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生产队里搞农业学大寨、战山河那一套——组织社员刨粪。要知道，东北的大冬天，零下三十几度，啥东西都被冻得硬梆梆的，即便是男劳力，甩开膀子轮起镐头，一镐头下去，也只能在冰冻的粪堆上砍个刃，还震得两臂发麻虎口开裂。后来，几个男劳力合伙敲开了粪堆的一个茬口，女劳力们才一齐上阵，二姐一不小心，被别人扬起的镐头带起的一个冰渣裹着的石子崩到眼睛上了。当时她就觉得看东西模糊，但只用小手绢擦了擦眼睛就继续干活了。
回到家，受了伤的二姐一声也没言语，她怕母亲担心，更怕花钱买药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就一个人悄悄地挺着。后来，她的视力越来越模糊，也只是去屯子里的赤脚医生那里拿了支眼药水而矣，最后她的一只眼竟然成了“玻璃花眼”（近乎失明）。我不知道，在那些漫长的黑夜里，刚刚二十出头的二姐是怎样悄悄地忍着疼痛，忍着眼睛看不见东西的痛苦，一个人捱过来的。
如今，写到这里，我的心里除去疼痛就是愤怒，二姐是工伤啊，可这笔糊涂账该去与何人评说？我只能学着知识分子的样子，骂一声，他母亲的，农业学大寨！
第二年春天，二姐坐上大马车，披上红盖头嫁到了百里之外的谭家店。二姐之所以嫁得那么远，是因为我的老舅——母亲那游手好闲的老兄弟，他中年丧偶，身边缺少个能帮他缝连补绽的亲人，于是他就蛊惑母亲，并做媒，把二姐嫁到他住的屯子里。二姐夫不成器，二姐跟他的日子过得很辛苦。二姐每次回娘家时，从不像大姐那样谈天说地，她不是拆洗家里的被褥，就是给弟弟妹妹缝棉被、做棉裤，再不是就是纳鞋底，一双又一双，总是默默地自己给自己找活干
一天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我看见，二姐在悄悄地跟母亲抹眼泪。母亲劝了她半宿。我恍惚听见二姐说，她想回家来。母亲则说什么“出一家进一家的门儿不容易。”见二姐低头不语，母亲便使出了杀手锏：“你就是不为自己着想，也要替家里的那么多兄弟想一想，你一回来，这样的名声，还怎么让他们娶媳妇。”
第二天一早，二姐红着眼睛坐上大哥的自行车走了。二姐走后，我问妈妈，为什么不让二姐回家。母亲说，小孩子家家的别瞎说，还要我以后不要把这话告诉给别人。
及至成年后，我才明白，那晚，二姐怯生生地向母亲提出了，她想离婚回家来。因为二姐夫实在不提气，不但脾气太坏，像个大乌鸦一样惹人烦，而且做人又没眼色，在哪里都不受人待见，还拿不起活计，做啥事儿都慢腾腾的，每回在生产队里出工干活都挣不满工分。二姐和他没有孩子，两个人的日子也过得很紧巴。在异地他乡，二姐两眼一抹黑，身边只有一个好吃懒做的老舅，啥也指望不上，凡事她只能自己扛着，真是苦了她了！
多年后，我才理解，母亲当初之所以狠下心坚决不同意二姐离婚，除了当时好女不嫁二夫的思想观念作祟外，还因为有做为一家之主的她做事时不能不顾全大局的苦衷。就这样，二姐就没再和母亲提起离婚的事，用她的话来讲，就是和二姐夫轱辘着过吧。
也许是老天开眼，几年后，二姐生了个男孩，这孩子长得白白胖胖，虎头虎脑的，谁见了都喜欢摸摸他的头和小手，如果那时候有淘宝的话，估计见了他的人有很多想把他淘回家。从小就很懂事的外甥，知道心疼妈妈，在他学会走路后，就能帮助腿脚不好的二姐干活了，在二姐夫发飙、狮吼时，他总是仰起小脸，泪眼朦胧地说，“妈妈，咱俩回姥家吧，不要他了。”幸好，这孩子懂事，让二姐从灰暗的生活中看到了阳光和希望。从此以后，不论生活有多么苦、有多么难，一想到儿子，二姐的心里就甜丝丝美滋滋地，浑身上下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人生就像一杯茶，只会苦一阵子，不会苦一辈子。我记不清这是谁说的这话了，但这句话用在二姐身上再合适不过。
十几年前，二姐举家搬迁到了威海的一个小镇，二姐也告别了大半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面对这里新鲜的一切和众多的就业机会还有来钱的门道儿，要强的二姐终于可以长吁出一股压在胸口的郁闷之气。她不顾儿子、媳妇的劝阻，多次在把孙女送进幼儿园之后，跑出门去缝扣眼、拴标牌，打几天零工，挣个一百二百的零花钱，她就乐不可支，也很有成就感。“这年头，要是没病没灾的，如果再受穷，那就是人太懒了。”二姐经常这样说，言下之意，她是绝不会当这样的懒人的。呵呵，我们的老二姐一点也不服老，她要有尊严、有价值地活着哩！
尽管二姐夫的坏脾气有增无减，但通过几十年一起生活的磨砺，二姐也懒得和他吵了。如今，二姐的晚年生活得很安逸，（我想，这一点若是母亲泉下有知，也一定会很开心吧，因为有一年，母亲背地曾经跟我说过，是家里拖累了二姐，这辈子真是苦了她了。）她很知足，儿子、媳妇很有人缘、肯吃苦，把小日子过得很好，也知道体恤父母，这也许是老天对二姐的补偿吧，让二姐功德圆满，福寿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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