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河南省禹州市西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农民。老太爷名叫顾敬尧，生前在城里做生意，当过泰昌永杂货店掌柜。时间大概是公元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间。那是个军阀混战、土匪肆意横行的年代，今天这个要粮，明天那个派款，闹的生意很不好做。老太爷就是在军阀和土匪的双重敲诈和勒索中不幸病逝的。老太爷死后，我家在城里住不下去了，就回到了农村老家。农村老家房屋已被土匪烧光，就租住在村民顾东山家的客房屋里。然而，祸不单行。农历一九三一年正月初三，爷爷顾金旺抱着一岁零四个月的姑姑去临村薛河寨上看病，不知何种原因，回到家就当夜就病逝了。爷爷死时年龄是三十七岁，奶奶三十三岁，伯伯六岁，父亲四岁，姑姑不到两岁。爷爷病故后，沉重的生活重担压在了奶奶这个性格坚强的小脚女人身上。我经常想，奶奶在爷爷病故之后，带着六岁的伯伯、四岁的父亲和一岁多的姑姑，在那暗无天日和动乱的社会里，面对赖皮光棍的骚扰和敲诈，历尽千辛苦，能够坚强地把三个孩子抚养长大成人。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事。
我来到这个农民家庭的时候，已经是解放以后了。我是农历九月十一日出生的，出生四个月就得了一场大病，牙关紧闭，哭不出声。父母抱到当地一个叫段湾的村子，找医生段一堂去看。医生扎了一针，哭出了声，就说：“抱回去吧，如果还不好就不用再来了！”因为伯伯家出生的两个孩子都先后夭折，奶奶害怕我也活不了。一天夜里，她在夜深人静之时跪在当院，说：“天地全神，您能保佑我孙子活下来，好好的，他十二岁那年，许您一猪一羊！”奶奶说完，又烧了黄表纸才站了起来。说来也怪，我从此病就好了，还病病歪歪地活了下来。虽然活了下来，但人生的苦难便接踵而来。从我记事起，几乎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时我已经念小学），因为没有粮食，集体公共食堂已经解散，社员们各自想办法讨生路。大人们到地里用锄头刨已经腐烂红薯，我人小拿不动锄头，就跟在大队的一头老母猪身后。老母猪嗅觉特别灵敏，哪里有坏红薯就去哪里拱。听到老母猪吧嗒嘴，我就把老母猪赶开，把坏红薯扒出来放进篮子里，擓回家拍饼子吃。后来地里坏红薯没有了，就吃树皮和树叶。那时候，浮肿病人特别多，村里每隔几天就要死一个人。一九六二年，农村落实了刘少奇的“三字一包”政策，分了自留地和菜地，把集体土地借给农民耕种，还让农民开垦荒地，这样农民的日子才好过了一些。可是，我家由于兄弟姊妹多，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年年缺粮，季季缺款，生产队分的粮食总是不够吃。记得小学六年级的那年八月十五，中午放学回家，我看到母亲拍的是红薯面饼子，就非常生气地说：“八月十五人家都吃扁食，您咋拍点饼子”！母亲两眼含泪地说：“咱啥也没有，咋包扁食啊！”我一气之下含着眼泪拿了两个饼子就上学走了。走到半路，咬了一口红薯面饼子，实在难以下咽。忽然，听到喜鹊的喳喳叫声，我抬头一望，喜鹊正在柿树上叨烘柿，就上树去摘了两个烘柿，夹在饼子里吃下了肚子。到学校教室后，别的同学都在议论着中午吃扁食的事，我坐在位置上掉眼泪。
童年苦难的生活，不但造就了我内向的性格，而且也使我爱对自然界的现象产生了种种幻想。冬天里望着漫天飘舞的雪花，就想雪花要是白面该多好，我就可以吃上白馍不用挨饿了；秋天看着柿树上飘落的花花绿绿叶子，就想落叶要能变成钱该多好啊，那就不用为买书买本买笔发愁了……。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提升了我大脑的思维能力，引起了我对对读书写作的浓厚兴趣。在学生时代，对我写作影响最大的老师有三位。第一位老师叫贺丙旺，是我念小学四年级时的班主任老师。贺老师字写得很好，为人忠诚老实，对教学特别认真。有一天上作文课，贺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当时，同学们都不知道怎样写？贺老师自己就先写了一篇范文，写在黑板上让同学们抄。开头的两句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秋天的一个上午，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吃罢早饭，生产队的钟声响了。今天的任务是到南地出红薯……”；第二位是小学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孟祥要。孟老师教学生写作文之前，总是找报纸上和作文书上一些范文读给我们听。念完范文后，还有针对性的讲解写作特点，让我们模仿着去写；第三位是初中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冀耀坤。冀老师当时四十多岁年龄，教学之余，正在创作一部反映青年参加革命的长篇小说《青春似火》。有时候上作文课，冀老师就给我们念他创作的长篇《青春似火》。我们听得如醉如痴，对冀老师特别佩服。正是在三位老师的影响下，我慢慢喜爱上了写作，并暗暗下定决心，将来也要像冀老师那样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
可是，正在我憧憬着当作家梦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不但把人们推进了红色的激流旋涡，而且也打碎了成千上万个学子的求知欲望和人生梦想。学校完全停课，老师成了批斗对象。“文革”初期，怀着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拜和爱戴，我宣誓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学习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无限上纲罗织罪名写老师的大字；然后，唱着“红卫兵，心最红，革命路上打先锋……”的歌曲，北上北京、南下韶山搞革命串联。天南地北跑了一圈之后，便回校参加派性组织搞“文攻武卫”。一九六八年秋季伟大领袖“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新指示一发表，这批“老三届”的中学生全部下放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回到农村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的农村生活，使我心情十分沉闷，觉得前途一片渺茫和暗淡。好在我慢慢从读书看小说中得到了解脱。在故乡农村的日子里，我先后借读了《大明英烈传》、《水浒传》、《青春之歌》、《三家巷》、《蚀》等小说。因为白天要挣工分参加生产队的劳动，读小说大都是在夜里。通过读小说，不但排解了我的苦闷，而且使我认识了官逼民反的梁山好汉，真正感到了生存的艰难和人生的不易。
一九六九年七月的一天早上，我正要下地劳动，初中的同学书亚到我家，说：“神垕中学要办高中，你愿意上不愿意上？”我当然愿意上。于是，我们俩就跑了十五里路来到神垕中学，询问情况。学校老师还是原先初中的老师，彼此都很熟悉。听说我俩愿意来神垕念高中，先是表示欢迎，然后却为难地说：“你俩虽然是本校毕业的学生，但是，是文殊公社的，来神垕上高中需本公社的介绍信。”我俩一听二话没说，就忍着饥渴，冒着中午炎热的太阳又跑了二十里山路，来到了文殊公社。找到管文教的助理，我俩把想法一说，谁知文教助理一听火冒三丈，大声斥责说：“想去神垕上高中请去上了，文殊公社绝对不开信！”文教助理这一说，像一盆冷水浇到我俩头上，觉得去神垕上高中没一点希望了。可是，第三天，书亚又找到我说，我俩去神垕念高中有希望了。他的一个亲戚在神垕二厂当工人，大队开个信，让那个亲戚到厂里盖个章也能上高中。我一听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就到大队开了介绍信，又让书亚的亲戚到神垕二厂盖了公章，就这样，我又到初中母校上了“五七高中”。
能够上高中继续求学，是我梦寐以求的愿望，可是，当我在“五七高中”上了一段时间学之后，就大失所望。学校第一学期还开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课，一九七0年春季“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干脆就停止上课批判几个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老师。接着，又分组让我们到神垕国营瓷厂、钧瓷一厂、二厂参加学工劳动。当时，许多学生的梦想就是高中毕业以后能够到神垕瓷厂当工人。我没有这个梦想。虽然大学早已停止招收学生，可我想干更大的事业。于是，就暗暗下决心学习文化知识。数理化有书没人教，就学习语文和写作。在此期间，我每天都到学校阅览室读《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红旗》杂志，从这些报刊杂志中学习写作知识。为了把学习的知识加以应用，我给自己规定：下厂学工劳动期间，每天写一篇日记，在学校带头写文章出黑板报。同时，积极主动到社会上采写一些新闻稿件，暗暗地向一些报社和杂志投稿。神垕高中后山有一处僻静的小树林，那是我经常读书和写作的地方。就是在小树林一块光滑石头上，我坐着写出了不少投向报社的稿件。
转眼到了一九七0年的十一月份，一年一度的征兵开始了。经过严格的体检和政审，我顺利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来到了内蒙古边疆部队。由于自己在高中阶段积累了一些写作知识，在部队很快排上了用场。先是被选为连队文书，而后又调到团政治处搞通讯报道工作。在政治处搞通讯报道期间，我写的新闻消息和通讯先后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内蒙古日报》上。
我真正开始文学创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我已经从部队到地方工作，在人民银行禹县支行农金股工作。在农金股工作期间，我经常下乡搞调查，接触了许多土地承包后的农村新生事物，就产生了创作小说的欲望。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姑娘的心愿》，刊登于一九八一年的二月份的《农村金融》报副刊；第二篇是《春雨夜》，刊登于一九八一年五月十八日的《中国财贸报》副刊。两篇小说的发表，更增添了我创作的勇气和激情。为了学习文学创作，我先后订阅了《人民文学》、《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上海文学》、《奔流》等杂志，购买了《茶花女》、《包法利夫人》、《复活》、《黄河东流去》、《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等文学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通过学习，使自己的文学水平和写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文章不断在报纸杂志发表。三十六年来，我业余创作累计发表文学类文章一百一十多篇。其中小小说二十篇 ，中短篇小说五十篇，长篇小说一部，报告文学十篇，散文、文艺评论三十多篇。
在文学创作之外，我还发表了大量金融和经济方面的论文和调查报告，并多次参加学术研讨会获奖。曾在江西庐山参加过全国金融改革理论研讨会，论文获二等奖；在陕西西安、河南南阳西峡、焦作、三门峡、信阳、驻马店、开封等地参加过农行系统学术研讨会，论文获得过一二三等奖。一九九二年四月十三日还作为许昌市农行系统的唯一代表，与许昌市农行行长胡书云同志一起在郑州省人民会堂参加了第三次金融学会代表会议，并提交了论文《我国政策性贷款浅析》，此文发表于国家级刊物《农业发展与金融》一九九五年第十期。我写的“莫以旧贷索新款”发表于一九九七年的《金融时报》；一九九0年撰写的论文《试论骑虎企业的困境出路及对策》，发表于省金融学会刊物《金融理论与实践》一九九一年第一期，并选入金融《论文选粹》一书，被社科联评为三等奖。
“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里秦关终属楚；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蒲松龄的这首落第自勉诗是激励我读书写作的座右铭。我这一生，读书写作虽然没有带来飞黄腾达和大富大贵，但也确实改变了个人的命运，实现了生活上的衣食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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