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那个四四方方的大院子如今已经成为孤岛荒斋了。倒退不到十年时间，我们胡同还是一个热闹蓬勃邻里融洽的人气聚集区，和眼前的这一家家朽烂的木门和房顶上的衰草相比，那景象遥远的像是一个梦。

　　一

　　我家前面这一户人家有两进的院子，户主姓来，是我们那条街上几十年前的望族，不光是因为他有着规模过大的院子，还缘于他的上一任户主曾是地主的身份。据老人们说这个地主是个大好人，平日里为人和气，荒年时几度在门前搭起粥棚，因此后来搞运动的时候竟没有贫民去为难他。地主的儿子受过私塾和新学的双重教育，为人又公允，在我们那一带颇有威望，街道上有个什么难解的纠纷都会托他做个中人调解一番，我们那里的人不论辈分都叫他一声来大爷。来大爷的两个儿子分别是他的两个老婆生的，第一任老婆生下大儿子后失血过多亡故了。第二任老婆起初对大儿子还挺好，生下第二个儿子后却日渐嫌他碍眼，横挑鼻子竖挑眉毛的，就早早打发他去了省城读书。来大爷的第二个儿子小时候就比其他小孩子木讷，长大后比小时候更加木讷，无论来大爷怎么吆喝，他都是一副不痛不痒的样子，来大爷急了，给他一巴掌，他也不知道喊疼，久而久之，来大爷一天比一天沉默，第二任老婆的心气也全部变成了叹气。于是就有人背地里叫他二傻子。我却知道他并不十分傻，我小时候见过他在场院上晒玉米，把玉米穗子拾掇的齐整利索，半天也不带停歇的。来大爷的大儿子去了城里读书后就没再回来，毕业后分配到林业局，彻底把自己变成了城里人。

　　来大爷家的两进院子多年来就住了三个人，愈发显得空旷了。第一排是灰砖大瓦房，门墩是两只青石雕的狮子，大而厚的木门上的红漆早已剥落，大门上的铜环和那两只石狮子的脑袋一样光亮。铜环是来大爷的家人长年累月地磨亮的，石狮子的脑袋是我们那一群小孩子们骑在上面玩耍时摸亮的。我敢保证，我们那条街上长大的孩子全都骑过那两只石狮子，那是我们儿时的游乐场。我们一大群人芽子们在来家大门前喧闹的时候，大门吱呀一声会打开，二傻出现在门口，照样是不发一言，就那么直勾勾的看着我们玩闹。二傻她妈偶尔也会过来瞅一眼，片刻又佝偻着背消失在影壁后面，最后出现的是来大爷。九十年代的时候，来大爷拄起了拐棍，他让二傻叫住正在耍闹的我们，领着走进那个深灰色的院子，我们才得以近距离观看灰砖房子的吊角飞檐和影壁墙上叫不出名来的飞禽走兽。

　　“摘了吃，能吃几个就摘几个。”来大爷用拐棍指着院中一棵硕大的石榴树说。树上又大又红的石榴早已裂开了皮，像极了树下因为过度兴奋而咧开的一张张小嘴，粉红晶莹的果实馋的我们直咽口水。二傻妈也已过世了，只剩下来大爷固执地守着二傻和大院子。我们这一群猴子爬上树，把石榴摘得一个不剩，用自己的衣襟兜了满载而归，当然，我们没有忘记把剩下的石榴码齐了放在来大爷院子中央的石桌上。来家第二进院子是红砖大瓦房，是来大爷的大儿子当了干部之后回来建给来大爷的，来大爷并不乐意，常常怪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人又不回来，盖大房子干啥？”来大爷还阻止了大儿子试图翻修石狮子后面的第一进灰砖房的举动。

　　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回想家了往家里打电话，正和我妈聊着的时候，我堂弟听到了，抢过话筒就开始向我一一列举村里一年来的新闻趣事，末了，说：“哥，不说了，我得去给来大爷挖坑去。”

　　我说：“啥？”

　　堂弟说：“来大爷没了。”

　　我“哦”了一声，半天又问：“二傻呢？”

　　堂弟说：“还那样，也不知道哭……”

　　后来我和我妈聊完又问了一句：“二傻以后可咋办呀？”

　　我妈说：“饿不着他，街坊邻居地住着，走到哪家都能给他一碗饭吃。”

　　二

　　我家后面那一户是传统的庄稼人，男人本本分分地侍弄自家那一亩三分地，为家里提供吃食；女人在后院架了一个大棚，养了几十只鸡，为家里提供经济来源，自然，女人也掌握了家里的话语权，她严令男人和孩子不准亲近她的婆婆，一旦发现男人和孩子偷偷给婆婆送点饭食以外的东西，小则指桑骂槐三天，大则把家里闹得鸡飞狗跳。做为一墙之隔的邻居，我们家不胜其扰，我妈隔三差五就得充任媳妇在院里大骂婆婆的时候的劝解人，因为这个，我打小就从没正眼看过那家男人，更是没给过那个女人一个好脸色。我曾经试图阻止我妈再去劝解，我妈说：“我不去，你大娘会在屋里哭死的。”

　　后来，我也加入了那个战团。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次不那家的小孩偷偷把一块蛋糕给奶奶送了去，被那家女人知道了，把孩子结结实实打了一顿，奶奶出来阻止，女人瞬间把怒气转移到了婆婆身上，把平日里的鸡毛蒜皮小事一一拿出来添油加醋地大骂。我妈在院里实在听不下去，就放下手里的针线活往他家走去，正上高中的我也跟在后面。我妈照例劝那个女人不要再骂了，一个院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骂那么难听以后咋出门，说着就去推那个女人进屋去，那个女人用力一甩手，我妈一个不留神被她一胳臂给划拉得后退好几步倚在了墙上，当时我就在旁边，瞬间就怒不可遏，上去一脚踹到那个女人肚子上，骂道：“泼妇！”那个女人先是一怔，即而躺地上就撒泼打滚，嚎啕着让她家男人动手打我，那家男人正蹲在墙角下低头抽烟，站起来朝我瞅了一眼，我恨恨地朝他骂了一句：“软蛋！”那个男人立马就又蹲下继续低头抽烟。后来，街坊邻居越集越多，看不下去的人纷纷出言指责那对男女，男的站起来去拉躺在地上打滚的女人，女人不依不饶，这个时候，来大爷拄着拐棍出现了，用力把手里的拐棍在地上杵了几下，大声说：“不可理喻！不可理喻！”后来总算偃旗息鼓了，回来的路上，邻居们都说：“小鱼，你也太文气了，你骂他们那些，他们都听不懂！”我顿时忍不住笑了，说：“我又不会骂人！电视上不都那么骂的么。”邻居们爆发出一阵哄笑。我又说：“来大爷骂的还是成语呢！”大家再度爆发一阵更大的哄笑。

　　几年以后，后院那家不种庄家了，在自家田里搭了更大的窝棚，全力养鸡，成了街上的富户。再后来，他们在自家鸡棚旁边盖了新房子，带着孩子搬了进去，把婆婆一个人留在后院。2010年，他们家的小孩长到了23岁，娶了八里地外的一个媳妇。那个媳妇进门一年以后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于是乎，新媳妇也同样不让小胖孩亲近刚刚晋级成为奶奶的那家女人，甚至在大街上和自己的婆婆大打出手。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却又同样的讽刺。

　　三

　　我家左边是一个大家庭，一个小小的四合院里住着着两老四小六口子人。他家姓吕，三子一女，我和吕家老三是同一个月出生的发小，是一块儿去来大爷家大门口骑石狮子的死党，吕三上面的两个哥哥小学毕业以后就去了工地上干活，老三因为和我走的近，我又是个农村的异类，学习成绩从没掉下过前三名，所以我的青春岁月全都嫁给了书本，我硬拽着吕三一同读书，他小学成绩中等，到了初中下滑到后排，使尽全身的力气坚持到初三，拿了个初中毕业证就去了厨师培训班。我还记得他来向我告别时候的情景。那天我正在房顶上枕着一本三国演义盯着天上的白云发呆。吕三在院里问我妈：“小鱼呢？”我大声说：“上面呢。”吕三踩着梯子上来了，坐到我旁边，半天不发一言。我看天上的那朵白云半天才挪了一米来远，就把目光转移到了一脸茫然的吕三脸上。

　　“小鱼，我要和表哥一起去山西学厨师了，明天就走。”吕三说。

　　我一下子坐直了身子，牢牢地盯着他的脸看了半天，他也不说话，捡起半根粉笔，在水泥房顶上一横一横地划着。

　　“我不是读书的料，期末考试数学刚及格，语文59分，英语26分，我实在读不下去了。”吕三说。

　　“你喜欢做菜吗？”我莫名其妙地问了一句。

　　“学成了能挣钱就行，我表哥在后厨干了三年挣的钱快够盖房子娶媳妇了。”他说。

　　那天后来我俩谁都没再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各想各的事。后来天色渐渐暗了，吕三的妈妈在院里大声喊他回家吃饭，我看着吕三一步一步下了梯子，感觉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上高中的时候，吕三把他妹妹四丫带到了他打工的那家饭馆做服务员。这个四丫是吕家的一朵奇葩。吕家三兄弟包括他们的爸爸老吕都是又黑又矮，吕三最有出息也不过才勉强过了一米七，四丫从小皮肤白皙，眼睛又大又圆，长到16岁的时候身高猛蹿到一米六七，踩上高跟鞋足足比吕氏三兄弟高出一头，大家都说他们一家子的灵气全都集在了四丫一人身上。果不其然，四丫不负众望，在饭馆呆了一年就跳槽到一家很大的KTV做领班，再次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一身的名牌，还顺带着给吕大吕二的媳妇各买了一条金链子，把那俩土妞足足美了一年。直到又一年的春节，四丫坐着一辆白色的BMW衣锦还乡，开车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四丫管他叫干爹。后来才知道，那是个山西煤老板。煤老板向每一个来观摩BMW的乡下人挨个敬烟，敬的是软中华，乡下人接过烟放在鼻子下使劲的嗅啊嗅，就是不舍得点着了抽，干脆夹在耳朵上走街串巷的展览了好几天。不几天，风言风语随着软中华一起进了八辈贫农的耳朵里，四丫被那个煤老板给包养了，煤老板家里有老婆有孩子，四丫脚上的那一双靴子能顶吕三一年的工钱。吕大吕二的媳妇受不了邻居的异样眼光，把金链子从脖子上扯下来摔在了她们婆婆的身上。四丫没过完春节就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晚上和干爹一起驾着宝马回了山西。正月刚过，吕大吕二也带着老婆孩子一起去了打工的城市。再后来，老吕两口子也被闺女给接了过去。吕家的小院子一下子静的可怕，像是从来没住过人一样。后来和四丫一起打工的女孩子纷纷回村嫁人，四丫再也没回来，那些女孩说四丫现在可拽了，她干爹给她出钱开了一个加油站，吕家三兄弟都在加油站打工呢。对此，我半信半疑，我问我妈吕家为啥全都搬走了，我妈说：“他们家院子太小，自行车进去都没法掉头，住不下一大家子人。”

　　四

　　我家的右邻本来住着一个姓福的老头，我们都叫他福爷爷。福爷爷姓福却没有半点福气，是个光棍五保户，无儿无女，邻居们都说他姓错了姓氏，活脱脱是在讽刺自己的祖宗。福爷爷的院子很大，房子却又小又旧，院墙也是土坯做的，这几乎成了困难时期留给我们胡同里唯一的见证。福家一直没添丁，院子里的一切也就没有再革新。我记得每年夏秋两季的粮食收获的时候，各家都会用口袋盛了新粮去给福爷爷送去，那时候我还小，我也跟在家人后面去送过粮食，福爷爷总是在院子里等着，接过粮食后对人家千恩万谢，临走还要把前一年积攒下来的核桃往随行的小孩子手里塞。核桃就产自院子东南角的一棵树上，那棵树是福爷爷最大的宝贝。我其实并不馋嘴，我们家平时做了好吃的都会让我端给福爷爷，福爷爷的核桃多半都到了我的嘴里。我更感兴趣的是福爷爷给我讲的故事，故事的内容是我们村子的过去，故事的主角是福爷爷那一辈人的儿童年代。福爷爷告诉我说我爷爷的弟弟，也就是我的叔爷是个烈士，日本鬼子打我们这座城的时候，叔爷背着一包炸药在城门口引爆了，炸死了鬼子的一个小队长四个小兵。他还说叔爷是出了名的飞毛腿，鬼子的子弹都追不上，愣是让他背着炸药飞到了城门楼子下面。这件事被记载入我们的县志里，有名有姓有据可查。有一次我问福爷爷，村头那个大水坑旁边的那个大土坵子是个啥，他说有一年发大水，全村子的水都流到了那个大坑里，一片汪洋，水里的一条青鱼成了精专吃小孩，后来被捉住宰了镇在那个土坵子下面，他让我别爬上去玩，留神被青鱼给吃了。这个故事我并不相信，因为我第二天就爬上了那个大土坵子顶上，撒了泡尿，也没见青鱼出来吃我。

　　我上初中的时候福爷爷去世了，那个院子被另一条街上的一对夫妻买下盖了房子，奇怪的是那对夫妻住进去之后就一直没能生出孩子来，一直到他们过了三十岁他们像突然开窍似的认为院子的风水有问题，果断搬家，更奇怪的是，那对夫妻搬家一年以后就生了一个丫头，第二年又生了一个丫头。这无疑增加了福爷爷院子的邪性，于是院子就一直空下来了。直到我上了大学，那个院子被街道上改成了一个幼儿园，每天都有几十个孩子在那个院里咿咿呀呀地唱歌跳舞。那年我回家过暑假，我站在栏杆外面看着里面的欢声笑语，除了大门口保留下来的那一棵核桃树，我怎么也无法和福爷爷当初那个小院联系起来。幼儿园的孩子们看到我这样的傻大个盯着核桃树发呆，有好几个调皮的娃娃走近了过来扮成奥特曼的样子把我当怪物来打。我突然想起一个恶作剧来，我把我的一盒画笔拿了出来，叫过来我堂弟家的孩子，隔着铁栏杆，我用画笔在他的额头上画了一个太阳，他旁边的小朋友看见了嚷嚷着也要，我就换另外一个颜色在这个小朋友的额头上也画了一个太阳，就这样，一盒画笔的颜色画完，幼儿园里多了十几个彩色的小太阳。后来老师喊孩子们集合，发现了这一群小怪物，大声尖叫：“妈呀！咋回事！谁给你们画的？”孩子们哈哈哈大笑，我躲在前外面偷笑，一阵风吹过来，核桃树的叶子哗哗的响，是福爷爷在笑吧。

　　幼儿园放学以后，我家四周再度陷入一片寂静。我问我妈要不要也搬家？我妈说，不要，落叶归根，他们还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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