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注意到的是这个标题中的“禁下指标”几个字，通过这个标题说明中央发现了地方上的一些弊端。中国政府从文化大革命起就习惯搞运动。要抓贪腐了，上级就给下级下达指标：县一级的抓几个典型、区级、乡级各抓几个，限时必须交出贪官。那些下级干部就抱怨：“没有贪官。抓谁？”所以那些人缘不太好的、老实一点的干部就倒霉了。他们成了“下硬指标”的牺牲品。
“下硬指标”不仅仅是在抓贪腐方面；在升级、调高工资等方面政府也“下硬指标”。大家都有升级资格，一大群人都是同样的条件，可是上级仅仅就给两个指标，有些地方上的同志也许为了得到晋升机会，就打破了头的去争取那两个指标。
在我们老家有一个老县委书记，就敢抵制这种不合理现象：“所有的同志都有晋升资格，仅仅给两个指标怎么够？要么给够指标，要么我们一个指标也不要”。他断然回绝了上级的仅有的两个指标。所以，后来即使这位老县委书记被撤职，县级干部都还念他的好，在这些干部看来他是一位好领导。
这位老县委书记姓刘，刘书记后来被调到地委（还是市委）工作，搬家的时候，新工作地点的同志们看见他们家的家具颇多，疑为贪官，加之有人告状，就开始着手调查他。刘书记是个“有党性”的干部，上级说他有错误他就认为自己有错误；可是刘书记的爱人俞局长性格很倔，受到审讯时她敢反驳、甚至敢狡辩。听说他们夫妻二人同时受审时刘书记打了俞局长一记耳光。
后来听说：俞局长在看守所和监管人员关系不错、相处的颇好，虽在看守所里日子过得还蛮惬意。
后来又听说：俞局长人已经疯了。
还听说：县里的人（以前刘书记的老部下）去看望刘书记，他们家女儿见了老家人就摔椅子、发脾气，她认为是老家人把她父母出卖了。
从听说的这些话来判断：刘书记应该比俞局长先走出看守所吧，不然老家人到他们家看望谁呢？绝不会是看望他们家儿女。夫妻俩犯事，出看守所却有先有后，根据什么呢？上级要的恐怕只是“服从”。
刘书记被免职正好是政府名称更换时期。政府的名称以前叫“革委会”；后来改名叫“政府”；再后来，“政府”和“县委”分家。这期间不断有人的职位上上下下、更替变动。
刘书记的下一任是竞选县长，县里有个姓李的干部得到的选票最多，当上了第一任县长。李县长2、3年之后被降职。本来县长的任期应该是5年。李县长才当了2、3年就像刘书记一样，先是下级干部写了揭发材料告他贪腐。上级马上来人到李县长家察看，看了之后觉得震惊：“一个县长家穷成那样居然还有人告状！”。告状的人又再告：“李县长有生活作风问题，和一个中医院的医生，那医生经常去他家。”于是上级找李县长“谈话”：“有没有这回事？”李县长的爱人患肾衰竭，常年白天黑夜都在家休息，中医院的医生经常去他家是给他爱人看病。
既不贪腐、又没有生活作风问题，怎么办呢？总得有一个理由啊，后来有人说他“文化水平程度不高”，这个理由合适，那时正是“讲文凭”的年代。所以李县长不是被撤职、也不是被免职、而是被降职。
上级从市里派了一个当秘书的人来到县委当书记。那时候正赶上“土地分配制度”实施，农民们因为土地分配不均，闹了起来，这位上级派来的、在市里当过秘书的县委书记、他去安抚农民。可是农民谁认识他？谁知道他是谁？这位新县委书记只好硬着头皮去找被降职的李县长出面做协调工作，这样，一场民变才平息。
其实，新县委书记和被降职的县长的关系一直不是太好，被降职的县长心里有抵触情绪，新县委书记到陌生环境很孤立。至于上级为什么要像走马灯似的更换干部？这是一个迷。
李县长曾经说：“刘书记那人真不错，敢抵制上级的硬指标”。 李县长对刘书记如此大加赞赏，是不是他也和刘书记一样，也抵制过上级派的硬指标，而受到了和刘书记相同的对待，这就不得而知了。
刘书记被调动工作正好是政府的名称变更的时候、调到上面去就有人关注他，质疑他家家具多、是不是贪官、而且马上就有人上告，这中间衔接的也太快了。听说状告刘书记的是一个乡级（还是区级）干部，也不知道告状的人出于何种动机、是不是证据确凿？不过，如果不是什么深仇大恨下级干部何苦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呢，多数原因可能是因为 “政府换届”引起的吧。那时候，听说：谁谁谁的爸爸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造反派；又听说：谁谁谁的爸爸作为“三种人”被清理出局。
政府要搞一次“换届”就必然有人上、也必然有人下。上上下下之间，可能就有人为谋求私利，为培养个人势力而把不该上的上了；把不该下的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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