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穿了，“吉芬商品”它不是商品；而是一种价格，是一种违反常规、违背常理的价格。打个比方：做生意的人为了把手头的商品尽快的卖出去赚钱，通常的手段是降低价格，这样的话，买的人就多了，商品就能较快的卖出，再买进卖出、财富由少积多，这叫薄利多销。这是正常的思维方式，一般的生意人都是这样做的。但是，“吉芬商品”就不一样，吉芬商品的特点是：价格“越高越卖”。举个例子：有些奸商，大米丰收的时候不卖，而是把大米囤积起来，等到因为自然洪涝灾害、或者因为战乱原因造成无人耕种、闹大饥荒的时候，物资短缺，奸商们在这时候再把大米卖出去，这时大米的价格就比平常高。其实这也无可厚非，若能神机妙算：囤积了大米、等到第二年真的就碰上了饥荒年，说明此商人聪明。
问题是：若囤积了大米之后、到第二年、第三年或更久都碰不上饥荒年又如何呢？大米发霉烂掉、商人们不赚反而赔本、岂不是白忙了？英国经济学家有一种手段：就是如果没有发生饥荒便恶意的、人为地“制造饥荒”以达到贱物贵卖、价格越卖越高的目的，这就是吉芬商品。
像我们国家的房价，人们叫苦连天“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政府着急啊，请来专家、学者“大家想想办法吧”于是专家学者们不断的出台房价调控政策，又“限购”、又采取“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户籍政策。又还这样那样的政策。可是，每一次调控之后，房价不跌反而涨高了。
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为什么房价高了政府要出台“限购政策”、和“户籍政策”？房价高了政府应该整房价、压价！定价！有事说事！制定“限购政策”、“户籍政策”？整那些个没用的玩意儿干啥？有什么关系？
关系就在于“吉芬商品”。
本来农村人口是不存在买房问题的，农民一般是在自家的自留地里自己盖房，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的户籍政策一出台，农民失去土地，就得和城市人口一样买房。中国的国情是80%都是农村人口，大量人口从农村转向城市这便增加了买房人的数量，房子供不应求就达到了涨价的目的了。
“限购政策”则是为了造成人们的恐慌心里，让人们觉得“想买房都买不到”，得赶紧想办法啦！怎么想办法呢？到工商部门注册一个公司， 买商住房啊。人家嘴上说是“限购”，其真实目的可不是为了限制人们购房哦，而是为了让人们更多的购房。那么，怎样才能引导人们想办法购到房子呢？原来，在“限购政策”出台的两、三年之前，已经有一个叫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名词儿了。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个目标实现起来很难。但一夜之间，北京就实现了这个目标，商住实行限购，购买对象是公司，或者没有买过房的个人。请注意，没有买过房的个人，包括住宅，对于能够买的起商住的人来说，大部分人都是买过房的。所以个人(老板)买商住的路就堵死了。但是没有关系，树挪死，人挪活，可以注册公司买商住啊。前天出台的政策，昨天就有项目开始帮个人注册公司了。你看，到时候北京有多少套商住，就有多少家公司，万众创业算个屁，人人都是老板，人人都在创业的路上。（摘自《流氓的下一步棋你永远都猜不到》）
看看这些政策、和人们对政策所产生的心态，我们整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都被一个叫着“吉芬商品”的巨大阴谋笼罩着。
当然啦，“恶意的制造吉芬商品”这样的话是不能明说的。制定政策的人有非常漂亮的说辞，他们说：“第一：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是为了让国家为保证基本农田的红线、第二：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建设对土地有巨大需求，所以，让农民搬家”。在如此美丽的谎言背后隐藏的却是巨大的窃贼的阴谋：有外国势力借“到中国来投资”之名义（其实是来谋取暴利、挤兑中国的经济）、或利用中国人（高干子弟、或者华侨）的名义在中国“隐蔽投资”，如：房地产开发业、快递公司、学校等性质的产业。窃贼们伙同高干子弟、华侨等人士共同出资办公司,正在大量的攫取中国的钱财。
高干子弟们虽然从银行贷款不少钱来搞房地产开发，但这些贷款不足以让中国的房地产业掀起如此大的波澜，中国的房地产业搞得如此惊天动地说明这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而只有这股强大的势力才懂得怎样销售“吉芬商品”。吉芬商品可不是什么小商小贩就能制造得出来的哟。制造吉芬商品的一定是垄断者、剥削者、和欺诈者、是像英美帝国这样的具有庞大势力者才能做得到。他们多么狡猾！把中国的高干子弟拉下水，如果有一天中国政府发觉自己上当受骗、觉悟了、想整治，到时候“切肉连皮”就很难办。
我们国家的吉芬商品有很多，协和医院也是其中之一。
世界历史上的十字军东侵运动以后，西欧人在被侵略、被占领、被征服的地中海东岸的国家进行放高利贷等经营财产的活动；以及成立医院。因为仅仅靠抢劫是无法征服的、当强盗是不能在被占领的土地上扎根的，得做点事情赚钱，做放高利贷的生意、和开设医院都是为了赚钱。世界上没有人会不生病、医院永远都有生意可做。
中国的协和医院：它是战争年代侵略者留下的产物。侵略者满口仁义道德，打着“利他主义”的旗帜，把个协和医院在中国搞得风生水起，他们吹嘘自己有什么“出色的医疗服务”而使医院享有盛誉，全国各地的人们涌向北京，每天来此求医问药者成千上万。
不过，如果您是爱国者、或者您是像林徽因那样（是洋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微妙）的敏感人物，那么，您最好不要去协和医院治病，不定什么时候就死在那儿了。
咱们来盘点一下，中国有多少名人死在那所医院：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先生于民国14年（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病逝于协和医院。
1926年3月，梁启超因便血腰疼到协和医院诊治，协和医院匆匆为梁启超实行了手术，手术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但刘瑞恒“判断失误”，竟将他的健康的肾脏切去，而留下了病肾，导致梁启超壮年逝世。
林徽因也是病死于协和医院，她死的正是时候（文化大革命来临之前），如果她不死，碰到文化大革命那样一批斗、一整顿、一审核，还不定问出多少秘密来？侵略者的嘴脸将暴露无遗。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刘半农也是死在协和医院。就像现在的一些爱国的文化人一样总是生莫名其妙的病、死的不明不白。
刘半农是“五四”运动最早的白话文作者之一，他们这些人特别关注社会问题，关心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对立的贫富差异的问题。刘半农曾经留学英国和法国，但他并不像胡适等人那样甘愿被洋人利用；而是专心致志的研究学问。他呼吁保护中国文物，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是一位有中国人的良知的学者。1934年6月下旬，为了调查蒙古族牧区民俗，刘半农远足塞外，夜宿百灵庙一间乡村草房，被虱子叮咬，染上回归热病（但据说，外出之前就已经有身体不适的症状了），胡适劝他到协和医院治疗，因为刘半农的好几个亲戚都是在协和医院病逝的缘故，对去协和有所顾忌，只因勉强听了胡适的劝才同意去协和医院。很快，在同年7月14日便离世了。这就是协和医院所谓的“出色的医疗服务”。
当然啦，如果您是像胡适、马寅初那样对洋人有利用价值的人则大可放心到那儿去治病，他们保证你长命百岁。
协和医院这样一个医疗技术水平普普通通的医院占据着中国首都的最中心的位置一再扩建。其闻名的诀窍仅仅是因为他们会打广告而已,就像好莱坞的电影公司打造电影明星一样，协和医院也有自己的明星，如林巧稚等人。即使是作家冰心这样的社会名流都竭尽吹捧之能事为其写书立传。在中国各大医院尽职尽责的医生大有人在，但似乎只有协和医院才懂得为了扩大医院的影响力而推出属于自己的明星，北京电视台的养生节目中常常有协和医院的“专家”出席。这是西方人惯用的打广告的手段。
广告打得多了，相信的人也就越来越多、名气渐渐有了，现在的协和医院还真像是那么回事儿。
协和医院的专家门诊“挂号难”问题几乎人所共知。每天在协和医院门前倒卖专家号的黄牛党如病毒、如虫儿般多如牛毛。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络绎不绝的患者们治病心切，只好出高价买黑市的黄牛党手头的“专家门诊号”任由其“宰割”。事情闹大了，政府也呼吁、警察也干预，一个个被耍得团团转。有必要吗？
在医院制造吉芬商品，比别的行业相对要容易得多、会较少费力且收益多，因为世界上没有人会不生病。协和医院一方面看上去专家门诊挂号十分难；但另一方面，黄牛党们却有办法很容易替患者通过他们的渠道弄到专家门诊挂号（只要患者愿意出高价）。这就奇怪了。其实，“门诊挂号难、和黑市挂号容易”那些东西纯粹是协和医院自己自编自导自演、自娱自乐、自吹自擂、自欺欺人的、制造吉芬商品的、骗人的把戏。他们爱怎样就怎样，随他们去好了, 管他们干什么呢？政府、警察有必要操那份闲心吗？有必要管他们吗？
协和医院拼命的制造吉芬商品最阴险的目的是为了鼓捣政府放手（由私人办医院），想让政府放权、想从共产党手中夺取权力和利益。他们使劲儿吹风：“中国政府应该效仿西方国家，让私人开设医院，这样，人们看病就不难啦”。
如果这“私人开设医院”的先例出来，阴谋家就有机可乘了。
另外，再说一个吉芬商品：“独裁者”也可以是其中之一。比如中国的皇帝、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巴沙尔、朝鲜的领导人都可以被制造成吉芬商品。
听那些会下象棋的人说：下中国象棋的方法：在前线冲刺的是兵（卒）、车、马、炮；而将（帅）总是在最后。
而国际象棋的打法是：王、后在前方横冲直撞；车、马、兵在后。
战争史上，西方人和东方人的打仗的方法有些颠倒。其实西方人打仗运用的是“下中国象棋”的打法。
俗话说“擒贼擒王”，历史上中国的皇帝大权在握，要是把皇帝擒拿，整个国家都崩溃了，侵略者取胜。
但是，如果用“擒王”的方法打击西方国家，估计不好使。打个比方：我们要和美国或者英国打仗，擒拿谁？英女王？她只是一个象征，活捉了她，英国政府照样运转。如果活捉英王，英国人不知有多高兴！正好被用来鼓舞士气、当作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对美国用“擒贼擒王”的方法就更不好使，美国根本就没有王。那么活捉他们的总统？他们的总统不在白宫呆着，连个屁都不是。美国总统肯尼迪被刺杀之后，美国仅仅用了十五分钟的时间就完成总统交替工作（让副总统代替），一天之后新的总统就诞生了。而中国清朝的慈禧，洋人打来，即使她逃离了皇宫，大清的子民也只能指望她了，等她把国家的利益出卖完了，洋人们满足了、撤退了，这个国家又再继续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按照中国的体制，侵略者只要瞄准或击败最重要的那一个目标，整个国家都完了。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朝鲜都一样。
但是，西方国家的总统或首相，充其量只相当于一个演员，死了、败了，再另外找个人扮演，有没有他们，国家利益毫发无损。
而由独裁者掌权的国家,首先这个国家的人民手中的权力就会闹饥荒。如果这个独裁者是一个有能力的人，那么这个国家或许还有救，但如果独裁者没有能力，这个国家将面临毁灭，像：慈禧、萨达姆、卡扎菲、巴沙尔、甚至二战时候的希特勒。
我们国家的法律也在逐渐被制造成吉芬商品。
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在过去，中国老百姓遇到事情总是找政府，选择一个名声好的政府官员（包青天），向其诉说冤情，然后，这位政府官员会亲自过问此事，问题往往就解决了。或者，老百姓还可以到信访局去诉苦，这是一个政府专门为老百姓设立的诉苦的机构。可是，现在信访局的权力被大大的削弱，老百姓来诉苦了，信访局推脱“去法院打官司”。
到法院打官司如果牵扯到钱财问题，就必须交纳高额的诉讼费、还要请律师、给律师付费。咱们老百姓诉苦、诉冤被国家转变成了一种金钱的交易。有冤情得花钱买公平，而且花了钱之后能不能买到公平还是另一说，这是什么世界！
自从改革开放以后，改革派们为了“搞活经济”专门请来外国投资商；还引进国外的管理制度和法律在大学里让学生们学习。打那以后，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成了维护外国投资商的法律；甚至是维护剥削者的法律，在学校诱惑贫困和无知的学生借“校园贷”的放高利贷者、还有诈骗者们，都能在冠冕堂皇的法律的名义下获取利益和保护。例如：在电视新闻节目中，被诈骗的老人们失去了唯一住居的房屋、流离失所，而我国现在的法律对此却无能为力，因为诈骗者的手中“有证据”、有被骗者的亲笔签名。如果是在毛泽东时代，这些诈骗者们他们敢！早就被抓进了监狱。
新闻联播里，闹得沸沸扬扬的“老赖”们，没有谁去倾听过他们的心声？他们为什么赖？他们赖谁的账？是不是赖了外国投资商的账？是不是他们赖账的同时，别人也赖他们的账？无缘无故的难道人家会赖账？外国投资商到中国来挤兑中国经济、使我国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我国的法律还维护他们的利益。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如此多的吉芬商品呢？答案是：教育出了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为什么要“批林批孔”呢？
批孔：批判的并不是孔子这个人；而是批评孔子的教育方法和运作模式。孔子盛年时候曾经周游列国到处推广自己的治国主张，到了晚年，他认为不必自己做官，只要能发生影响，一样也是政治。所以，他改变方法，让他的弟子们做官，并通过这些做官的弟子去实行自己的主张。这些弟子们去做官要得到孔子的同意，听候他的吩咐，做官的政绩要向他报告，管辖的地区要接受他的视察。
我们国家现在不就有很多“弟子们”在发挥作用吗？从弟子们制造出如此多的吉芬商品来看，那么，弟子们的老师是谁？不就可以推测出来吗？八国联军入侵的时候向中国勒索赔款，之后，再用这笔赔款的一部分钱给中国人兴学办校，其阴险的目的从中国的吉芬商品来看，洋人的阴谋已经败露。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的敌人否定的事物，一定是对人民有利的；人民的敌人支持的事物，一定是对人民有害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教育发生巨大变化，洋人们竖起大拇指赞扬，这是对中国有害的。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