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什么是贪官？
如果是一个普通职员贪污，什么公司的会计、银行职员贪污了，这些人顶多也就算是个“贪污分子”而不是贪官。贪官的首要条件必须是一个“官”。带“长”字的：省长、市长、县长，或各省市县的部长等长官。起码是个官，贪污之后才能称得上是“贪官”。
在目前中国政府整个“倒贪官”的大运动中，成千上万的见报的贪官里，笔者只知道两个著名的贪官。一个是刘行悌；另一个叫覃晓光。
刘行悌曾经“被贪官”过，但最终以入葬湖南省桃源县千梯山烈士公墓而结局人生。
覃晓光：听说他早年给刘行悌当过秘书。在刘行悌“被贪官”的时候，覃晓光经常到看守所去探望刘行悌夫妇俩。刘行悌夫妇骨灰安葬仪式隆重举行时，覃晓光作为湖南日报报业集团董事长参加了安葬仪式。覃晓光是一个执行力非常强的人（新闻报道中也是这样说的）；而且此人有情有义，如果是别的人见了贪官唯恐避之不及，他却不是这样的人。
刘行悌1949年参加革命。1969年9月调往桃源县工作。在桃源工作的13年中，使桃源的山、水、田、林、路得到了综合治理，为桃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先后受到毛泽东、邓小平、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在桃源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辉煌篇章。
刘行悌在任期间，桃源县城的国营工厂比现在发达，有桃纺、还有同期建厂的桃氮，瓷厂，柴油机厂等，这些工厂现在全都葬身于改革开放的浪潮之中。还有一个国营招待所（桃源延溪宾馆），在小小的桃源县城这些单位都曾经很有名，可现在都没了。
怎么没的呢？
就说“桃源氮肥厂”吧，我的第一份工作就在那儿，在那里参加工作、转正。工作内容是做数据统计，每天把各车间的生产数量汇集起来、做成报表、再打电话汇报一下总数。
那时候，人民公社制度结束了，土地包产到户。之前氮肥厂的产品都是批发卖出，土地被农户承包之后就再没有公家来批量的买产品，有个别农民来买零售的，氮肥厂不卖，说是“没你这个买法”。所以就听见厂里的老员工抱怨：“这氮肥厂的产品堆积如山、卖不出去，可是人家来买了，他还不卖！搞什么鬼！”。
桃源氮肥厂就这样殁了。
另外一个“桃源延溪宾馆”，过去的桃源人应该还记得，那是一处风景绝好的小区，和同样有名的桃源纺织厂的风景一样，是桃源人的曾经的美好印象。延溪宾馆占地面积较大，里面有湖、有假山、有散步的小路、有树郁郁葱葱，学画画的人常到那里去写生。可是后来，桃源延溪宾馆也殁了。
怎么殁的呢？
曾听说过一个关于延溪宾馆的故事，说：服务员每天给房间打扫卫生。以前的中国人都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的特点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到了早上七、八点大家都出门工作了，服务员每天按时打扫卫生，一直都是这样。而且延溪宾馆招待的客人多半都是以公家的名义参加会议、或来办正事的公务人员。
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渐渐的，延溪宾馆有外人来入住。这些外人的作息时间和内地人不同，他们晚上请客、吃饭、送礼，深更半夜回来、白天睡大觉。早上八、九点钟服务员来打扫房间，客人说：“出去！我还在睡觉”。过了两小时，服务员又来打扫房间，客人又说“出去”；又过了两小时，再不搞卫生就到了换班的时间了，不打扫房间等于没完成工作任务，所以服务员又来敲门，这下把那位睡觉的客人惹火了，他“腾”的起床破口大骂起来，之后还到负责人那儿告了一状。从此，延溪宾馆改正了，客人还在睡觉时间服务员不能打扰。
尽管，延溪宾馆不断的更新思路，想与时俱进，好维持生计，但由于不断的亏本，实在无法生存，最终只好把那块地和建筑物卖给了一个华侨，延溪宾馆的人也都树倒猢狲散。
“延溪宾馆”破产之际，桃源县新建起了“花源酒店”。听说，这二十多层的大酒店的经营者竟然是邻近的澧县的一个私人老板，这栋楼建起来之前桃源县最高的楼层只有4层。
花源酒店的一楼有个肯德基商店。有个规律，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肯德基、麦当劳开到哪儿就说明那里有西方的经济侵略，这样的商店居然进入了小小的桃源县，真是无孔不入。
从理论上来讲：“延溪宾馆”原本是不该破产的，政府有大大小小的会议、商务协商、学校招生、学术交流、各种各样的活动，都需要招待所派上用场，何至于没有生意可以做？本来正规的社会团体活动，以前是一定要入住延溪宾馆的。可是，现在的政府官员们的思维是“不干预市场、由市场决定”，是这样的想法导致了人们自由选择入住地点。而政界、商界、企业、学校、各种各样的活动选择到私人开设的花园酒店去开会和住宿又能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政府官员无能、和不作为；同时也说明花园酒店背后的那股势力是多么的强大。
以前，所谓的贪官们在位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欣欣向荣，国有资产的工厂和企业都办的风生水起；与其相比较，形成绝妙讽刺的是，现如今，在位的官员们把延溪宾馆卖了、把自来水厂也卖了；把桃源纺织厂让人承包了；把桃氮，瓷厂，柴油机厂办没了。卖地、卖水、卖国有资产、卖资源，除了“卖”现在的官员什么事情都干不了，还时不时的把 “不干预市场、由市场决定”之类的话常挂嘴边。这些败家子儿啊！国家的东西都被他们卖光了，下一代怎么办？难道是想让人们又回到那一穷二白的旧中国？
什么叫贪官？
“白拿工资、而不作为”的，那叫贪官。卖国家的资源叫“卖国”。旧中国为什么会那么穷？看看现任的这些个“官”就知道原因了。
那些胸怀大志的伟人们都希望按照自己的设想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但每个人对建设国家的设想不一样，所以就难免产生分歧，甚至产生出派别。新中国自从建国之后的派别一直都存在：毛派、周派；文革派、改革派。只要大家有好的愿望，目标是把国家建设好，有这样一个共同的目标，普通老百姓就不会遭殃。老实说，只要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谁当官都与我们小老百姓都没有关系。
可是，有些人当官后，他把国有资产卖了，使小老百姓失去了就业机会；
有些人当官后把土地卖了，小老百姓得到一点钱，整日无事可做、闲的无聊，然后拿着这些钱去赌博；
有些人当官后把矿产卖了，把建设国家的原材料弄没了；
有些人当官后，他把水、把自然资源卖了，小老百姓的儿子们、孙辈们可能今后连水都没的喝，连喝口水都要受到外人的控制。
这样的人当官，如果说“与我们小老百姓没有关系”！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没有关系！
另一个问题是：那些卖地、卖矿、卖资源的官员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是想把国家建设好？是想让人们过上好的生活？还是，只为了让自己当上官？
说来也奇怪，那些不断卖国家资源的官，他们的官位子坐的稳稳的；而那些不愿意把矿产批给投资商的官员（像《人民的名义》中反应的那个贪官），立即就被抓起来，当作“贪官”投进了监狱。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我们的国家脑子出问题了？
也许是，我们的国家真的是“脑子出问题了”。
而 “脑子”就是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家、司法专家。这些人所受的教育有问题。整个世界的教育体系出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这两所学校的教育只对英国有利；对其他的、世界各国的人们却是一种愚弄。
我们来盘点一下：对中国有过影响的、而且在英国有名的？谁呢？以现代诗人、散文家著称的徐志摩，在英国剑桥大学国王学院里有一块石碑，上面用中文刻着他的《再别康桥》的诗句。这位令人恶心的诗人，曾经是林徽因的“太太的客厅”的忠实粉丝；他为著名的胡适、凌叔华家里的文化沙龙摇旗呐喊、擂鼓助阵，活脱就是一个相声里的捧哏的角色。他这个超级马屁精的背后实际上是有政治背景的，不然，英国剑桥大学里怎会有关于他的一块纪念石碑呢？
类似徐志摩、林徽因、胡适、马寅初之类的这些蠢货，经常以学者、专家的身份聚集在一起，用他们从洋人那里学来的观点纵论国事、祸害国家。他们虽不在领导位置；但他们能左右、甚至能控制国家领导人。
这些人受西方式教育，之后回到国内充当洋人的代言人，在学校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年青的中国人。中国的青年仰慕他们、以他们为榜样、崇洋媚外、贬低自我，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成为洋奴。
被奴化的人们，以前有、现在仍然有，而且现在的政府官员的 “市场决定价格、绝不干预市场”的思维方式都是来自洋奴们。任由这种思维方式发展，终有一天，中国将和曾经的苏联一样解体，不光台湾、香港、西藏、新疆，就连湖南、广东、四川、江西等各省，都会宣布独立，从“东南互保”那时候起，就能看出端倪。
最后，中国将被逐个、逐个的吞噬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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