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里揪出了特务

　　原成都市32中67级5班 下乡知青 石建华

　　记得刚下放到生产队几天后的一个夜晚，当时整个公社正在搞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有人从大队部的门缝里塞进来一封信，信中检举揭发，说我们生产队里有暗藏的国民党特务分子。

　　我当时在大队斗批改小组帮忙做些抄抄、写写的杂事，一接到这样的检举信，这事情非同小可，丝毫不敢怠慢，我立刻就向大队斗批改小组领导做了汇报。领导立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内查外调。终于在我们生产队里查到了这个人，这个人叫王福昆。

　　大队斗批改小组的负责人杨庭必下令，要他马上到大队来开会，以研究工作的名义，先把王福昆诓到大队部来，结果不难想象：王福昆的前脚刚跨进大队部的堂屋大门，立刻就被大队里的基干民兵控制住了

　　大队斗批改小组的领导请他坐下来，对他反复交待党的一贯政策，要他坦白交代。但出乎意料的是：他不但不承认自己是特务，反而是一个劲口口声声地喊冤枉。再三申辩说他从来就没有参加过任何特务组织，而且在解放前他根本就没有文化，连自己的名字都认不到。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即使是再缺人，也总不至于尽都花钱去发展那些一字不识的文盲吧。他就现有的这点文化都还是49年参加解放军以后，在部队里跟着文化教员现学的。核实王福昆特嫌的工作顿时陷入僵局，彻底被卡住了。

　　我立即把这个问题向大队和公社的有关领导做了书面汇报。公社又派人出面外调，通过了解提供检举信的人，经过进一步的内查外调反复核实，终于查清楚了王福昆的特务嫌疑，纯属不实之词。

　　所谓无风不起浪，别人能揭发他是国民党的特务，不管咋个说嘛，总该还是有那么点儿依据吧。经过我们多方查证，那个揭发他的人，也就是当年卖给王福坤那张卡片的那个人。在批斗会上的他，实在熬不过，顶不住了，为了保护自己，争取立功和宽大，就顺势坦白交代，也算是检举揭发。事实嘛当然也还真该算有，确真有那么一点点儿贴边。这件事情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

　　1948年冬天，国民党的军队到处抓壮丁。王福昆在当时是年轻力壮，身体状况完全符合壮丁的基本条件，为了逃避被抓壮丁，他经常到处东躲西藏。正好在这个时期段内，就有人拿着一张蓝色的小卡片找上门来，（要按論亲排辈算过来，这个人还应当是他的远房老俵兄）手舞足蹈地在他面前炫耀着：“看在我们都是亲戚的缘分上，只要你能给我一块大洋，我就把这张蓝卡片拿给你，如果再有人要抓你的壮丁，你就只把这张卡片给他们看一下，他们不仅不得再抓你的壮丁，还要给你敬礼。”王福昆家里当时的确也没有钱，就在家里拿了100多个鸡蛋，顶了那一块大洋，半信半疑地接过那位老表兄手里的蓝色小卡片，小心翼翼地揣到贴身的衣兜里。

　　果然，不出三天，蓝色小卡片还真就显灵了。那天赶巧，王福昆手里拎着一把锄头，打算到地里干点儿农活，出了家门一转弯踏上石板路，就在离开家门不远的地方，迎面撞上了一群正在抓壮丁的国民党军队，一看情况不对，他赶忙扔下锄头，掉转身立刻拔腿就逃，结果还是被发现了。

　　这群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立刻呈扇形散兵队形，分几个方向同时包抄上来，很快就抓住了他，这些个大兵们，不愧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抓起个把手无寸铁的壮丁来，简直不费事，动作太麻利了。三下五除二，围上去舞弄几下，立马就把他五花大绑捆起来，在好几支阴森森黑幽幽的枪口威逼之下，一个大个子的士兵，斜挎着步枪，在他身上里外熟练地搜查着，很快就从他贴身的衣服夹层里，翻出这张蓝色的小卡片。

　　果不其然，这几个士兵立刻慌乱起来，纷纷向他打立正敬礼。立马让他走。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小军官还跟在他身边，喋喋不休地陪着小心，一个劲儿向他道歉：“对不起，实在对不起。这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了，我们真的不晓得你是自己人啊，希望你哥子不要在意。兄弟们都是奉命行事，在人家手底下给人家当差，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

　　通过这一次差点儿被抓壮丁的真实遭遇，王福昆亲身体验到：这张小小的卡片，竟会有那么大的威力。它的作用，已经在这一次差点儿被抓壮丁的全过程中，得到了非常充分的验证，对他来说，它所能起到的护身符作用实在太大了。

　　别瞧不起这个小卡片，这个小东西，的确是个宝贝。以后无论到哪儿，只要出门，他都把这张蓝色的小卡片揣在身上。以后的这段时间里，这个蓝色的小卡片，做为他的护身符，对他的确起到了多少次保护作用，他恐怕自己也记不清了。反正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再也用不着刻意躲避那些抓壮丁的国民党士兵，再也不会担心被抓壮丁了。在当时，王福昆的一家都还感到很庆幸，用那一百个鸡蛋的代价能换来不被抓壮丁，这样的结果，的确是很值得的。在当初来看，的确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1949年冬天以后，这一带的地区已经解放，他也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投身到解放初期清匪反霸的战斗。几年以后，复员退伍回到家乡继续务农。时间隔得久远了，把这件事情也早就被他忘到脑袋后面了。但他连做梦都没未曾想到：过了二十多年以后的1969年，早已被遗忘这件往事，居然又被别人给翻腾出来了。

　　我们在审查这件事情的过程比较长。一天，王福昆他主动找到我们，说有重要的事情报告，我们就带着他，一起都来到大队部，在大队长的办公桌前，他从衣服里拿出了那张蓝色的小卡片，放到桌子上。说是他最近在家里修猪圈，在挪动其中一个木头立柱的时候，在这个立柱基脚石墩底下面找到的。

　　我们拿着相互传看了一遍，只看见那张蓝色的小卡片，就像现在流行的名片一般大小，上面除了一个国民党军队狼牙旗的军徽，还有两行文字，清晰地写着：“国民革命军137师特务独立中队”还有一串阿拉伯数字组成的号码，没有注明姓名和职务。上面盖着的图章印已经模糊不清，根本无法辨认了。

　　后来为此事我们向公社武装部的周部长做了专门汇报，并向他咨询：军队里的特务独立中队，是否全部都是由特务分子组成的。

　　周部长笑了。

　　他沉思了一会儿就给我们解释道：“军队里的特务独立中队，相当于负责执行特殊任务的部队，主要是执行侦察、奔袭、警戒、救援等特殊任务。按照军队的一般编制来推算，实际上也就是最最下层的普通士兵。不同的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按照任务的不同特征，可以具有相对较大的行动独自决定处置权。你们生产队的那个王福昆，当时也只是为了躲避国民党抓壮丁，才用鸡蛋换的那个卡片。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晓得啥子是特务独立中队，更不可能有机会加入过这个部队。顶多只能算是国民党军队里特务独立中队的一个冒牌成员，仅仅只是冒充而已，所谓冒充就是假装的。不是真的。既然我们已经确定，他是一个冒充的，那就肯定，他不是特务独立中队的人。他这个的特务独立中队的身份，事实上也是不存在的。事实说明，王福昆与这个特务独立中队，毫无相干。这个特务分子的帽子，根本就戴不到王福昆的脑壳上去。以后国民党军队抓壮丁都不抓他，就更说明，他就连国民党军队的兵都不是，也就更谈不上什么特务的份。我们现在搞清理阶级队伍，一定要注意掌握共产党的一贯政策，千万不能只图为自己报成绩，就把自己的同志往敌人的阵营那边赶，干出来那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接着，大队斗批改组的负责人杨廷必又向周部长请示：现在人早已被控制起来了，下一步怎么办？

　　在全公社的干部里，周部长的涵养相当好，是个非常有耐性的人，这时候，他也终于忍不住，开始发火了：“啥子是下一步怎么办，我不晓得你们这些人的脑壳是咋个长起的，你们的脑壳里头都装些啥子？未必然脑壳头装的都是豆花，不是脑花啊。还尽都站在那儿想啥子？我已经说得太明白不过了。你们都还没有转过弯来啊？好！好！好！我现在啥子都不说了，你们马上回去安排，立即开大会，立马当众放人，立即当众赔礼道歉，凡是与此案有关的书面材料立即当面烧毁。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以后永远都不准再提了。”

　　说实话，我对这些搞运动老想着揪斗人的那些事非常反感，特别经过王福昆特务案平反之后，我直观地感觉到有那么一种上当受骗，被别人拿来当枪使的感觉，就开始有意识慢慢地逐步疏远与大队斗批改领导之间的关系。大队部我基本上很少去了。

　　说话间，就要到春节了，1969年的春节，一批下乡来的很多同学都回成都过年了。春节之前，吴乾刚和刘克刚回成都过年去了。邓成义，何群舒二人在正月初二也回洪雅去了。

　　这个春节我又该在哪儿过呢？

　　请看下一节《革命化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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