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975年的春天，高中刚毕业的我便列为“上山下乡”运动对象。我无论在邵阳那个工地做小工，都会被拒绝或辞退；一段时间内，父母单位的领导和居委会的干部不断地上门做“政治思想工作”。母亲坚决不让我到“广阔天地”里去大有作为，家里几经商量：去我兄工作的单位——湖南省建四公司三处冷水江金竹山电厂（时称“440”电厂）工地做小工。

　　 那是我第一次离家出远门，炎热的六月，我坐的一艘小轮船,沿着资江河流而下,初夏的风吹在脸上灼热灼热，两岸的生物苍白而无力，这一片灰色的景色随水流和船行缓缓流入眼帘,那感觉颇有点像柔石先生写的小说《二月》开头那段。

　　 在冷水江做小工的日子，尽管只有短短百余天，但也是我人生中一段难忘的历程。由于兄和一个施工员关系挺好，该施工员便把我安排在民工队里做工，活儿累，但报酬丰。

　　 施工员常常邀我们兄弟俩在他家里吃饭，那时候生活差，没什么吃的，饭桌上就二、三个菜，如果有那么一小碟花生米，一定会喝点几毛钱的劣质酒，他很热情：吃饭时常常用上海劝我们：“吃、吃、吃！”我听起来却是“车、车、车！”他爱人是个四川农村人，很漂亮，没有工作，也在工地做点小工。

　　 兄私下给我介绍他的个人经历：他是上海人,毕业于上海某名牌大学。他有个哥哥是上海中共地下党员，上海解放后随部队到了云南，并担任了一定职位的官员，上世纪50年代中下期，施工员在大学读书，共产党号召“大鸣大放”，他倒是没有大鸣大放，但他给他哥哥写了不少对共产党意见的信，不料他那位仁兄把信都寄给了他的学校，并嘱咐学校加强对他弟弟的教育，因此在1957年他打成了“右派分子”，还判了刑，在监狱里，他哥哥给他寄来所有钱物他都原样退回，刑满后发配到了山区——“440”工地

　　 在他家里我看了许多“反动小说”，有两本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本书叫《珍妮姑娘》，珍妮姑娘的命运常常看得我泪流满面；另一本书叫《萤窗异草》，文言文版，阅读很吃力，里面有鬼有狐还有漂亮姑娘，看得我又怕又爱。当时我就想：只有“右派分子”、“臭老九”这类人，家里才会有这种让人喜欢看的“坏书”。一次我爬上新建的100多米高的烟囱，人在上面分明感到烟囱在左右摆动，吓得我赶紧爬下来，对他说：烟囱要倒了，烟囱要倒了！他笑了，告诉我，如果烟囱不摆动，那可真要倒了。接着他给我讲授了一些力学方面的知识。他还给我讲相对论，在讲物体运动的速度时，举了一个时光倒流的例子，听了很感新鲜和奇奥，从那时候起，我开始崇拜知识，觉得有知识的人很是了不起。

　　 在民工队里做工，工资很高，一天能挣二、三块钱，一个月下来有70多元工钱，比六级木工的父亲工资还高。但累得贼死。记得有次打混凝土，每人一次背两包水泥上五层楼高的脚手架，连续24小时作业，一天一晚。早上收工回到兄长的宿舍里，一身散了架似的，倒头便睡，醒后已近深夜，兄长在煤火灶旁看书，见我醒来，便把热在灶旁的饭菜端上来，当时不觉咋的，现在回忆这情景，想着已成故人的兄，不免唏嘘。

　　 一封“逃避上山下乡运动”的告密信，结束了我的冷水江小工生活，我被单位辞退了，又回到父母身边——邵阳。

　　2

　　 那年的秋天，同学与朋友都“上山下乡”去了，我闲在家里无所事事。

　　 那是一个我一生中会永远铭记的秋日，我睡了一个懒觉，起来已临近中午，我一个人坐在家门口，诺大的院落空荡荡的，太阳白惨惨地，阳光无力而明亮地照着大地，四周静得几乎让人窒息，偶儿的人声犬吠传到耳边时，都成了一种虚幻和遥远的景象。秋风在随意地戏弄落叶，落叶卷着沙尘随风起伏。这时，一片法国梧桐树叶轻轻落在我的头上，我把它拿在手上，仔细地凝视着：树叶差不多全枯黄了，唯有叶茎还残留着生命的绿色斑点。此刻，一种可怕的、孤独的影子笼罩了我的心，我一下子感到生命的无助和无聊，我就如此耗费着我年轻的生命？一股莫名的燥动弥漫全身。我一人在家里翻箱倒柜，终于在大衣柜的深处找出了户口簿，一人跑到父亲所在的单位和当地的派出所，办好一切“上山下乡”的手续，那时，唯一使我聊以自慰的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句政治口号：“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人云：“少年不知愁滋味”，而我少年时代那种抑郁在我以后的性格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第二天，母亲到父亲单位领取发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一些生活用品：一个铁皮水桶、一个保温瓶、一只木箱子。母亲本应乘坐往西面方向的公交车，却懵懵懂懂坐向往东的公交车，一直坐到郊外的终点站……

　　 与统一成批下乡的同学不同，没有欢送仪式、没有鲜花，那天，母亲眼泪汪汪地送我，送了一程又一程，我不敢看母亲那断线珍珠般的泪水和凄楚的面容，走几步劝一句：“妈妈，您回吧”。母亲坚持要送，突然，她顿时停下来说：“崽呀，我不送了，后面来了一辆小包包车，我儿将来会当干部，有小包包车坐，不送了，不送了！“

　　 姐陪我搭上了去武冈县的班车，我下放的地方名为武冈县城西公社建设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