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到这里，似乎应该结束了。然而，文字狱在中国并没有随着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而退出历史舞台；辛亥革命以后，又经历了高扬科学与民主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新民主革命。可是，甚至到了1949年，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以后，文字狱现象反而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政治运动，更加频繁，更加猛烈。
1、早在建国之初的一九五一年，就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一九五四年，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对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和胡适“反动”思想的批判。同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严肃地批评党内某些“大人物”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并提出对电影《清宫秘史》的批判问题。1957年，开展了“反右”斗争，全国约55?5万人，因响应党的号召或甚至是被强迫向党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多少人因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因彭德怀的一篇万言书，批评大跃进，而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有300多万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来“文革”时期，有一首流行歌曲：“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可以反映出那段时期对文字、语言“犯罪”管束的严酷。
1962年，革命历史小说《刘志丹》在《工人日报》和《中国青年报》连载。小说因涉及陕北革命历史问题而在中共高层产生了不同看法。康生就抓住此事大做文章，说小说是为高岗翻案。8月，召开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会议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会议期间，康生写了一个条子，“利用小说反党是一个发明”，递给正在讲话的毛泽东，毛泽东就念了这个条子。不料，这句话反被康生说成是毛主席最高指示，用来批判《刘志丹》，并追查幕后黑手。小说被停载，作者受到迫害，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也因当初曾同意创作小说而于1965年被降职为洛阳某工厂副厂长，“文革”时又受到批判，直至1979年才平反。
六十年代中期，有一个女人开始在中国政坛露出峥嵘，这个人就是自比则天武后、以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旗手自许的江青。她说她是文艺战线上的一个哨兵，是为毛主席站岗放哨的。
1965年，她跑到上海，和姚文元等人一起，搞了一个《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点燃了文化革命的烈火。但批判《海瑞罢官》最初遭到了当时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领导小组组长、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反对，《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北京各大报刊包括《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北京市委的《北京日报》都不予发表，江青只好拿到上海《文汇报》发表；北京市委也顶着不同意批判吴晗。毛泽东因此说北京是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于是彭真和北京市委就成为“文革”运动的拦路虎、绊脚石，成了“文革”运动第一批被打击的目标。
大约是在1966年的上半年，那时我上小学五年级，学校里传言，中央又揪出三个反党分子，叫燉蛋、咸鱼、豆腐渣，我们学校的校长说，听这名字就不是好人――那三人就是邓拓、吴晗、廖沫沙。当时，邓拓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吴晗是北京市文教副市长，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1961年，为响应毛泽东倡导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邓拓应邀在《北京晚报》开设了《燕山夜话》专栏，共发表杂文150余篇。以后，邓拓又与吴晗、廖沫沙合作，在《前线》杂志上开设了《三家村札记》专栏，发表杂文。然而，不久就在继批判《海瑞罢官》以后，发动了对《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批判，因为《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的作者，都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成员，批判《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就成为打击北京市委的突破口。邓拓、吴晗被迫害致死，廖沫沙被关进监狱；他们成为“文革”时期文字狱第一批牺牲品。
1966年，江青又跑到上海，召集部队4个文艺干部开了一个文艺座谈会，看了十几部电影、戏剧，搞了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纪要》以中央文件形式发至全国，被称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是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文件”。此后，以《纪要》为根据，展开了对以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为代表的文艺黑线的批判，一大批文学艺术家蒙冤罹难，并影响到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文艺批评和创作。
2、1966年 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这个标题表明，“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所要批判的并不是个别或者某些文化现象，而是涵盖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现象。批判和继承，本是哲学上的概念，符合任何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文革”的批判则是一种全面的、彻底的否定；毛泽东作为一个哲学大师，违背了批判与继承这个哲学真理，也违背了他自己所倡导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于是，孔子、孟子、韩愈、朱熹被拉出来批判；司汤达、雨果、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的小说遭到焚毁；剧团里演戏的龙袍、皇冠被焚之一炬；就连有龙形图案的水缸、盆子，也当作“四旧”被砸毁。建国以后的文化也被彻底否定，说建国十七年，文艺界实行的是一条反动的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那些充满革命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热情讴歌新中国、赞美新生活的小说、散文，突然间就都成了黑书、毒草，受到批判、禁毁。如红色小说：三红《红旗谱》、《红日》、《红岩》，三花《苦菜花》、《朝阳花》、《迎春花》，两歌《清江壮歌》、《青春之歌》，两秋《晋阳秋》、《小城春秋》等和秦牧、杨朔、何其芳等人的散文。说：《晋阳秋》是宣扬刘少奇的投降哲学，《保卫延安》是为彭德怀评功摆好，《小城春秋》是为陶铸树碑立传，《红日》是美化国民党军队七十四师，《苦菜花》是宣扬阶级调和论。而《红岩》则是因为当时江青的亲信、公安部长谢富治的一句话。谢富治在解放战争时期任解放军第三兵团政委，解放重庆时，他到过渣泽洞、白公馆，“文革”时一次他说：“在渣泽洞、白公馆是不可能逃出来的，那里面活下来的都是叛徒。”于是，渣泽洞、白公馆里幸存的人，都被打成叛徒、特务，而《红岩》的作者也在其中，他们的书也就成了毒草。作家曲波在“文革”前，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林海雪原》，还有一部是《桥隆飙》，据说曲波在“文革”时期曾顶撞过江青，因此他的《桥隆飙》受到批判也就不奇怪了，但《林海雪原》却没有被批，书中的“智取威虎山”部分，还被改编成现代京剧样板戏，红极一时。原因是小说反映的是东北解放战争的事情，而东北解放战争的最高领导人是林彪。还有一个叫做《芦荡火种》的沪剧，表演的是抗战时期，江南一个女地下党员掩护新四军伤员的事情，开始也受到了批判，罪名是歌颂“地下路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毛泽东是武装斗争的代表，他1927年上井冈山创立了人民军队，以后一直坚持武装斗争；刘少奇早期在白区做地下工作，是另一条线，“文革”中被称为“地下路线”，刘少奇是白区工作的代表。但后来江青看中了《芦荡火种》，将已被关进“牛棚”的汪曾祺放出来，说牛鬼蛇神也可以废物利用，让他将《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剧名改为《地下联络员》。改编大获成功，毛泽东和周恩来也被请去看戏，又由周恩来将具有“地下路线”意味的剧名改为具有根据地象征意义的《沙家浜》；又增加了新四军指导员郭建光的戏，将郭建光由二号人物上升为一号人物，突出武装斗争的主题，而将原来的一号人物搞地下工作的阿庆嫂降为二号人物。后来，这种全面否定、彻底批判的做法，连毛泽东本人也看不下去了，于“文革”后期批示，尽快恢复一批传统戏剧，结束八亿人民八个戏的局面。在1975年江青又准备批判电影《创业》时又说，不要求全责备，要看主流。
一大批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干部遭受迫害：赵树理生命濒危，仍被拉到万人大会上批斗，昏死在台上。张志新被执行死刑时，怕她说话，被几个彪形大汉摁在地上，用脚踩住她的脸，割断了舌头。严凤英服安眠药自杀被发现，不准抢救，抓紧最后的时间逼她交待问题，死后被用斧头开膛剖腹搜查发报机。“杨子荣”童祥苓因写给正被审查的姐姐童芷苓信中“我相信姐姐是好人”这一句亲人劝慰的话，遭到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的批判，并从此被剥夺演戏的权利。电影艺术家顾而已，演员上官云珠，历史学家翦伯赞，音乐家顾圣婴，作家李广田、老舍、杨朔、闻捷、周瘦鹃，翻译家傅雷夫妇，文艺理论家叶以群等，因不堪凌辱，自杀身亡。一大批人被关进监狱、“牛棚”，发配、劳改，他们的家人、亲属、朋友、同事甚至买书、藏书、看书的人，也受到了株连。
“文革”时期是天下大乱，但那时有一个说法：“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确实，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意识得到了空前强化，时时处处都能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当时有一张风靡全国的毛主席全身画像，毛主席穿着一件长风衣，长风衣的两个下摆，被风吹起，下面是毛主席的双腿，像一个“介”字，站在一块石头上。有人就发现这幅画暗合“介石”之意。记得那时有一种叫大连珠的香烟，折起来以后映出来的图案仿佛是一个国民党十二角星的党徽；这是一个小孩在玩香烟牌子时发现的。那时过年贴春联，都是革命的口号，如“跟共产党走，听毛主席话”，或毛主席诗词、语录，如“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等，有一个单位，领导要求，只要有门，就要贴春联，贴春联的人贴到猪圈时，犹豫了好久，但还是贴上了两句最高指示：“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结果被认为是讥讽伟大领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还有一个中医给病人开了一张药方，其中三味药为“半夏、夜交藤、莱菔子”，每味首字排列起来为“半夜来”，被解读为特务联络暗号。我有一个朋友，是我们地区文工团演员，他在“文革”时当上了文工团革委会副主任。一次在呼口号时，把“打倒江渭清”喊成“打倒江青”，因为他人缘好，幸免于难，但被免去了革委会副主任，并且从此不许他再演正面人物，连主要反面人物也不让演，只演一些滑稽可笑的龙套人物，如在歌剧《江姐》中演蒋对章，在歌剧《洪湖赤卫队》中演一个白极会员。那时，每天在报纸的头版，都有领袖像和最高指示，因此也最容易出问题。在领袖像和最高指示附近是不能有不好的东西的，在报纸的背面和折叠以后映出来的地方，也不能有不好的东西。每天都要印发大量的报纸，处理这些报纸也是十分麻烦的事，我有一个初中同学，因用有最高指示的报纸解手，被批斗而精神失常。
3、“文革”时期的文化批判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九大”之前为第一阶段，九大”以后为第二阶段。第一阶段是一场全民性的、普遍的斗批改运动，虽然也是政治运动，但批判的主要还是文化现象；而第二阶段的文化批判，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其实质是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的权力斗争。第二阶段的主要事件有：批陈整风运动，批林批孔运动，批《水浒》运动和《天安门诗抄》事件。
批陈整风运动，发生于1970年夏天在庐山召开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事先编印了一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天才的语录，让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在会上宣讲，从而获罪。那么，编印、宣讲马列主义，怎么也会获罪呢？这个事件的背后则是林彪和江青两个政治集团的斗争。当时，在中央最高领导层中，有三个政治集团，以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集团，和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集团；陈伯达“九大”之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但那时已和林彪集团走到了一起。在“文革”前期，林彪利用毛泽东对他的倚重，迅速扩张自己的权力和势力，在党的”九大”上，他成为唯一的副主席，其接班人的地位被写入党章，在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侯补委员共25人中，军人就占11人，他的夫人叶群也成了政治局委员；”九大”170名中央委员、109名候补委员共两百七十九人中，军人就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当年林彪统率的四野的一个八纵后来改为四十五军，““九大””就出了十个中央委员，两个政治局委员。林彪势力的膨胀，引起毛泽东的不安。在庐山会议召开之前，讨论修改宪法时，毛泽东多次讲过，不设国家主席，自己也不当国家主席。根据官方当时以至现在的说法，林彪却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说“国家没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但其真实用意，是他知道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则国家主席非他莫属；说叶群也曾对吴法宪等人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江青集团知道毛泽东的这个意思，他们当然也反对林彪当国家主席，所以在讨论修宪时，张春桥、康生就极力反对设国家主席；而林彪最得力的大将吴法宪则坚持要设国家主席，争论得很激烈。争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关于有没有“天才”的问题。此前，毛泽东一直被林彪捧为天才，到了“文革”，林彪也被人捧为天才，包括陈毅、叶剑英等一大批老干部，为了发泄对江青集团新贵们的不满，纷纷阿附、赞美林彪；后来空军又大捧特捧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将他捧为“超天才”。江青等人报告了毛泽东，引起毛泽东的不满，说一个二十几岁的娃娃被捧为超天才，又说“名曰树我，不知树谁人，说穿了就是树他们自己。”所以，在修改宪法时，张春桥、康生就坚持要删掉宪法中关于毛泽东是天才的语句，而吴法宪则坚持要保留，说“他们是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领袖的崇高威望。”本来，庐山会议的议程是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和备战问题，开会之前，中央常委碰头时，毛泽东问林彪要不要在会上讲话，林彪说不讲，可是大会开幕后，当周恩来宣布了大会议程，康生准备作宪法修改草案报告时，林彪却突然提出要讲话。在一个多小时的讲话中，大讲特讲“天才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第二天，大会改变议程，转而讨论林彪的讲话，而陈伯达就在此时，抛出了他编印的那份马列论天才的材料。大会热烈拥护林彪的讲话，愤怒声讨张春桥等人“反对”毛泽东的行为。这引起了毛泽东的愤怒，亲自写了一篇文章，谴责陈伯达“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于是会议再次转向，开展批判陈伯达。一大批人受到了牵连，毛泽东点了陈毅的名，汪东兴受到毛泽东的保护才过关。会后，在全党全国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被投进秦城监狱；吴法宪等人一次次做检查接受批判，连叶群都反复做了几次检查，送到毛泽东那里，由毛泽东钦定“嗯，我看这次可以了”，才算过了关。只有一个林彪不肯检查，最后，毛泽东点名了，在一次批陈整风会上说：“林彪同志是不是也出来做个自我检讨？”但林彪仍然没有做，直至1971年9月13日驾机出逃摔死大漠。在批陈整风运动中，毛泽东要各级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多读几本马列著作，以免上陈伯达一类假马列主义骗子的当，由此，在全党全国又掀起了一场学习马列著作的热潮。
林彪“九.一三”事件以后，开始了批林批孔运动。林彪怎么又牵连到了孔子呢？是因为林彪喜爱孔孟思想，常书写一些孔孟语录贴在室内或送人，例如：“克己复礼，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今之世，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谁也”等。于是孔、孟在身后两千余年，继“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以后，再一次被拉出来批判。说林彪和孔子是一丘之貉，是一脉相承的；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妄图开历史的倒车，复辟奴隶制社会；而林彪则继承了孔老二的衣钵，妄想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让人民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由于孔子崇拜周公，他的理想就是恢复周朝制度，于是“四人帮”又想将批林批孔运动发展为批周公运动，其真实目的是针对周恩来，即所谓的批“现代大儒”。因为在林彪集团垮台以后，周恩来集团就成为江青集团的主要政治对手。但毛泽东没有同意，一个国家不能总是批来批去，也要有人做事。
但是，批林批孔运动还未结束，又开展了批《水浒》运动。毛泽东晚年，因患眼疾，看书困难，就常请人给他读书。1975年8月，北大中文系教师芦荻在为毛泽东读《水浒传》时问“《水浒》究竟好在哪里？”毛泽东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未料，这两段话被姚文元得到后，和江青等人一起，于1975年9月，发动了一场批《水浒》运动。这仍然是针对周恩来的，但此时又加上一个邓小平。1973年3月，邓小平复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重病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后又兼任解放军总参谋长，权势日盛，让“四人帮”深为猜忌。《水浒传》中的宋江，在梁山掌权以后，就否定了晁盖原来的政治路线，将聚义厅改为忠义堂，竖起一面“替天行道”的杏黄旗，实行等待朝廷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而邓小平主持军政工作以后，就开始纠正“文革”做法，整顿国民经济和军队。宋江为了实行他的投降路线，大搞山头主义，将在社会上负有盛名的“河北玉麒麟” 卢俊义请上山，拉进领导核心，坐上第二把交椅，招降关胜、呼延灼、董平、张清等一大批朝廷军官；排挤平民出身的头领。王伦时期就在梁山的旱地忽律朱贵，排位九十三，和晁盖、吴用一起智取生辰纲以后上梁山的白日鼠白胜，只排位一百零六，其他平民头领如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菜园子张青、鼓上蚤时迁等，也都排在了一百位以后。而邓小平掌权后，则重用万里、谷牧等一批老干部。记得当时的批判口号是：“走资派还在走，民主派到处有”、“老干部就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但批《水浒》运动只开展了两个月，就于1975年11月被“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所代替，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但针对已近生命尽头的周恩来的批判仍在继续。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山河失色，天地同悲。当年清明，群众自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写了许多悼念诗，悼诗很快传到全国各地，被称为《天安门诗抄》。但悼念活动被四人帮宣布为“反革命事件”，遭到镇压，许多人被投入监狱，随后又在全国开始了追查悼念和抄诗活动。记得当年清明那天，我们单位的团委书记通知我去参加祭扫烈士墓，我们部门的领导说，他是党员，不属你们团委领导，没有让我去。倒不是他有什么先见之明，他是想让我在家干工作。不久，追查运动开始，县级机关人武部长，带着一个工作组来到我们单位，召开大会杀气腾腾地说，要将团委书记送进监狱。但那次追查后来也不了了之。那时“文革”已是第10个年头，人们对政治运动实在已经厌倦了。
4、“文革”结束以后，思想解放，文禁渐开，特别是进入电视、网络时代，文化环境就更宽松了。现在网络上，什么样的文字、言论没有，以致于周立波先生曾说网络是一个“臭毛厕”。也有一些“卫道”人士，摇头叹息，谓天下人心将从此大乱。是的，的确有人不喜欢网络，甚至对网络恨之入骨，因为网络暴露了他们许多见不得人的丑行，但老百姓喜欢网络，离不开网络，因为那是老百姓可以说话的地方。千百年来，老百姓是没有话语权的，旧社会实行愚民政策，人民不识字，像宋丹丹那样10天蹦出6个字写《月子》，就算是知识分子了，那时能写文章的只有少数读书人，而其中绝大多数是官员。公从场所都贴着“莫谈国事”的告示；张献忠治蜀时，派兵到街市民居偷听。建国以后，人民有了文化，也号召工农兵写文章，但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又谈何容易。能有一篇文章见诸报刊，那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我有一个朋友，写了二十多年诗，没有发表过一句诗，他甚至将柯岩、艾青等著名诗人的名字和自己的名字署在一起，也发表不了。后来他将妹妹介绍给我市报社一个离婚待娶的副刊编辑，才发表了一首小诗。我在部队时，每个连都有报道组，团政治处有文化干事和新闻干事，还有一个专门的写作班子。我就时常被抽到写作班子，我们投过不知多少稿件，才在军区《人民前线》报上发表了一篇小报道。后来，我们宣传队一位编剧写了一首《工程兵之歌》的歌词，又由宣传队另一位战友谱上曲，在全军一家专业刊物上发表，团领导高兴得不得了，要求全团教唱这首歌，开大会为两位词曲作者庆功，又将他们提拔为文化干事。
现在，有了网络，发表文章就非常容易了，建个博客，鼠标一点，文章即刻就传遍全国。可以是主流声音，也可以是百家杂言；可以是宏篇巨论，也可以是三言两语；可以歌颂赞美，也可以鞭挞讽刺；可以文理通顺，诗情画意，也可以文字粗糙，乡谈口语......总之，老百姓终于有了讲话的权利了。虽然显得芜杂，但也正显示出勃勃生机。有理大家来辩，有事大家来说，真理越辩越明，真相越说越清。思想文化的大活跃，必然促进社会、经济的大发展，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有人说现在当局不是不想禁止而是网络无法禁止，我认为不然，如果当局想禁，还能禁不住吗？现在网络上的一些文字、言论，如果在“文革”时期，要让多少人人头落地，多少家庭家破人亡。但现在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照旧还在网上说话、写文章，这表明了当局的包容、政治的开明和社会的进步；因为，现在毕竟已进入廿一世纪，专制和愚民的阴霾已无法遮挡民主和科学的阳光。（完）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