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信包括诚实和守信，其实守信也是一种诚实。不诚实就是说假话，做假事，说得天花乱坠，或者表面上扮成一朵花，而行动和实际情形却是一蹋糊涂。不守信就是说话不算数，信誓旦旦，允诺随便，可是语音未消，纸墨未干，即已忘得干干净净。大约十年前，我市的人大主任，因受贿和包养情妇而受到查处。他在被“双规”前一个月，还在我们办公室说：“现在干部腐败真是太严重啦，你们纪委不抓就是失职。我就不明白，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接下来，大大表白了一番，自己是怎样的清廉，怎样的自律，怎样的拒腐，说得你不由不信。他以前是中央党校的教师，后在我市任十年宣传部长，道德文章都很不错，常给我们作报告，生活也异常俭朴，未想竟也是一个“老腐”。当时，这竟使我产生了一种“幻灭”的感觉，看到“张三”书记，就想：此人也许收受过贿赂；看到“李四”市长，又想：此人可能包养情妇。一时竟对一切领导干部都产生了怀疑。其实，这样的干部也确实不在少数，他们在给我们作反腐倡廉报告时，都是那样的义正辞严，可是有一句话是真诚的吗。他们的行迹，与他们的言辞，完全是泾渭之水。群众也看得清清楚楚，曰：“老虎作报告，狮子睡大觉，狐狸吓一跳，弱小的羔羊听说教。”我们开展反腐败斗争，曾不至一次地宣称：“绝不允许腐败分子在党内有藏身之地。”这应该说是庄严的承诺了，可是，多少年来，神圣的党内，何曾成为净土，腐败分子不在党内藏身，又能到哪里去藏身？只要他离开党，即刻就会被抓。近几年，反腐败斗争开始实行层层签订责任状的形式，各级领导都郑重保证，在管辖范围内不发生腐败问题，如果发生，追究签状人的责任。据说这还是反腐倡廉新举措，是近几年的重大科研成果，有人还为之欢欣鼓舞，谓从此天下可以清廉了，他们却没有想一想，在我们这个诚实缺失的国度，这样的“签约”又能有多大的约束力？。那签状的仪式，却是非常郑重其事的：“签状人在庄严的音乐声中，缓步走上会场主席台，从衣袋里掏出笔，当着众人的面，庄重严肃地签上自己的名字，然后当场宣读。”至于以后要不要践行，能不能践行，怎么践行，不能践行失信于民又怎么办，就没有人想那么多了。还有每年都要搞一次的重温入党誓词活动，那种宣誓，也与赌咒一样，信则灵，不信则不灵，说者无心，听者无意，宣誓一过，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谁也不把那些誓言放在心上。
人之初，性本善，到了后来染上种种恶行，包括不诚信，都是环境使然。环境好，能使鬼变成人；环境不好，能使人变成鬼。人总得适应环境，物竟天择，适者生存，是一条客观规律。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时期，高指标，浮夸风，各级干部就虚报产量，相互攀比，以至于弄到小麦亩产过万斤，能在麦穗上跳舞、滚碾子。所以，善于总结经验的林彪，就总结出了一句至理名言：“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林彪事件以后，林彪成了中国最大的政治骗子，他“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连毛主席都被骗过了，其实林彪又何尝想做假，他也是为当时恶劣的政治环境所迫。文革时期，人人说假话，个个办假事，诚信缺失达到登峰造极。一切罪恶的勾当，都挂着神圣的“革命”的大旗，谁不捏造事实，揭发他人，就自身难保。明明林彪身体很差，却偏说他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明明他因身体原因不能看书，却说他毛主席著作学得最好，用得最活，还在光天化日之下，除去帽子，露出秃头，手捧一本《毛选》，由江青照 了一张相，登在《解放军画报》上。我小的时候，我家居住的机关大院里有一个炊事员，他的老婆是纺织厂工人，叫王如意，不识字，公家的东西，什么都偷。文革开始后，却一下被捧为学习《毛选》积极分子，说她“身在工厂，放眼五洲，胸怀世界三十亿”，到各单位做报告，红极一时。但她瞧不起丈夫，常和丈夫打架，人们就说：“王如意，王如意，胸怀世界三十亿，就是自己丈夫不如意。”文革结束已三十多年，一切都已拨乱反正，但虚伪之风却一直延续不绝。就以现在的“政绩”而论，前几年，政府是要“在数字里面挤水份”，现在却是“在水份里面找数字”，这样的统计数字，又有什么真实可信。某年，我在我市某县督查“学习科学发展观活动”，三月三十日下午四时，该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下死命令，一定要完成“首季开门红”目标，而他们当时的综合指标才完成百分之六十。我想，还有一天时间，就是神仙也无能为力了。以后看报，各县却都实现了首季开门红，那个县还排在前列。接下来就是六月底的“双过半”，即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各县都说形势不容乐观，但此时我倒很乐观起来，我相信他们都能顺利地实现这个目标；而且要多高，就能有多高。这就是“官出数字，数字出官”，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主席，你要提拔，不这样能行吗？哪里还管得诚实不诚实，守信不守信。×主席难道就不知道吗？其实哪一级也没有被骗，哪一级都需要政绩，也都需要这样的数字。
西方国家是很看重诚信的。克林顿的桃色事件，社会关注的并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作为总统的克林顿，敢做而敢不敢承认的问题。如果他在这一件事上不诚实，那么他在从政时，对国家，对民众，也就会有不诚实的行为。外国对伪证罪的处罚也是很严厉的，因此证人在法庭上，不敢作伪证。在审判制度上，许多国家实行一种陪审员制度，陪审员是兼职的，有商人，有军人，有医生，由他们决定对犯人的判决，他们之中很少有受人之托、昧着良心办事的行为，不像我们招聘公务员面试时的评委那样，全凭关系打分，因为他们将诚实看作一种荣誉，而他们珍惜这种荣誉，就像珍惜生命一样。诚信是民主政治环境的产物，民主就如充足的阳光、水份，纯净的空气和优良的土壤，促进植物自由、健康的生长；而在专制政治巨石的重压下，植物只能被扭曲地生长。不诚信就是一种被扭曲的人格。我国古代，也是非常看重诚信的。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儒家学说，在立生行事上，就倡导“仁、义、礼、智、信”。《三国志》在写关羽时，说他“重然诺”，关羽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之为神。《警世通言》中有一段“高山流水”的故事，说晋国大臣、音乐家俞伯牙与樵夫、音乐爱好者钟子期，相约于一年后某日在某山边相见，至期，俞伯牙赴约，未见钟子期，却见山边添一新坟。原来钟子期已死，死前还记着践约之事，叫父母将他葬在山边赴约之处。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对恋人，相约于某日于某桥下相会，届期，男至，女未到，男在桥下等候，后桥下水涨，他爬上桥墩，水又涨，他爬上桥柱，水继续上涨，终于将他淹死。他宁可被水淹死，也不肯上岸或上桥，因为他们约定的地点是在桥下。但我想，古代社会也是缺少诚信的，因为那时是封建专制时代，唯其缺少，社会需要，才刻意宣扬。现在，我们的社会，从政府到民众，对诚信似乎并不看重，以为不过是一种道德问题，与偷盗、奸淫、贪贿那些恶行相比，并不能算大恶。其实不然，诚信是一个社会的根本，政党以其立党，政府以其从政，个人以其处事。失去诚信，作为朋友，无人与其交往；作为商人，无人与其贸易；作为将军，无法号令三军；作为教师，讲话学生不再相信；想就业，无人敢用；就是行乞，也无人同情，因为人们不敢相信，他是否真的贫穷。那么，作为政府会怎样呢？就会失去民众的信任，在外国，就会产生信任危机，为什么会产生危机？因为得不到民众信任，失去选票，就要下台。在我国虽尚不至此，但失去民众信任的政府，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也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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