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兄弟姐妹

　　人生总有一段你想留住的时光。在这个成长、学习，然后衰老、死亡的过程中，你或多或少地会从生活中得到一些回报。我得到的回报是，老天让我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我们彼此血脉相连，却又性情迥异，父母在的时候，我们像蒜瓣一样抱团成长，父母不在了，尽管我们天各一方，却心手相牵。

　　下面我就说说那些年我的9个兄弟姐妹的那些事儿。与其说是我在拍一张“全家福”，不如说是我在试图发现一个个尘封垢埋却愈见光明的灵魂。佛家有偈，生而为人，就是一个“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我以为然。

　　01 大 姐（上）

　　呼啸的北风裹挟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铺天盖地而来，不消一袋烟的功夫，地上的积雪便没过了脚踝。天地间一片苍茫，寂静的山坳显得更加幽深、灰暗。弥漫的风雪中，几个十四五岁、穿着破烂的女孩子趟着山里过膝的积雪，拉着爬犁踽踽前行，爬犁上面是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柴禾。

　　个子较大的大姐在前面奋力地拉着爬犁，她穿了件黑不黑蓝不蓝的棉袄，弓着腰，一只手拽着套在肩膀上，拖拉着爬犁前行的绳套，另一只手用力地前后甩动着，绳套紧紧地勒在她的肩上，棉袄上的肩膀处被麻绳勒得开了花，露出了里面破败的棉花。个子矮一些的二姐穿了件大人穿过的半搭子棉袄，冻得通红的小脸蛋上眼睫毛上挂了一层霜，包着破头巾的下巴上被呼出来的白气结了一层冰，二姐在大姐的一侧使劲地拉着另一条绳索，同样冻得双手发麻的三姐则跟在爬犁后面，踩着姐姐们的脚印磕磕绊绊地走着。大姐和二姐保持着同一步调，一起甩动着胳膊，她们要赶在天黑之前，同心协力地把这爬犁柴禾拉到家。

　　远处的山沟里，稀稀落落的几排村舍，屋顶上冒起了炊烟。这个山旮旯里的小山村，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显得是那样的破败和萧条。母亲站在房门口，用围裙擦了擦手，抬头看了看灰蒙蒙的天，又把目光投向了远方，她焦急地等待着女儿们的归来。家里并不怎么缺少柴禾，但懂事的大姐二姐和十来岁的三姐，却执意每天上山捡柴，一天一趟，不论刮风下雪，从不落下。半个冬天，她们捡来的柴禾已经在院门外垛成了一座小山。

　　这就是我的姐姐们。她们像是不知疲倦的小机器人，在东北的冰天雪地里，为了这个贫穷的家辛苦地操劳着，挑水、劈柴、哄弟弟妹妹玩。她们与父母一样，忙着春种、忙着夏锄、忙着秋收、忙着冬藏，忙着用青青与汗水，坚持不懈地与贫穷和饥饿作斗争，不畏霜雪、不畏严寒，静静地等待春天，只要有一缕春风吹过，她们就会像冰凌花一样漫山遍野地盛开。

　　先前介绍过，我家兄弟姐妹9个，够一个班的了。做为家中长女的大姐桂芳，是名副其实的班长。

　　大姐除了不识字外，是一个很英武的人，说话办事都很干脆利索，大有战天斗地、杀伐决断之才。打小，爹娘就把她当成男孩子来使唤，由于家中兄妹众多，大姐没能去上学，只能在家帮着妈妈带弟弟妹妹，长到十四五岁时，她便下地干活，在生产队里挣工分，为我们换口粮了。不识字、睁眼瞎，没法出去干工作，成了大姐的终身遗憾，为此，她也没少埋怨爹娘偏心眼，“只让儿子上学读书，不许闺女出门识字。”面对大姐的抱怨，母亲总是无奈地苦笑，有时候，也会叹口气，说：“哪里是我们偏心眼，还不是因为孩子多闹的。”

　　我们长大陆续走进学堂，有时看到我们读书不求上进，大姐总是很着急，除了使用武力，动手打用脚踢以外，她就用自己因为没文化的种种困像，苦口婆心地来说劝我们读书要趁早。一次她顽皮的四弟听得不耐烦了，就抢白了她几句：“读书有什么用，能顶饭吃吗？还有你以后再别老跟我们抱怨，说爹妈偏心，不让你上学读书了，那是你生不逢时，要怨就怨自己命不好吧。”大姐听了，沉默无语，默默地转身走开。以后就再也没跟母亲抱怨过不让她读书的事。后来，大姐家生活的境遇好了一些，大姐便跟随着上学的孩子一起学会了拼音识字，再后来，大姐竟然能写便条，读报纸了。

　　20岁那年，大姐嫁给了一个外乡人，姐夫先随改嫁的母亲姓徐，待自己也有了儿女之后又认祖归宗，改回姓颜。大姐和他算是夫唱妇随，小日子过得不错。第一个孩子出生不久，他们搬到两趟干和我们住在一个屯子里。在屯子里大姐家率先买了收音机、自行车，还盖起了像模像样的厕所。在生活上，他们多少也能帮衬一下父母。后来，父亲得病，家里家外大事小情的全靠妈妈一个人张罗，这时，大姐便成了妈妈的好帮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