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后，妈妈通过各种方法向公社革命委员会教育领导小组的人反应我读初中遇到的问题，但是得到的结果都是没有任何办法。一天晚上，妈妈把我和我的两个妹妹叫在一起说：“你们妹妹听着，你们哥哥是不可能读得到初中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再读一次小学五年级，看明年有没有什么机会。如果现在就不读书了，那明年再有机会也读不成了。你们两个妹妹还小，今后即便是读不成书，长大以后还可以找一个人嫁出去，可你们哥哥不一样，哪个愿意嫁给一个小学毕业的人？”。听了母亲的话，我那个两岁多一点的三妹看了看母亲又看了看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大的二妹则反问了一句话：“他们为什么不要哥哥读初中呢？我听人说哥哥考了全公社第三名的嘛！”。母亲无语地迟疑了一会儿说：“你们还小不懂事，都是因为你们爸爸的家庭成分不好，虽然他也是一个工作人员，也是一名革命干部，但是家庭成分不好，也没有用！”。我们三姊妹你看我我看你无言以对。多年以后的日子我才发现，1970年发生的这件事直接影响和改变了我的人生与命运。

　　打那以后的十多天，我很少走出家门到街上去找朋友和同学玩，整天都去树林中拾柴火。暑假到了，按照往年的惯例，母亲将带着我们三姊妹到舅舅家去。可过了几天，学校通知老师们要集中学习，说是进行“一批两清”和“一打三反”。一天早上，母亲把我们三姊妹叫到一起说：“我今天上午就要去参加区革委会组织的全区教师集中学习班，你们三姊妹在家要注意安全，每天出去拾柴火的时候要记得关好门。红儿你是男子汉，你要照顾好你的两个妹妹喔！”。我们三姊妹都认真地听着和点头。母亲去学习班已经有十多天了，我们三姊妹都非常想念妈妈，有一天听说母亲她们学习班的地点就在杨柳中学校。于是我便带着两个妹妹跑到中学去找母亲。看门的人开始不准我们进学校去，后来看见两个妹妹快要哭了，便小声告诉我们说：“你们三姊妹要悄悄地去哈，你们妈妈和那些女老师住在六八级那几间房子里的，门上贴有住的人姓名。如果有人问就说是后面那个小门进来的喔，不要说是我放你们进来的哈！”，我们向他鞠躬感谢后就跑去找母亲住的地方了。我们在一间房子里找到妈妈的名字，推开门一看，几十个老师都在寝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全都趴在床上在写什么。有人小声喊母亲的名字说你的三个娃娃来了。母亲快步过来拉着我说：“红儿，你怎么把妹妹带到这里来呢？”，当得知我们想她的时候，我们问母亲好久才能够回家。母亲眼睛里噙着泪花，悄悄地说：“你们快回去吧！学习班已经过了自我查找问题第一阶段，现在已经进入自我检讨阶段了，过了相互揭发和提意见第二阶段后，就是接受组织调查处理阶段。如果没有问题就可以回家了！”。我们问母亲自己有没有问题，母亲苦笑了一下说：“母亲有啥问题？只要不冤枉我，我就没有什么问题！”。母亲说完之后叫我们快走，说是不要影响其他老师做自我检讨，因为明天就必须交给工作组和工宣队的人审查。没有按时间交上去的话，就会按对抗组织安排处理，后果会很严重！我们三姊妹看到母亲那个眼神和严肃的表情，很快就跑出了杨柳中学！我一边跑一边给两个妹妹说，但愿妈妈的自我检讨一下就过关了，好早点回家来！

　　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母亲终于回家了，我们一家人非常高兴。母亲的脸上始终挂着微笑，看到我们三姊妹都是好的，母亲说她在学习班天天牵挂的就是我们三姊妹是不是好的。吃完晚饭，母亲告诉我们一件事，说是我认识的那个叫阙艺立的母亲，在学习班上写的检讨过不了关，因为她没有交代她的父亲也就是阙艺立的外公是国民党中央社的一个编辑，她本人在南京金陵大学读书时参加过三青团的事，最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当天晚上就在学习班的一间教室里自杀了。我们三姊妹听了后都把眼睛睁的大大的，十分的惊愕，我们都暗自庆幸我们母亲好好的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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