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温家宝总理誉为人中麟凤，被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为“国宝”，被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席郝斌教授赞誉为当之无愧的“镇校之宝”。
季羡林的母亲姓赵，俗季赵氏，终生连个名字也没捞上，更甭说文化什么的了。
季羡林记事的时候，家中非常穷。一年里只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红高梁饼子是主食，玉米面饼子成为珍品，能吃到一次白的面食，无异于吃龙肝凤髓。他的童年，没有幼儿园，没有书香，没有父爱母教，对于城市、高楼、电灯、娱乐、英雄等等，缺乏起码的想象。
而且他在小学和初中时非常顽劣，不仅打架斗殴，还曾几次策划把老师轰下讲台。
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季羡林在该校读了半年高中。1926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当时，山东大学校长是前清状元王寿彭，是有名的书法家，提倡尊孔读经。季羡林的国文教员王昆玉是桐城派古文作家，由于他的影响，季羡林对古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读《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苏洵、苏轼、苏澈等名家的文章。季羡林后来说，自己有意识地用功，是从山东大学附中开始的。
在山大附中，季羡林每次考试都是甲等第一名，三年“六连冠”。第一学期，即是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又超过95分，因此山东大学校长王寿彭亲笔写了一幅对联（才华舒展临风锦；意气昂藏出岫云）和一个扇子面奖励季羡林。当时山大附中高中共有六个班，当然就有六个甲等第一名；但他们的平均分数都没有达到95分，只有季羡林这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是97分，超过了标准，因此，他就成了全校中唯一获得状元公墨宝的人。
而且在高中三年级，在已经没有经学课程，国文课也以白话为主情况下，他没有放弃钻研，他阅读的范围仍然很广，陶渊明、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李煜、陆游、姜夔等诗人、词人的作品，他读了很多。这对他以后的研究和写作，无疑影响深远。
1930年夏天，季羡林高中毕业，随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同班毕业的作多位“举子”，联合“进京赶考”，他是三人榜上有名者之一，而且“连中双元”，同时考上北大和清华两个名牌大学。由于考虑到清华出国机会多，所以选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
德国教授做学问的彻底性影响了他的一生。季羡林从内心深处感激这位博士父亲，他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没有创见，不要写评说昌，否则就是浪费纸张。
季羡林看书，特别注意搜集资料。有时候，随便看书，忽然发现有用的资料，往往顺手拿一些手边能拿到的东西，比如通知、请柬、信封、小纸片一类，把材料写上，再分类保存，他认为搜集资料要巨细无遗，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因为天下没有无用的材料。
1946年，季羡林回国后经陈寅推荐赴北京大学任教，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为了专心研究，他独自过了16年才把家属接来。即使“文革”期间当门房儿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蔗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为了写《蔗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八十几岁的季羡林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
如果一整天没有人和事来干扰，季羡林可以从容濡笔，悠然怡然，再佐以龙井一杯，云烟三支，神情宛如神仙，整个时间都是自己的，那就根本不存在“边角废料”问题。季羡林没有这个福分，几乎没有完整的时间。
有时候，季羡林坐公共汽车，在等车时是，往往也思有所得，便从兜里随手掏出一个小纸片，或从地上捡个废烟盒，顺便写上，也是一篇妙文。
95岁那年，他腿部动了手术，住进了医院，举步极为困难。所以从入院第一天起，他就把办公室搬到医院来了。每天上午，在医院的日志上是治疗时间，在季羡林的闹钟上却是“干活”的时间。为此，凡输液，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于是，滴水石穿，又一部《病榻杂忆》逐日加厚。
1968年被打成黑帮后，季羡林劳苦致病，甚至不能行走，自己爬行了两个多小时才找到医生。为此，他曾想过自杀，但当他准备好了安眠药打算到颐和园自杀时，革命小将又来了，把他拉去批斗。这是他第一次受批斗，享受了耳光、唾沫、掌击等种种待遇之后，发现自己也是能忍受下来的，便放弃了自杀的念头。
他在“文革”期间偷偷地翻译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又完成了《牛棚杂忆》一书，凝结了很多人性的思考。
经过几十年的辛勤笔耕，季羡林已经出版了1200多万字的著作，走向学术巅峰，真正成为著作等身的学问大师、当代鸿儒。他涉及的领域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宗教学、民族学、翻译学、哲学、教育学等多方面，所通12种语言，其中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几乎是绝学，其学术著作在文化交流、佛教、语言学、糖史等方面均成一家之言，有传世之作。
印度政府把国家最高的“莲花奖”授予他，在中国，唯其一人而已。
人们敬仰季羡林，不仅因为他的学识和思想，更因为他的人品，其为人风骨和人格魅力更为人们推崇。
季羡林经常穿一身洗得发白的咔叽布中山装，圆口布鞋，出门时提着一个50年代生产的人造革旧书包。
有一年秋季，一位独自来北大报到的新生，背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校园，实在太累了，就把包放在路边。正在着急怎么办的时候，忽见对面走来一位清瘦的老头，对方光头脑袋，上身穿一半旧的中山装，领口露出洗得泛黄的衬衣，足蹬一双黑布鞋。新生以为见到老校工，于是怀着试试看的心态走向前问：“大爷，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行李？我去办手续。”没想到这位老人爽快地答应了。等他报到回来，已是好几个钟头了，而老人还尽职尽责地蹲守，坐在那里帮他看着行李。学子大为感动，深深谢过，老人就离开了。过了几天，在开学典礼上新生惊讶地发现，那天给自己看行李的“老校工”，竟然坐在主席台上，竟是闻名遐迩的学术泰斗、北大副校长季羡林，他对同学说：“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也看不出来。”
人格，才是最高的学府。
央视编导周兵在回忆拍摄《东方之子》一些铭刻在心的经历时，特别提到了季羡林。周兵见过老人三次，第一次是白岩松在1995年做《学者访谈录》时。当时季羡林坐着，在白岩松掏名片准备递给他的一刹那，他就站起来，弯腰等着。白岩松掏了较长时间，季羡林就一直弯腰等着，这个场景令在场所有人感动不已。后两次采访他时，虽然季羡林已经有些不记得记者们，但大家每次走的时候，他依然会站在家门口，很有礼貌地望着大家渐渐走远，周兵感叹道：“做人做到这份上，真让人敬佩。”
有关高屋 诚请季羡林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他婉言谢绝说，我只会教书，不是当官的料。后来，又有人推荐他当中国作家协会主席，他说：“叫我教授，我脸不会红；叫我作家，我脸会红，因为我只能算是作家票友，哪有资格当作协主席？”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一些人热忠名利、崇尚浮华的景况下，他毅然主动摘下外界冠以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三顶桂冠，甘愿找回一介布衣的本真面目。季羡林的自知之明，鲜明地体现了一个大学问家的涵养、学识和高风亮节，令人敬佩，值得称羡。
他说：“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说我做出了极大成绩，那不是事实。说我一点成绩都没有，那也不符合实际情况。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既求实又恳切。用季羡林自己的话说：“近年季羡林走俏”。然而，光环和浮名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季羡林，理解他的平淡和孤寂，理解他拒绝“一代宗师”的称号。“什么‘一代宗师’，好像听着不入耳。”季羡林这样反应。有人问季羡林：“如果给您下一个定义，应该是什么？”季羡林说：“我是北大教授，东方学者，足够了。”他很喜欢顾炎武的两句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他谦虚地说：“我哪敢自比苍龙？比做老树，也许还是可以的。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再行一点雨，再著一点花的。”
季羡林在三O一医院看病时，一位年轻护士说起某报正在连载季先生的著作《留德十年》，表示很爱看。季羡林马上把秘书找来，吩咐叫人去买，说“书是给人看的，哪怕有几句话对年轻人有用了，也值得。”这一来轰动了全医院，大家都来伸手，还索要签名本。“都给。”“买去。”季先生发话说“钱是有价之宝，人家有收益是无价之宝。”最后，一趟一趟买了600本，季羡林就一笔一画地签名600本。住院期间，下午是季羡林雷打不动的读书读报时间，由于眼睛必须保护不再看电视，季羡林就特别重视读报，这是他通往世界的窗口。有时秘书李玉洁怕他累着，故意丢下了这张忘记了那张，但季羡林却不动声色，一份读完了，再点另一份，几年时间一份都没落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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