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乾隆皇帝在中国是一个“圣君”。官方载入史册的，是他的乾隆盛世，文治武功；而民间则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于他的六下江南、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故事。然而，我对其却十分反感。一是我对所有的皇帝都反感，皇帝都是反人民、反人性、反人道的，他们是不会伸张正义的。二是他太过于精明，残酷地施行思想文化统制，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他处处模仿他的祖父康熙，表面宽仁儒雅，风流倜傥，然而内心却残忍专横；他又有着很强的政治敏锐感和洞察力，甚至要超过他的父亲雍正，而且对事件处置手段的残酷和利落，也丝毫不逊于雍正。在他统治其间，共发生130余起文字狱案，而且还掀起一场又一场规模浩大的禁书运动，将中国封建时期的思想文化专制推上了顶峰。他的那个所谓的乾隆盛世，其实也和秦始皇、朱元璋时期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1、乾隆朝的第一起文字狱，是谢济世注释经书案。这个谢济世，我们在上文已经认识，他在雍正朝两次被查，差点被砍掉脑袋，后乾隆即位遇赦。他对乾隆感恩戴德，以为遇到了一个千古难逢的圣明天子，决心不负圣恩，报效朝廷，将其所著《大学》、《中庸》加以修订，呈乾隆御览。不料到了乾隆六年，乾隆突然把脸一翻，训斥道：“所注经书，刊刻传播，多系自逞臆见，肆诋程朱，甚属狂妄”，“足为人心学术之害。”将其交湖广总督孙嘉淦查办。所幸，这一次谢济世并没有获罪。乾隆七年正月，所著经书154本、刊板237块，全部被焚毁。
在中国封建社会，人民遭受着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当他们对现实统治深感无望时，便常常将希望寄托在新君的身上。历史上也确实常有新君即位，就改变前代皇帝一些做法的现象，如为冤假错案平反、减免税赋、惩治贪官等。然而，这些现象都是短暂的、局部的，人民的良好愿望，一次又一次地被残酷的黑暗现实击得粉碎，永无出头之日。因为，任何继位者，都不可能对国家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违背祖制、祖训是封建道统最大的“悖逆”，他们统治集团自身的利益，也不可能允许离开本来的统治轨道。对前代的否定，仅仅是对一些政策的纠偏，目的是使封建统治更加完善而周密。因此，为一些冤假错案平反，却又将另一批人投进了监狱；免除了一部分税赋，又加重了另一部分税赋；惩治了一批贪官，又会滋生出另一批贪官……像谢济世这类书卷气太重的人，往往就会被新君的虚假现像所欺蒙。
乾隆当政六十三年，其中当皇帝六十年，当太上皇三年。前十六年是他政治比较开明的时期。鉴于雍正竣猛严苛的统治，他施行了一套和缓宽松的方针。刚即位，就命将汪景祺悬挂在菜市口的首级取下掩埋，又赦免了汪景祺、查嗣庭发配到关外等地的家人。为了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事情，他批准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这就使雍正后期文祸蔓延之风得到了制止。前十六年间，仅发生一件谢济世注经文字狱案。可是，在乾隆十六年，发生了一件伪造孙嘉淦奏稿案，使乾隆迅速改变了政策，由此开始了乾隆朝长达三十年文字狱的血雨腥风时代。
孙嘉淦，山西兴县人，历任康熙朝翰林院检讨，乾隆朝刑部、吏部尚书，直隶、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性格刚直，敢言直谏。雍正时曾上疏陈三事：请亲骨肉，停捐纳，罢西兵。都是雍正即位初期敏感的问题，触怒雍正。乾隆十五年，社会上忽然流传出一份假托孙嘉淦之名而造的《孙嘉淦奏稿》，内容为指奏乾隆“五大过十不解”。乾隆十六年七月，《奏稿》被云贵总督硕色发现，不敢隐瞒，上报乾隆，乾隆严旨查办。经查，《奏稿》为江西抚州卫千总卢鲁生和南昌卫守备刘时达所作，其目的是借名耸听，扩大舆论，阻止乾隆的首次南巡；也许此二人有什么贪渎之事，怕被皇帝发现吧。伪奏稿流布甚广，全国二十一个省和西南土司统治地区，都有人传抄；传抄之人不仅有士人，而且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影响甚大。这使乾隆不惜倾一国之力，历时一年八个月，追查伪奏稿。卢鲁生被凌迟处死，刘时达和卢鲁生的两个儿子被秋后处决。伪奏稿事件让乾隆感觉到，他治国的方针政策出了问题，如果不是过于宽缓，怎么能有那么多人敢于传抄伪奏稿呢？还早在乾隆十三年，因贻误军机而致金川战事失利被处死的川陕总督张广泗在廷审时说：“只知陛下宽仁，不知陛下英武。”此话对乾隆触动很深，他对大臣说：“朕闻之深为抱愧，水濡而玩，亦朕所深戒。”这是他对即位以来宽缓方针的初次检讨。而就在追查伪奏稿案其间，湖北又出现了一个马朝柱事件。马朝柱散发《诏书》和《反清檄文》，说“西洋出有幼主，名朱洪锦”，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这又让乾隆不胜惊骇，感到他的太平盛世并不太平，必须全面改变治政方针。在乾隆十八年，伪奏稿案接近尾声时，乾隆降旨曰：“此等奸徒，传播流言，诪张为幻，关系世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他所说的世俗人心，就是社会风气和思想意识，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不满情绪和学术领域的非主流观点等。他意识到，这是关系到一统江山的头等重要的问题。于是他开始强化对思想文化的统制，大兴文字狱。
2、其实，乾隆是对形势作出了误判。到乾隆时，清朝奠鼎中原已90年，除了发型和服装这些象征性的东西外，满汉文化已经相互融合，汉人也已经承认了清朝的统治，特别是经历顺、康、雍三朝的文化愚化和文字狱的血腥镇压，汉人的民族意识已经淡化；在乾隆朝的文字狱中，绝大部分并无“悖逆”的意思，许多反而出于对皇帝的热爱而对他由衷地歌颂，或将皇帝当成一个礼贤下士、能够虚心接受群众意见的圣君而向他倾诉衷肠。
乾隆十六年八月，有一个叫王肇基的人到山西汾州府同知衙门献万寿诗联被抓。据王肇基供称：“献诗恭祝皇太后万寿，不过尽我小民之心，欲求皇上喜欢的意思。”又称：“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诽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故将心里想着的事写成一篇来呈献的。至于论那孔孟程朱的话，亦不过要显我才学的意思。”如此效忠，也未得到原谅，乾隆斥道：“此等匪徒无知妄作，毁谤圣贤，编造时事岂可复容于化日光天之下。”王肇基的罪名是“渎圣听”，也就是弄脏了天子的耳朵。你弄脏他的耳朵，他就割掉你的脑袋。王肇基被“立毙杖下”。
鲁迅先生在《买〈小学大全〉记》中所记述的那个尹嘉铨，犯的也是这样的错误。尹嘉铨曾建议乾隆，请令旗籍子弟也讲读朱子的《小学》，而得到了乾隆“所奏是。钦此。”的同意，于是他开始注释、考证《小学》，编成《小学大全》，进呈御览，又得到了乾隆“好！知道了。钦此。”的嘉许。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远之则怨，近之则不逊。”乾隆的“和蔼可亲”，让尹嘉铨飘飘然起来。4年以后，他已经退休回家，又上了一本，为他的父亲――已故吏部侍郎尹会一请谥；这一回乾隆翻了脸，朱批是“与瞻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追矣！钦此。”可是他还不安分，接着又上了一本，请将“我朝”名臣汤斌、范文程、李光地、顾八代、张伯行等从祀孔庙，“至于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从祀，非臣所敢请也”，实际是请将他的父亲从祀孔庙。于是乾隆不再饶恕他，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钦此。”尹嘉铨最终被“著加恩免其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
乾隆四十八年所发生的冯起炎案，则是一件颇有些“风花雪月”意味的案子 。冯起炎是山西临汾的一个书生，看中了自己的两个表妹，家贫难娶，受当时流行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想“天子作媒，玉成其姻”，留下一段千古风流佳话。他听说乾隆将到泰山谒陵，便身怀他注解的《易经》和《诗经》，作为送给皇帝的见面礼，在路旁等候被获。在他那著作的结尾有一段胡说八道的文字：
“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结局是“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现在常听说有人批评领导“只知道工作，不注意身体”，未料在《清文字狱档》中也发现了这样的事情。乾隆四十七年七月某日，有一个都察院役满候选吏员严譄，向大学士舒赫德家中投了一份奏折，请代为转奏皇帝，内容为“请镇吓贪官，勿得扰民”。舒赫德将严譄逮捕，又从他家中另搜出一份奏稿，却是请皇帝“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乾隆大怒，严旨查办。经审讯，严譄供称――
“三十年皇上南巡，在江南路上，先送皇后回京。我那时在山西本籍，即闻得有此事。人家都说，皇上在江南要立一个妃子，纳皇后不依，因此挺触，将头发剪去。这个话说的人很多”，“后来三十三年进京，又知道有御史因皇后身故，不曾颁诏。将礼部参奏，致被发遣之事。一想到人孰无死，若不做些好事，留个名声，就是枉为人了。心里妄想，若能将皇后的事进个折子，准行领诏，就可以留名不朽，又想从前御史做的折子一定说得不好，所以得罪，我因将传闻立妃剪发之事总不提及，说成皇后贤美节烈，希冀动听颁诏……再则希冀有些好处，或借此可得功名，这个念头也是有的。”
最后的结果，严譄被“照大逆律例定拟”，旋得旨：“从宽改为斩决，亲属可毋庸缘坐”。
鲁迅先生在谈到这类案子时分析说：“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因为‘隔膜’”，“清朝的开国之君是十分聪明的，他们用的是中国的古训：‘爱民如子’，‘一视同仁’。一部分大臣，士大夫，是明白这奥妙的，并不敢相信。但有一些简单愚蠢的人们却上了当，真以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亲亲热热的撒娇讨好去了。他那里要这被征服者做儿子呢？于是乎杀掉。”可见，奉承拍马也是要有才能的。
3、乾隆皇帝是一个诗人，一生写诗三万余首，比写诗近万首的陆游还要多两万余首，可以算是中国乃至世界之最了吧。但他虽然勤奋，却是一个平庸的诗人，文学史上竟没有他一首诗。在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中，他做了一首诗：“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全是数字，后来做不下去了，刘罗锅赶紧为他接上一句：“飞入草丛都不见。”乾隆未必真做过这一首诗，但他的诗可能也就是这样的水平。也许正因为他是一个平庸的诗人，不知道朦胧、意境，不懂得比喻、夸张，把诗看成和奏章、公文一样的明白如话，所以，在他政治神经过度敏感的情况下，就将那些写山写水、写花写月的诗，看成是对他的攻击了。在乾隆朝的文字狱中，这类狱案真是太多了。
乾隆三十二年，江苏华亭县（今上海松江）举人蔡显，刊刻自著诗文集《闲渔闲闲录》，因当地士绅欲告发，乃持书自首。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奏报乾隆。乾隆审问后，认为高晋、明德于书中查出的诸条罪证，虽是怨愤之语，但并不诋毁朝政，但书中还另有悖逆之处，“有心隐约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而这个“隐约之词”就是两句诗：“风雨从所好，南北杳难分”、“莫教行化乌肠国，风雨龙王欲怒嗔”，认为是甘与戴名世、钱名世这样的“恶逆之人”为伍。蔡显被凌迟处死，其长子蔡必照从宽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另外两个儿子包大、大慈保和妾朱氏、未出嫁的三个女儿，俱付功臣为奴，三个学生发遣伊犁，两个学生杖一百，流三千里；受书、印书之人也杖一百，流三千里；书板尽行销毁；高晋、明德因渎职而自请交部议处。
乾隆四十一年，已故内阁学士沈德潜的《咏黑牡丹》诗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亦称王”的句子，被认为是指斥清廷，又因其为徐述夔《一柱楼诗》作序，被“褫其官爵衔谥，毁其祭葬碑文，撤其乡贤祠牌位”；次年又命取回过去御赐的墨宝、诗章、碑帖、木杖、坐縟、寿佛等物。
乾隆四十三年，制造了举人徐述夔《一柱楼诗》案，徐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的句子，“明朝”本是“明天早晨”，却被解读为“朱明王朝”，而“去清都”被责“为何不说‘上’或‘到’清都”，乃“寓欲复兴明朝之意”。徐述夔和儿子徐怀祖已故，被开棺戮尸，两个孙子被斩决，两个曾孙及家人均付功臣为奴。
乾隆四十三年和四十五年分别制造了李驎和戴移孝诗案。李驎诗集中有“杞人忧转切，翘首待重明”、“日有明兮，自东方兮，照八荒兮，民悦康兮，我思孔长兮，夜未央兮”等句，戴移孝诗集中“长明宁易得”的句子，皆被指为“望明复兴”。李驎已故，没有后人，被剉碎其尸，枭首示众；戴移孝和儿子戴昆亦死，被戮尸示众，孙子戴世道处斩，重孙3人加恩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
动作最大的是乾隆二十年发动的一场对内阁学士胡中藻《坚磨生诗钞》的大批判。乾隆亲自上阵，细摘原文，严加批注，做了一篇大批判文章。胡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此处的清，是清白之意，而乾隆则批曰：“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又有“老佛召集无病病，朝门闻说不开开”句，批曰：“朕每日听政，召见臣工，何有朝门不开之语？”胡中藻被处斩；广西巡抚鄂昌因与胡中藻“诗篇唱和”，被责令自尽；侍郎裘曰修被革职；又因胡中藻出自总理事务大臣鄂尔泰门下，责鄂尔泰结党营私，时鄂已死，命将其撤出贤良祠。
4、在乾隆朝的文字狱中，还有许多违碍和犯讳的案件。
所谓违碍，就是以文字或语言触犯了当权者的忌讳。乾隆三十八年，山西按察使黄检，将其祖父、已故大学士黄廷桂以前的奏折汇缉刊刻，被乾隆偶阅发现，受到查办。那么，刊刻奏章有什么违碍？违碍之处在于奏章中有皇帝的朱批被公开了。在雍正时，公开皇帝的朱批是没有忌讳的，雍正本人就很喜欢发表文章，《大义觉迷录》刊行天下，他刊刻自己的《上谕内阁》和《朱批谕旨》有一百多卷。他的意图是想使自己的意见，使全体臣民都能知道，以达到统一思想、认识的目的。但乾隆却看出了其中的负面影响：这么大量地公布“御批”，难免不被广大臣民从中看去了皇帝的心思，这可是十分危险的，何况前后也有矛盾之处，更足以为治绩之累。因此他即位后，就将《大义觉迷录》列为禁书，下令销毁，对《上谕内阁》和《朱批谕旨》进行了大量地删削和加工。查办黄检以后，乾隆又下旨：“恐从前曾为大员之人其奏折奉有朱批者类此刊刻，著各督抚详悉晓谕确查，如大臣家有似此曾经镌刻者，即令其子孙将板片、书本一并缴出奏闻，送京查销。”
在胡中藻案件中被牵连责令自尽的广西巡抚鄂昌的罪名是“与胡中藻诗篇唱和”。“诗篇唱和”本是文人习性，有何违碍之处呢？乾隆就此事发了一通议论：“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根本，自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乃近来多效汉人习气，往往稍解章句即妄为诗歌，动以浮夸相尚，遂致古风日远，语言诞谩，渐成恶习。”其实满人“多效汉人习气”，是由满清皇帝做出的榜样，康熙、雍正都是有很高汉学文化的皇帝，乾隆自己更是附庸风雅，到处留题。他们如此欣赏汉族文化，却警诫满人不许沾染汉人习气，其实是害怕被汉人同化的心理危机，就如“文革”时四人邦自己看《红与黑》，却摧毁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遗产一样。
清初“胡”、“ 戎”、“夷”、“狄”等字都是大忌。鄂昌在诗文中，称蒙古为胡儿，被乾隆斥责为忘本。山东有一个读书人，家中被查出一份1500年前晋朝江统所作的《徒戎论》，也被圣谕“斩立决”。直隶童生王旬，将儒家经典《四书》中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一句中的“夷狄”改为“义帝”，他说“如今皇上是侠义之君，这‘夷狄’二字应当避讳”，表白他并无“悖逆谤毁”之心。但也不行，被处死此外，“剃发”、“易服”等文字也是禁忌。明末的屈大均，文集中多有言论剃发的诗文，如《藏发冢铭》、《长发乞人赞》、《秃颂》、《藏发赋》等，被乾隆下令焚毁书板，还要剖棺戮尸，因不明坟墓所在而罢。他的文章中还有“雨花台葬衣冠”之语，乾隆令两江总督访查其衣冠冢，将其刨毁，也未查到，演了一出闹剧。
所谓犯讳，也是违碍，只是专指写文章直接写出君主或尊长的名字。中国古代的皇帝，实在是太霸道，什么好的东西，都要据为己有，他们使用过的东西，别人就不能再用。东汉刘秀当了皇帝，秀才就改为茂才。雍正皇帝胤禛即位后，他的同辈弟兄名字中的胤字，就都改为允。清朝的避讳，是从康熙皇帝的名字玄烨开始的，乾隆朝更严，避讳只是避开同字，但他却搞扩大化，同音也不行。胡中藻在任广西学政时曾出的“乾三爻不象龙说”试题，“龙”与“隆”同音，被指为诋毁乾隆，成为被处死的罪证之一。他甚至还管到了别朝皇帝的事，将《北史?文苑传》中的“颉颃汉彻”中的“彻”改为“武”，因为“彻”犯了汉武帝刘彻的名讳。在乾隆朝犯讳的文字狱中，王锡侯《字贯》案最让人痛心叹息。
王锡候，江西新昌人，二十四岁补博士弟子，三十八岁中举，以后九次参加进士考试不中，年老体衰，无田无业，靠写书养活家小，生活艰难。乾隆四十年，63岁时他用自己的一处旧房抵押了135两银子作为资本，来刊刻他写的一部《字贯》。乾隆四十二年，《字贯》被仇家告发，说该书的《自序》中，有贬损《康熙字典》的意思，江西巡抚海成遂以“狂妄不法”的罪名上报皇帝，请革去王锡候举人名衔。乾隆亲自审阅《字贯》，却发现了另外更加重大的问题，就是书中竟然有康熙、雍正和“朕”的名字――玄烨、胤禛、弘历。尽管乾隆时期犯讳之禁甚严，但王锡候的《字贯》是一部工具书，其作用就是规范人们使用文字，也含有避免人们犯讳的作用。因此，《字贯》刊行海内两年，并没有人认为这是犯讳，原告和江西巡抚衙门的官员也没有将此当作问题。可是，乾隆却抓住这个问题大做文章，说“阅其进到之书第一本序文后凡例，竟将圣祖、世宗庙讳及朕御名悉行开列，深堪发指，此实大逆不法，为从来未有之事，罪不容诛，即应照大逆律问拟”。命将逆犯王锡侯迅速锁押解京，交刑部严审治罪。就这样，这个一般案件一下升级为钦办特大逆案。王锡候这个可怜的老书生被“从宽斩决”，其子、孙7人斩监侯，秋后处决；其妻、儿媳及未及16岁之人均付功臣之家为奴。
5、《水浒传》中的宋江，也曾遭遇过一次文字狱，他在浔阳江酒楼上酒后题写反诗被抓，想运用诈疯伎俩逃避，披头散发，浑身屎尿，居然还就骗过了蔡九知府；但最终还是被通判黄文炳识破。如果此事发生在乾隆时期，就没有这样复杂了，因为乾隆对于文字狱案，即使是真的精神病人，也不肯放过。乾隆朝这类文字狱发生过很多起，其中比较典型的是丁文彬逆词案。
乾隆十八年五月某日，有一个浙江上虞人丁文彬，来到山东曲阜孔府门前，口称是孔府亲戚，呈书求见。孔府衍圣公见书后，心中狐疑，哪来的这门亲戚？又见来书言辞“狂诞虚拟”更为紧张，便将丁文彬捉拿送县，同时密札山东巡抚衙门查办，并上奏皇帝。山东巡抚衙门从丁文彬身上搜出一本其自著的《洪范春秋》的书，书中“丁子曰”字样经挖补改为“天子王帝曰”，还有“大夏”、“大明”国号等大逆之语。这无疑是大逆之案，但山东巡抚杨应琚经过审讯，却发现丁文彬原来是一个疯汉。他说，已故的衍圣公曾将两个女儿许配给他，传以尧舜之道（历史上尧将帝位传给舜，并将两女许配舜，丁文彬所说的尧舜之道即指此——本文作者注），后老衍圣公死了，他就即了位，国号大夏，年号天元。
据供：“小子从前跟了族叔祖丁芝田到过曲阜，见过老衍圣公，讲尧舜之道，辟佛老邪教，曾把两个女儿许配小子的。”
问：“你既是小家出身，现在看你形如乞丐，当年衍圣公怎肯与你结亲？况结亲从无两女同许一人之理，又并无媒妁，显属妄赖了。”
供：“小子结亲是奉上帝命，何许媒妁呢。那一夫二妇是尧舜之道，舜妻尧之二女，斑斑可考。当年老衍圣公守先王之道，实应称帝，看小子讲道论德，与舜无异，故传位于小子，以二女妻之。这都蒙上帝启迪所成。小子闻得衍圣公殁了，就接了位，如今已八年了。”
问：“问你是何等样人，辄敢混称天命在位的话，这就该万死了。到底你是何年起意，何人同谋，这逆书是你几年上在何处伪造的？看这书内许多说话，都是大逆不道之言，必不止系一人著作，快把同何人商酌做造，何人看过一一供来。”
供：“......到乾隆十五年，上帝又命我改作《洪范春秋》，把这本书又增添了好些，把书内六十章之后，‘丁子曰’都改作‘天子曰’‘王帝曰’‘王若曰’，是上帝命改，才挖补抽换粘连的。”
问：“你既敢著作逆书，谋为不轨，一定有主谋的人，还该有羽党助你的人，还不实说吗？”
“小子原不愿做这件事，实是上帝之命，无奈何，并没有什么主谋的。”
问：“据你说上帝命你的话，到底他在那里，如何命你，敢是另有一人暗地里挑唆你吗？”供：“上帝是上天，如何有人？小子实是蒙上帝时时启迪，常在身傍说话，人不能听闻的。”
问：“那衍圣公你怎么称他为圣帝，又有书稿寄孔家妇女们呢，那董氏是何人之女，逐一供来？”
供：“封董氏为妃，那董氏是松江人。她父亲叫董恒山，开茶馆的。小子没饭吃，帮他扇过半年风箱，见他这女儿年方十五岁，生的好。小子心里想，就把她封了妃，记载在书上的。”
问：“查你书中封孔大舅为冢宰，又封平虏将军，又封孔叔舅为大宗伯、孔伯舅为大司徒，那都是什么名字？又封你哥子为夏文公，你父母都封王、封后，又封叔子丁左白为太宰，他们都在何处受封，你曾否有札付等项给他们呢？”
供：“孔大舅就是衍圣公，官员原该都是孔家人做的，故此随手记着。要封的那孔家人多得狠，没处去记着名字的。小子父亲早死了，父母死在哥子家七年了，哥子名丁文耀，今年四十九岁与嫂子秦氏是同岁的，他从前在松江打烧饼卖，今年在人家面馆帮工，他是不明道理的人常骂我痴子，故此我书内说‘兄顽嫂嚚侄傲’了，只因小子即了位，礼应封他，故此写在书上，他们都实没有受封的事，也都没有给过札付的。还有个孔广改，向在松江做左营副将，知道他名字，故此也写上的。总想孔家人都该做官，实在还未曾封过，如今听得孔广改巳在曲阜死了。那丁左白是族中叔子，住在绍兴府城内，现有五十岁了也是想要封他就写在书上，那有札付呢？”
问：“你书中记张七，是什么样人，为何这样恼他呢？”
供：“张七即张不赓，他是松江张司冠之子。小子承圣人之绪，圣公之女应配与小子，不料被他夺娶了去。那年张七娶亲，豪华已极。不特小子不得妻，且念师妹不得所，故此恼不过，记这一句的。”……
丁文彬在狱中，身染疾病，时当六月，溽暑难当，乾隆怕他等不到判决、秋后执行就死去，逃避国法的制裁，匆忙下旨将他凌迟处死。从丁文彬5月28日到孔府投书被抓，至6月14日被处死，仅十六天。丁文彬之兄文耀、侄士麟和士贤被判斩监候，秋后处决；另两侄士良、士信不满16岁，给功臣之家为奴。另有看过“逆书”的三人被流配。四十五年后，嘉庆皇帝即位，丁案缘坐之人才遇赦获释，4个侄子还活着，当年的年少后生，此时都已白发苍颜。
６、乾隆朝的文字狱，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与禁书运动相伴而行。所谓禁书，就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禁止、销毁反对统治阶级或对统治秩序不利的书籍。禁书和文字狱，都是施行文化思想统制的手段，但禁书只是禁毁文字，不罪及作者；文字狱则是由文字而罪及作者及与作者有关系之人。在乾隆之前，清朝统治者也曾禁毁过书籍，但都是针对某种或某几种书籍。而乾隆朝的禁书，则是倾全国之力，历二十余年，规模浩大的政治运动。在多年查办文字狱过程中，乾隆意识到，要从根本上清除人民反清的意识，就必须彻底销毁那些传播这些思想的书籍，实行愚民政策。然而，当时毕竟已不再是秦始皇那个时代了，他不想给后世留下毁灭文化的恶名，而且还要留下美名，这一目的他居然就达到了。
乾隆二十二年，发生了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和段昌绪藏匿《吴三桂反清檄文》两件文字狱案。这原是一起告发贪官的群众上访事件，却被乾隆神经过敏地从中发现了重大的政治问题，从而转变为两起文字狱大案。当时，乾隆正在南巡，行至河南夏邑一带。一日，召见当地士绅，询问地方情况。有一个原任江苏布政使的退职官员彭家屏，向他反映了去年河南夏邑等4县遭遇大水、河南巡抚图勒炳阿匿灾不报的问题。乾隆听后不悦，认为彭家屏将大好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两天后，他召见图勒炳阿责询，图勒炳阿矢口否认。于是乾隆便让图勒炳阿到夏邑等地勘查，据实奏报。而在图勒炳阿的奏报未到之时，乾隆就已经在经过济宁时，从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的汇报中知道了“去年水灾‘惟夏邑被灾独重’”的实情。这有些出乎乾隆的预料。不久，图勒炳阿的奏报亦到，仍然匿灾不报；但奏报中的粉饰之辞，却又让乾隆宁可相信所报情况是真实的。于是，他对图勒炳阿只是申斥了几句，叫他对灾区加赈一月，便将此事了结。以后，乾隆又向南巡视了与河南相邻的江苏徐、淮等地，亲眼见到了灾民流离失所、田园被毁的真实景象，这才对去年秋天江淮一带水灾之重有了真切的了解。于是他又派人到河南夏邑等地作进一步调查，而自己则结束南巡回京。当他返京行至山东境内时，又发生了两起河南夏邑灾民拦路状告当地官员办赈不力、贪污灾款的上访事件。这让乾隆大为恼怒，他已经让河南官员加赈，却为何还要越境告状，他怀疑这其中或许有人在幕后指使，而指使之人他怀疑是彭家屏。经审询上访者，还真的审出了指使之人，但这个指使人不是彭家屏，而是夏邑县生员段昌绪。于是，乾隆将上访者交河南巡抚衙门继续深查。不久，派去调查的人回来报告河南夏邑等地官吏贪污灾款、灾民流离失所情况。乾隆于是将河南巡抚图勒炳阿革职，发往新疆军营效力，将夏邑、永城两县知县革职查办。然而，仅过了两天，事情又突然发生了变化。夏邑县知县孙墨，在被革职之前，突击查抄了段昌绪的家，抄出一份《吴三桂反清檄文》的抄本。这使乾隆大为震惊，吴三桂叛乱已过去80年，竟还有人藏匿此等大逆文章，真是亡我大清之心不死；这也进一步证实了他最初对这起上访事件，是一起有预谋、有计划、有主使的政治大案的分析。于是，他立即改变原先的处理决定，恢复图勒炳阿等被革职官员之职，责成他们继续清查此案，并指名要严查彭家屏，他仍然坚信，彭家屏才是这起事件的真正的幕后主使，他的家中肯定也藏有《吴三桂反清檄文》。为了有利于调查，乾隆将彭家屏召到北京，在彭家屏离家之后，河南官员对他进行了突击抄家，但没有查到《吴三桂反清檄文》。于是乾隆又召集在京官员，共审彭家屏，逼他交出《吴三桂反清檄文》。彭家屏说他的确没有藏匿《檄文》，乾隆说段昌绪家中藏匿此书，你家难道能没有吗？即使没有，也定有其它这一类书籍。在乾隆强大气势的压迫下，彭家屏只好交待家中收藏明末清初野史的事情。这终于让乾隆抓住了把柄，两案被定为悖逆大案。
乾隆制造这两起文字狱大案，其目的就是警诫世人，不得藏匿这类逆书。所以，在审结彭案时他在谕旨中说了这样一段话：“彭家屏之败露，岂由蒐求而得者乎 ？此后臣民中若仍不知悔改消灭，天道自必不容，令其败露，亦惟随时治以应得之罪耳。”此后，在乾隆三十二年，又制造了齐周华逆书案，三十四年下令销毁钱谦益书籍、书板。可是，数年下来，却并没有多少人主动交书。这使乾隆意识到，仅靠士民畏祸而自行销毁家藏禁书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由政府强行征集。于是，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发布了一道圣旨，要求各地购觅“历代流传旧书”“汇送京师”，以“稽古右文”、“嘉惠士林”；又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在“出产梨木之各州县，照发去原开尺寸，检选干整坚致合式堪用”的刊书梨板。而真实的目的则是调查摸底，禁毁书籍。但是，过去一年“曾未见一人将书名录奏”，于是他点了近畿北五省，及“书肆最多之江浙地方”的名，并于乾隆三十八年，拟定了采访旧书的章程，首先校核《永乐大典》，辑录善本，“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又再次点了江浙诸大省的名，说那里著名藏书之家，指不胜屈，“予以半年之限，若再似从前之因循搪塞，惟该督抚是问”。 两年多过去了，这一次书籍征集得不少，光浙江一省就有四千五百二十三种，但乾隆想要“征集”的书籍却很少。于是，他索性撕下加强文化建设的伪装，于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又降下一道严旨：为什么这么多遗书中“竟无一违碍字迹之理”，明令查办以明末清初野史为重点的一切禁书。然而，严旨催逼也并不比设计诱惑的效果更好，特别是在江浙等省仍进展缓慢。清朝的官员，在异族统治之下，经历康、雍两朝文字狱，对书籍上的事，是心有余悸的。但他们也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验，就是一等二看三拖，别想在这件事上贪赏求功。但是这次皇帝不再等了，他要掀起一阵恶风，将这场大火燃烧起来，这阵恶风就是文字狱。在乾隆四十二年，他亲自制造了几起文字大狱，其中的王锡候《字贯》案中，他严处了江西巡抚海成。这个海成，是这场禁书运动的积极分子，是乾隆不久前刚树起来的先进典型。但他在查办《字贯》案时，却抓小放大，漏掉了最重要的问题，属于严重渎职，于是乾隆便翻转脸来，又拿他作了一个反面典型。海成被发往新疆乌什效力，其他有关官员也受到了处分：两江总督高晋降一级留任，江西布政使周克开、按察使冯廷丞以失察革职，交刑部治罪。乾隆严办海成是有用意的，海成是满人，省级大员，又是他亲手树起来的禁书积极分子，将他打倒，目的是警示各地官员，如仍如过去那样“空言塞责，并不切实检查”，海成便是前鉴。此后，各地特别是江浙等文化发达地区，很快陷入人人自危的恐怖状态，挟仇诬陷的告讦之风甚炽，地方官吏一见检举旁人收藏逆书，便不分青红皂白立案严办，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文字狱。从乾隆四十二年到乾隆四十七年禁书运动结束，五年共制造文字狱五十九起，中国封建时期文字狱，被推上了顶峰。
乾隆时期的禁书运动，除了禁毁书籍以外，还包括篡改书籍，就是编修四库全书，这被誉为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后世”的伟大文化工程，乾隆也因此留下美名。乾隆时期文字狱的血迹渐渐淡去，后世的人们，经过《钦定四库全书》的愚化，开始颂扬乾隆的盛德；时至今日，对编修四库全书，仍然是誉多毁少，认为保全了中国的古书。鲁迅先生对此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劫难。他说“清的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个，尤其是后两个皇帝，对于“文艺政策”或说得较大一点的“文化统制”，却真尽了很大的努力的。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方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评选，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而且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那成果，由满洲这方面言，是的确不能说它没有效的”，“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是的，这样的保全古书，实在也是毁灭了古书，而且比禁毁古书更阴险。我曾见过南宋胡铨的《上高宗封事》的原本和四库本两个版本，那原是一篇慷慨陈辞、愤怒声讨秦桧等人卖国行径的战斗檄文，四库版只删减数行、改易几十字，便血气尽失。乾隆御下的那邦文人，修改文章的水平还真是高超。阅读这种钦定的文章，国运焉能不衰。乾隆以后40年，西方的舰炮就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老大帝国从此一蹶不振。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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