的装卸台上。在灰暗的灯泡亮光的映照下，装卸台下早已并排停靠了两辆“东风”卡车。两辆“东风”卡车的后挡板是打开下摆的，顶靠在装卸台边沿上，刚好和装卸台平行，这样很方便我们装牛奶。
冷藏牛奶库里的筐般的塑料牛奶箱摞得很整齐，每一摞都在10多箱，每箱里都有几10瓶塑料瓶牛奶（也有玻璃瓶的，玻璃瓶显得很重，但仅限于装酸奶子）。我们一般是两个人一结合，装牛奶时犹如打仗，很急，速度也很快。前面一个人拿着钩搭子，一手用钩搭子钩着整摞塑料牛奶箱的下沿拉，一手扶着整摞塑料牛奶箱的高头第一个箱子，后面的这个人上面一只手扶着，下面一只手推。这样，整摞塑料牛奶箱便一摞一摞地上了“东风”卡车。
车装满后，我们便随车一起到各个乳品店去卸车，卸完车后，再坐车回到牛奶公司乳品厂的宿舍里睡觉。
等到北京时间11时左右，太阳出来了，再坐上“东风”卡车到送过牛奶的乳品店，将分发掉牛奶的空箱子和空瓶子回收到厂里，以便装明天要送的牛奶。
和送牛奶时所不同的是，收空的牛奶箱和牛奶瓶只需两个人就行了。收的办法是来到乳品店后，一人站在车上，手里拿着钩搭子钩着车下整摞塑料牛奶箱的下沿，车下的人用手抓住最下面这个箱子的两侧，上面的人喊“一、二，起！” 整摞整摞的空塑料牛奶箱一会儿便都上了车。无论是装牛奶箱还是回收空牛奶箱，两搭档都要配合好，否则，那后果不仅仅是翻箱子，倒牛奶，还影响工作的效率，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刚开始时，我就很不适应，将箱子推翻过，倒过牛奶。如果是空箱子，那更是麻烦，整摞的塑料牛奶箱翻了以后，空瓶子滚落了一地，引来不少人看热闹的人。最终的结局是，将一个个空瓶子拣起来，放到箱子里，再往车上拉。
我记得第一次往水磨沟乳品店送牛奶，我就翻过箱子；在新城乳品店，我也翻过箱子；在牛奶公司乳品厂的装卸台上，我拉翻过牛奶桶。看到被倒掉的百花花的牛奶，我是既心疼又难受，因为这样不仅害怕扣工资，搭档也不情愿再和我合作。好在我很快就掌握了装卸的要领，没有再犯过类似的错误。
刚到装卸组工作的第一周，我们组所运送牛奶的区域是沙依巴克区、新市区。行车路线是由长江路口附近的牛奶公司乳品厂出发，途经长江路、扬子江路，送红山乳品店一车。送完后，再乘车返回厂里，再拉上一车，途经长江路、扬子江路、友好南、北路，北京南路、河南西路，送新城乳品店一车。
网友糖炒栗子在网络上给我回言说：“从小就是喝牛奶公司牛奶长大的。……我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是喝牛奶公司牛奶长大的，我们1984年生人……还记得玻璃瓶的牛奶和玻璃瓶的酸奶……以前在铁路局市场有牛奶公司的供销站。可惜啊！没能抵得住市场经济的大潮。铁路局的那个牛奶公司的小平房就在现在二宫商场右侧，二宫商场是在五一商场后面，不过五一商场的门是超南的，二宫商场的门是超西开的，当时牛奶公司的小平房的门也是超西开的。平常牛奶是订的，但是喝酸奶我都去那个小平房……我记得好像是6毛钱一瓶，玻璃瓶的，蒙了一层纸，拿皮筋扎着，那味道我至今仍然记得，再没有酸奶，比那个小平房里卖的酸奶……唉！难受啊！一转眼都26了，时间过的真快……”
当时的新城乳品店的确地处现在乌鲁木齐铁路局附近的二宫商场南侧的一座小平房里，由于时间太久，最先写这篇稿子时，将新城乳品店误写为地处现在的五一商场西侧，多亏网友糖炒栗子看对我的误写进行了更正。（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调到新市区工作后，曾经试图找过这个乳品店却没有找到）。
另一牛奶运送区域是天山区、水磨沟区。行车路线是由牛奶公司乳品厂出发，途经长江路、七一酱园、团结路，送二道桥乳品店半车，剩下半车沿解放路送到北门乳品店。二道桥、北门乳品店送完后，再乘车返回厂里拉上一车，途经长江路、扬子江路、友好南路、克拉玛依东路，送到水磨沟乳品店。
根据乳品店所分布的不同区域，我们两个装卸组往往是兵分两路送牛奶。如果我们组这个星期负责沙依巴克区、新市区乳品店牛奶的运送，那么，居住在我们宿舍隔壁的另一组便负责天山区、水磨沟区乳品店牛奶的运送。分工自然是很明确的。
当时，牛奶公司乳品厂在沙依巴克区、新市区、天山区、水磨沟区4个中心城区设了5个比较大的乳品店。我们只负责向比较大的乳品店运送牛奶。
每当厂里的运送牛奶车到达比较大的乳品店后，我都看到来自一些小的乳品店的负责人早骑着三轮车提前在等候了。在我们卸牛奶的同时，他们也在动手将我们卸下的牛奶装上小车分发到各订户。
在运送牛奶的日子里。驾驶室里坐不下那么多人，能坐也只能让比我年龄大的同事去坐。我更多的时间是穿着厂里发的棉衣和胶鞋坐在装满牛奶的卡车箱上。
在装卸牛奶时，衣服不沾上牛奶是不可能的，由于天气寒冷，棉衣上的牛奶被冻得硬倔倔的，感觉既寒冷又不舒服。随着急弛飞奔的“东风”卡车，我不知道多少次半靠在牛奶箱上，望着天上的星空，心里念叨着：“赶快送完！赶快送完！”因为送完就可以回到温暖的宿舍里继续睡觉。因此，在装牛奶时，我们个个都很卖力，往往是一次每摞十多箱地装，到乳品店时，又是每摞七、八箱地卸，不多时，汗水便浸透了内衣的后背，几经热火朝天地装卸之后，坐在往返厂里的车上，那浸透了内衣的后背却感到愈加的不舒服。
在我的记忆里，那些年乌鲁木齐冬天的太阳似乎出现的也不多。好在一些乳品店的工作人员很理解我们，在我们还没有到乳品店之前，就为我们在火炉上烧好了自制的“奶茶”，每当喝上这样的“奶茶”，我们才感到身上的温暖。
无论是刮风下雨、赤日炎炎的盛夏酷暑，还是满天飞雪、滴水成冰的寒冬，我们两个装卸组每周相互轮换着运送路线，运送地点，周而复始，每天如此，即使到了传统节日春节的这一天，也不例外。
冬天过后，天气转暖，春夏秋季节，送牛奶要比冬天里要好得多，但是身上粘满牛奶的衣服所发出的气味却又是那样的难闻，即使我们脱掉了工作服，换上干净的衣服，站在别人身旁，人家仍能闻到我们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变质的牛奶味道。
后来，由于我的眼睛视力不太好，装卸牛奶大都在天不亮时进行，很不方便，我便被调整到灌瓶车间推牛奶。所谓推牛奶，就是将在灌瓶车间从机器出来的装好的箱箱牛奶用手推车推到冷藏库房里。两个人推，中午吃饭的时候，可以相互替换一下。在这里，我认识了一个名字叫雷伟的小伙子，休息时，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我当兵后，我们还保持着书信联系，他从牛奶公司乳品厂出来后，曾经在仓房沟鞋帽批发部工作，等我从部队上复员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系。
在灌瓶车间干了没有几天，我就又被调整到洗瓶车间。洗瓶车间就是将空塑料牛奶瓶倒进洗瓶池里洗干净再捞出来。
一天，负责厂里几个车间工作的车间主任董建成找我谈话，说泵奶车间缺人。于是，我又被调整到泵奶车间工作。泵奶车间的班长叫薛光明，为人很谦和，没有一点架子，做为他的下属，我们即使做错了什么事情，他也很少给我们发脾气。我们有时候上班来晚了，他看到我们也没有责备我们的意思，往往是在我们还没有来到来之前，他就主动顶替我们干工作，这让我们感觉很对不住他。
说是泵奶车间工作，每天上半天班，我却不是给牛奶过泵，只是等拉运牛奶的奶罐车停靠到泵奶车间门口时，将泵奶车间的一根皮管子接到奶罐车后，泵房里便有人自然启动了抽泵牛奶的机器。泵奶机器启动后，所发出的噪音很大。牛奶泵抽完后，我再爬到奶罐车上，用一根接到自来水龙头上的皮管子伸到奶罐里，将残留的牛奶用清水冲洗干净。
我的半天班上完后，另一个名字叫熊小虎的小伙子就会按时过来接我的班。后来，熊小虎不干了，又来了一个名字叫田军的小伙子，他的父亲是厂里车队的驾驶员；田军走后，又来了一个名字叫尹才俊的小伙子。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尹才俊和我同年当了兵，更为巧合的是他和我都被分到了地处南疆的新疆军区后勤部第三十一分部直属队。他在汽车五十六团接受新兵训练后被分到三十一分部汽车独立营，我被分到三十一分部六八三战役储备库。
在泵奶车间负责过泵的有朱萍，还有张梅大姐，张天泰（我已经记不清他姓张还是姓高，因为时间的确过去20多年了）。在泵奶车间工作，我还认识了化验员李桂萍大姐，还有周英姿，她是车间主任董建成的外甥女。说是外甥女，当主任的舅舅却并没有因自己的权力而过多地去照顾她，该加班时，她也和我们一样地加班。晚上无论加班多晚，她都是一人徒步回家。
加班是常有的事，什么时候奶罐车不来，就要一直等候下去，直到全部来完为止。当时的牛奶大都是从西山长胜，西山104团，昌吉三坪，呼图壁拉过来的。因为路途都比较远，当时的路况也差，有时很难保证车辆在途中不出故障。在装卸组当装卸工时，有宿舍住。来到泵奶车间工作，就没有地方住了。有时候下午奶罐车不来，遇到加班的情况我并不怕，怕的是回去连公共汽车的末班车都坐不上。
当时的乌鲁木齐，尤其在冬天的北京时间10点钟以后，就彻底没有车了。市区主要线路的公共汽车的发收车时间都各有不同，所谓的延点车也是时有时无。那时我家住在乌鲁木齐的平顶山，经常是步行到友好路乘坐2路公共汽车到牛奶公司乳品厂上班。
记得一次晚上加班10点钟已过，从火车南站发过来的2路公共汽车没有了。我走出牛奶公司乳品厂来到长江路上，刚好有8路公共汽车路过。
我心里想：坐8路公共汽车到北门再换乘1路公共汽车，坐到友好路下车，再步行到平顶山。但是，让我没有料想到的是，当我乘坐8路公共汽车在北门站下车时，1路公共汽车也没有了。那时不像现在有出租车，整条街道的行人也少，过往车辆很少。
没有办法，我只好从北门开始走，途经光明路、红山、西北路、明园、友好路5个站点，再由克拉玛依东路走到现在的北园春市场门口。
那时北园春市场是菜农的菜地或蔬菜大棚，菜地中间有一条小斜路，走过去刚好是新疆第一汽车运输公司平顶山3队的门口。3队的门口处在山坡上，上山坡，就到了平顶山满是小平房的家属区。沿途虽然有时我碰不到一个过路的行人，但我却丝毫没有感到害怕。
有一次，我沿头宫乌鲁木齐市公共汽车公司后面的一条小斜路往平顶山方向走，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喝醉酒的年轻人躺在雪地里。我想天气这么寒冷，不把他冻坏才怪。纵然当时我是又饥饿，又寒冷，但我还是半扛半扶地将他弄回到了家，累的我是满头大汗。他们家住在现在已是北园春市场的克拉玛依东路边上的一个小院子里。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将这个喝醉酒的年轻人弄回家后，他的家人连口水都没有给我倒。喝醉酒的年轻人可能是新婚不久，从他媳妇话里，我听出来的意思是，她的这位喝醉酒的丈夫好像是到车站接她去了。
他媳妇给我说：“谢谢你啦！你在哪个单位工作？有时间我们一定给你单位打电话！”我说我在牛奶公司乳品厂，说完我就出了他们家的小院子。
此后，我在牛奶公司乳品厂从未接到过他们的电话，一直到我永远地离开了牛奶公司乳品厂这一天。我当时这样想：可能是人家看我年龄小，不太在意这件事情的原因吧！
在车间工作虽然不感觉累，但工资却很低，每月只有80元人民币。当装卸工时工作虽然累一些，但工资却高一点，每月120元人民币。工资无论高低，在当时对于我来说却很是满足，因为这毕竟是通过自己的劳动所挣到的。
在牛奶公司乳品厂工作的岁月里，是我由学校步入社会工厂生活、工作的第一步。在牛奶公司乳品厂，通过和同事们在工作上的接触，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也为我今后的人生路打下了一段良好的现实基础。
现在，乌鲁木齐市牛奶公司乳品厂虽说不存在了，但历史将永远铭记牛奶公司乳品厂为乌鲁木齐市各族人民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生活在乌鲁木齐市年龄在20多岁的年轻人，说不定哪个就是喝着牛奶公司乳品厂生产加工过的牛奶长大的。
网友糖炒栗子在网络上还留言说：“我家就住在铁路局，我一个礼拜要去好几次喝酸奶。我1989年得阑尾炎手术开刀，护士建议喝酸奶好养伤口，我每天都喝5、6瓶。按照岁数，我得叫你一声叔叔。我要谢谢您和您的同事们辛勤的劳动带给我们健康的童年。作为一个从小在乌鲁木齐长大的孩子，牛奶公司（生产牛奶，和牛奶冰棍）、天山食品厂（生产那种牛奶饼干，上面印着牛奶两个字，还有娃娃头），这些本土企业在我们的记忆中难以磨灭，因为他们陪伴我们走过了童年。您的这篇文章也勾起了我很多回忆，再次谢谢那些曾经为这个城市作出那么多贡献的人，就算许多事物已随时间湮灭，但是乌鲁木齐人民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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