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故乡位于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街的一个小村，栏目中所说的“侏儒山街”原本是叫“侏儒街”。“侏儒”二字让人的直观印象感到有些莫名其妙，难以理解。“侏儒”二字据历史文献考证：“侏儒”最早出自《礼记·王制》：“瘖聋、跛躃、断者、侏儒、百工，各以其器食之。”可见古时“侏儒”便是与聋哑、身形残缺者相提并论的残疾。又者，春秋时鲁大夫身材矮小，人呼"侏儒"，此后逐渐成为文人用"侏儒"称呼身短矮小的人的典故。人们往往会疑惑怎么一个地名非得用一个形容身材异常矮小的残疾人的词来命名。很多时候，我拿着身份证去银行办理一些事务的时候，那些公务人员接过我的身份证准备登记相关信息时，他们有时会一边写一边嘴里念着身份证上的信息。当他们读到“侏儒”二字时必然会停顿下来，然后呵笑一声，又略带惊诧的自言道：“‘侏儒’！怎么还有这样的地名，难道你们那里的人都很矮吗？”面对他们的疑惑，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做出解释：“我们那里的人都很正常，‘侏儒’是因山而得名的。”然而这样打消他人疑惑的回答早已成为一种必然的习惯，我也曾惊惧而惶恐过，但次数太多又不得不淡定下来。
关于故乡小镇的名字也经历了许多风波。我的故乡最初是叫做“侏儒山”的，因为几十年前，故乡连绵着成群的小山，山都不高，故称“侏儒山”。后来，当地的百姓似乎觉得叫起来嫌麻烦，叫着叫着索性将后面的“山”字给省去了。中国的平民老百姓向来如此，他们习惯简单，觉着没有必要在自己祖祖辈辈生活的土地上跟地名较真，少说一个字既轻松又省事。可想他们的轻松和不严肃终究会带来一些麻烦，比如我每次拿出身份证时还不得不给人家讲述一段关于家乡地名的变更史。前不久还听闻到一位家乡人外出打工被人怀疑患有“侏儒症”而被工厂人事部门拒聘的新闻在满街上传的沸沸扬扬。这个事件也似乎将家乡人长久的隐痛遽然迸出心底，骤然爆发。不少本地居民群情激昂、纷纷议论，强烈要求政府改名，且致电报社记者登文报端以唤起政府部门的重视。
后来当地政府也意识到问题也似乎严重起来，他们总结了三点：首先不利于当地的招商引资；其次不利于当地男女青年找对象；再者不利于当地人对外交往。政府行政人员的视野一向比常人看得透彻、看得高远的，总能把任何事情都能与经济发展关联在一起，这或许是他们最大的苦衷吧。至于改名，又该如何改。于是有人纷纷建言，有说改成“珠玉”的，有人说改成“儒山”，更有人说改成“巨人”等等，名字太多，莫衷一是。改名当然是一件严肃且需认真对待的重大事情，更不可信口开河。其过程定要考量各方面因素，譬如历史。我们不能因方便就应抛去历史的遗留吧，哪怕当初那个为此地取名的先民没有多少文化涵养；哪怕是他困倦劳累后的随声应对；哪怕是他喝得伶仃大醉后的胡口玩笑。在我看来，改名时没将“侏儒”二字全盘舍去正是出于对历史、对先民的极大尊重。
或许是后来家乡的人们终究觉着这个“山”字是很有必要存在的，“侏儒”二字着实大有不雅，加上一个“山”字也许能或多或少的化解一种视觉和听觉上的尴尬，且不致于听闻者陷入疑惑窘态，至少那些听闻者不会再提出“你们那里的人都很矮吗？”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追问。改名的事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直到2014年“侏儒街”才改为了“侏儒山街”。一场持续多年的风波自此平息。
撒贝宁来到侏儒山时，刚好是改名后不久。他的那位已过八旬的姑妈站在一处满是杂草的河塘边，凝望着平静的布满水花子的河塘，向他诉说着她孩提时代的悲苦往事。曾于斯，苦难与艰深将一个家庭紧紧裹卷，生存的命理是让人不得不在在走投无路时作出一个令自己痛不欲生的抉择，生存也需要勇气。在我的印象里，撒贝宁的主持风格幽默、睿智，往往都能愉悦观众。我想当他来到侏儒山的这一刻，他注定不会轻松，他的心情定是沉痛不已的。当他从他姑妈那听闻到一位亲人的悲惨往事时，他的内心定然震颤了许久。于是从来不抽烟的他不知从谁的手里借来一支烟，颤颤巍巍的将它点燃放置于河塘边一处水泥承台上，默默的遥寄着哀思。从此，他不得不将父辈们痛苦的回忆转承到自己的内心：一段战争纷乱的年月，一位葬身塘底的亲人，一个奇怪的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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