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一年，十六岁时，我真的当上了兵。那次征兵对身高的要求很严格，不能低于1。72米，听说是到南京守卫长江大桥；这更让我欣喜若狂。一九六九年九月，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每天有多少中外游人到那里参观啊！在那里站岗倍受瞩目，那可比在我们军分区门前站岗气派多了。
元月七日，一个阴暗寒冷的早晨，我们在鞭炮锣鼓声中，登上了轮船。第二天下午，抵达南京下关码头。上岸后，跑步开进一个部队大院。在那里稍事休息，又被分到各个连队，我分在三营十连。我们连在一幢营房前面集合，连长拿着花名册开始点名。他叫到一个名字：“王鸡屎。”无人答应，队伍里发出一阵笑声。我想，什么名字不能起，偏偏起这么个名字。连长又叫了一声，仍然无人答应。指导员过去看了一下，喊道：“王箕筛。”有人应了一声，大家都朝那人看；那人——也就是王箕筛，显得很窘，干咳几声，眨巴着眼睛，看着左右。连长点名后，指导员讲话。指导员是一个精明强干、能说会道的人，两眼炯炯有神，右眼上眼皮有一块疤，不怒自威，连里几个干部包括连长，都对他毕躬毕敬，一看就是个强势人物。他向我们介绍了连里几个领导的情况，又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是浙江人，一九五五年兵，当过侦察兵排长；这时连长插话说，还参加过一九六四年全军大比武。指导员又说，浙江人讲话不好懂，被单、扁担、皮带、皮蛋分不清，都叫作“比带”。最后，副指导员也讲了话，他着重要我们“搞好委绳（卫生）”。
晚上，自由活动时间，大家都坐在地铺上，有的和老兵谈心，有的写信，有的学着整理背包。这时从门外进来几个人，有连长、指导员，还有到我们那里带兵的陈参谋和胡副营长，为首的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干部，大家叫他肖参谋长。他们慢慢地在每个地铺前走着，有时停下来，和一些战士谈话。走到我跟前时，肖参谋长说：“这个小伙子挺不错。”我站起来后，他又说“高了，高了。”问我是哪里人，多大年龄，读没有读过书，然后又摇摇头说：“挺不错的，就是高了。”他们走后，有人说，要在我们这批新兵中挑选25人，到上海警备区去。但看来我没有被选中，真是遗憾，不然就要到上海南京路霓虹灯下去站岗了。
第二天下午，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我第一次见到长江，望着波涛汹涌的江水，不由豪情万丈。我的父母都是战争年代当兵的，但一九五五年就转业了，我常为此遗憾；如果还在部队，可能也当上军分区司令员一级的干部了。现在，我接过了他们手中的钢枪，我要好好干，干出个样子来。我们又从桥下乘电梯到桥头堡上去，我也是第一次乘电梯，电梯上升时，我不由说了一声：“腾云驾雾。”这时，电梯里一个南京中年男子问我：“你刚才说什么？”样子很不友好。我茫然不解，问：“说什么了？”那人又说：“你说腾云驾雾？”我说：“说了，怎么了？”他说：“腾云驾雾是封建迷信的东西，你知道南京长江大桥是什么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你怎么把它说成是封建迷信。你是解放军，说话要注意身份!”这让我没有想到，自从穿上军装以来，我感受到的都是羡慕、景仰的目光，今天却被人教训了一顿，看来，以后在这长江大桥上站岗，还得小心谨慎才是。
可是，自从昨天分到连队以后，我就隐约感觉到，我们不像是守卫南京长江大桥的部队。我们班里的两个老兵，个子都很矮，那个浙江兵庞根强，还不到一米六。还有，这是一支新组建的部队，干部和老兵，是从军区各个部队抽调来的，我们连的干部和老兵，则来自在镇江大茅山的6532部队，而6532是一个工程兵部队。参观南京长江大桥回来后，我给家里写了一封平安家信，问庞根祥部队的地址怎么写，他说，这里是军区政治部机关大院，我们只是暂时驻在这里，地址还没有定下来。
果然，三天以后，部队开拔了。一营去了南京南边的溧水，二营去了南京栖霞山和幕府山，我们三营和团部去大别山。那次挑选出来的二十五名新兵，也没有到上海警备区去，而是分到了团部警通排。大别山在哪里，我也不知道，只记得小时看过一部电影叫《风雪大别山》，讲的是红军在那里闹革命的故事。一天晚饭后，我们上了火车。汽笛三声，火车喘着粗气开动了，不久，从车窗看见了下面烟雾濛濛的长江，原来 火车正行驶在长江大桥上，那么，火车是往江北行驶。再见了，南京!再见了，长江大桥!在大桥上站岗的梦想破灭了。我真是后悔，当时怎么不拍几张照片呢？八点多钟，火车经过一个车站，站牌上是“滁州站”三个字。有几个人争论起来，说“滁”是个什么字呢？一人说是“除”，但立即被另一人否定，那人说：“除字没有三点水，这个字的旁边有一个三点水。”说这话的人，外号叫大丫头，他的家就住在我们学校附近的灌溉渠旁，比我大七、八岁；他十几岁的时候，脑后还留着一条小辫，除了那条小辫，他没有一点丫头的样子；自从在人武部新兵中见到我那一 刻起，他就变得跼踀不安起来，可能是怕我将他这个外号公开出去，他理直气壮地说完那句话，又随即胆怯地瞟了我一眼。入夜，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人们进入了梦乡。我没有睡意，望着窗外。忽然一阵乡愁袭上心来。我的家乡在哪儿呢？火车正向西北方向行驶，那么我的家乡应该在东边了，故园东望路漫漫。此时春节将临，正是一年之中最快活的日子；而今年却来到这寒冷、荒凉的原野上，也不知将奔向何方。半夜，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暗淡的灯光映照着“蚌埠火车站”几个大字。蚌埠这个地方，我曾听父亲说过，是安徽北部的一个大城市，淮海战役时他在这一带打过仗。车门没有开，不准下车。二十分钟后，列车又开动了，但我身旁的车窗却朝向了西边，列车似乎又向南开了，“难道还要将我们送回南京。”车窗外面，寒冷的月光下，田野在沉睡，不时出现一些树木和农舍，很快地向后退去。在单调乏味的列车行进声中，我迷迷糊糊睡着了。
清晨，到了合肥，我们走下列车，跑步来到一个广场；广场上停着十几辆军用卡车，卡车已成白色，蒙着厚厚的霜。我们乘上卡车，在合肥的街道上行驶。天色微明，街上冷冷清清，行人稀疏。汽车驶过合肥西郊，房屋渐渐稀少，随后，展现出一片原野。太阳已经升起，暗淡无光，北风吹着路边的电线杆，呜呜作响。田野里看不见人，也看不见庄稼，看不见绿色，唯见枯树败草在寒冷中瑟缩。远处传来有线广播里播放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声，从歌声传来的方向，隐约可见村庄低矮的茅屋。一路西行，平原渐渐消失，展现出一片丘陵地带；越往西行，地势越高，远远近近，山峦交错，绵延起伏。灰色的天空，灰色的山丘田野；汽车颠簸、摇晃着向前行驶，有时前面似乎已没有路了，但驶过一座山丘，曲折的公路又在蜿蜒伸向前方。前面天边的地方，出现了隐隐约约的高山的远影。
中午，我们到达皖西的六安县城。六安县城是六安地区机关所在地，有一条三、四里长的东西大街，街上没有高楼建筑，砖头路面，路边还有一些水坑，行人和车辆——牲口车、人拉的车和自行车，在大街当中行走。我们下车休息，喝着水壶里的凉开水，吃了一点昨晚出发时准备的干饼；我走进一家电影院，里面正在放映阿尔巴尼亚的电影《海岸风雷》。离开六安，又向西南行进，下午，在六安县独山镇停了下来。我们连驻在镇外一所小学校里；副连长和给养员、炊事班长等人在门口迎接我们。几天后，一批江苏如皋、海安的新兵也来到这里。我们在独山度过了一九七一年的春节，春节过后，又沿着一条盘山公路，向西南方向的大山里行进，步行四十余里，来到皖西金寨县响洪甸镇附近的一个水电站。在水电站的最南边，是一条大河，冬天水浅，可以清楚地看见河底大大小小的鹅卵石。那里不是天尽处，却是地尽头，公路到此终结，河对岸便是莾莾大山，绵延鄂豫皖三省。河上有一个舟桥部队在建一座桥。我们过了桥，走进对岸的一个山沟，在一个山脚下，看见有三、四排用毛竹和茅草建成的房屋，大约有一个连的战士在那里欢迎我们，其中还有几十名女兵。这儿就是大别山，我们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任务是开采铀矿。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意欲挑起战事。一九六九年三月，在我们即将召开“九大”之时，苏联军队侵犯我们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被我们打败。以后，又准备乘我国二十周年国庆之际，向我国发射原子弹。林彪发出了一号命令，将中央领导都疏散到全国各地，形势十分严峻。当时，我正在上初中，学校已经不正常上课，修战备公路，挖防空洞，准备打一场核战争。可是，毛泽东主席轻松地化解了这一危局，根据他的指示，我国于当年九月，分别在地上和空中，进行了两次核试验，震动了全世界，震慑了苏联。但当时我国是一个贫铀国，在那样的形势下，产铀，就成为解放军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使命。一九七0年秋，一支集勘探、采矿、冶炼，全程生产制造核武器的原料——铀的特殊部队，在南京军区建立了，番号为南字七0五部队。部队是一个团的建制，全团五千多官兵，相当于一个旅，直属军区司令部领导。这就是我们这支部队。
那么，到南京守卫长江大桥，又是如何说起来的呢？因为当时这支部队的性质是保密的，就是到地方上带兵的人，也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部队。当年，南京市从南师附中等六所中学的600名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出40名男生、40名女生，秘密送往当时的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江北花旗营工地，并规定不准和家人联系，不准偷跑回家，不准向任何人走漏消息，就是这支部队在这种保密状态下征的兵。他们于一九七0年的冬天，比我们先一步来到了大别山。而当时到我们那里带兵的，一个是军区司令部的参谋，一个是军区司令部警卫营的副营长。再加上对新兵身高不低于1.72米的要求，于是他们就以为是为军区警卫部队征的兵。那个参谋叫陈建华，辽宁丹东人，长着络腮胡子，性格豪爽，他的父亲是一位将军，他的爱人是我们营九连的副指导员。到我们那里带兵以后，他就和一起到我们那里带兵的胡副营长，都调到了我们部队。有一次，他到我们连里来，和我们谈起那次征兵的事，愤愤地说：“这其实就是一场政治欺骗。”
也许我们真的被欺骗了。那次征兵，我们城里的三十多人，基本上是开后门去的，大多数是地直和县直机关干部的子弟，其中还有我们地区两位副专员的儿子。我们连10个同城老乡中，有6人是领导干部子弟，一人的父亲是我们地区中级法院院长，一人的父亲是地委组织部副部长，母亲是地区妇联主任，还有4人的父亲分别为：地区人事局长，地区交通局长，地直机关党委书记，地区商业局副局长。我们连还有一人，父亲是我县某镇镇长。镇长虽不算什么大干部，却也是一方诸候，权势很大。因此他也是从小骄娇惯的。他将自已划入领导干部子女的圈子，口称：“不和19级以下干部家的人来往。”他的父亲是行政19级干部，他就订了这条标准。平民子弟就更不屑一顾，包括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当兵时他才15岁，吃不了施工的苦，受不了部队的管束，常闹情绪。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妈妈就要来了。等着瞧吧，到时叫他们好看。”第二年，他母亲到部队来兴师问罪，当晚，他儿子的班长出于礼貌去看望她，被她训斥了一顿，还说：马上将我儿子调一个好的工作，至少调到连部当通讯员。“班长向连里作了汇报，连里要查她的政治历史，还准备开会批斗她，吓得她第二天就溜了。当时如果不是说到南京守卫长江大桥，这批干部子弟也许是不会到这个部队来当兵的。但我并不后悔，和平年代，没有战事，军人总不能闲着。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军队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一千八百年前，曹操实行“军屯法”，军队在战时打仗，和平时种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是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在战争年代，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一边打仗，一边搞生产。到了和平年代，更应该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在部队里，除了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外，干什么工作的都有。一次，许世友到我们部队视察，看到我们条件很艰苦，没有菜吃，就叫后勤部门给我们大量调拨黄豆。那一麻袋一麻袋的黄豆，就是六十军的城西湖农场生产的，当时，我们称从事农业生产的部队为装甲兵(庄稼兵)。
我在皖西大别山区待了四年，于一九七五年二月退伍。一九七五年以后，我们在大别山区的部队，陆续调往皖南山区，团部在芜湖市火龙岗；一九七九年秋天，我到火龙岗去了一次，当年的战友已大多不在部队了。一九八二年，这支部队转入地方，从此退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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