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一年，我才16岁，初中即将毕业。征兵开始后，一天晚上父亲带我到居委会主任家去报名。不想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冤家对头。此人原名叫向洋，建国初期任区长时把乡下老婆离了，娶了一个地主小姐叫杨翠芳，改名为向杨。60年代初，他和我父亲在同一个单位，他是一把手，我父亲是二把手。杨翠芳与我母亲在一个单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母亲因为是转业军人，成了单位群众组织的“头头”，而杨翠芳虽也是革命干部家属，但由于平时常摆官太太架子，被群众组织根据她的成份定为“四类分子”，不但进不了群众组织，还经常受批斗。1968年，她大儿子从插队的农村参军，走前，她带着全副戎装的儿子在街上炫耀了三天，到处扬言：我是“四类分子”，可我儿子参军了。这激怒了单位的群众组织，他们集中到县人武部院子里呼口号。结果她儿子的军装硬是被脱了下来。第二年，她将儿子转到另外一个公社，从那里报名参军。这一次，她不再炫耀，一切都悄悄地进行。然而，还是被发现了。就在新兵临出发时，她儿子从队伍里被叫了出来。但他怎么也不肯再将军装脱下来，跑了。从此，他精神失常了，整天穿着那身军装，目光呆滞地在大街小巷游荡。我母亲因为是单位群众组织的“头头”，毒就全上到了她的身上。杨翠芳事后多次扬言：她儿子以后也要当兵。现在真是冤家路窄，一开始就碰上，我觉得这是不祥之兆。我不符合条件的地方就是年龄差两岁，第二天，我父亲到公安局找人给我年龄改了。
二
报名以后十多天，没什么动静。不久，接到了体检通知。但听说这次体检的主检之一、县医院的马医师是杨翠芳的亲戚，这可有点儿麻烦。此外，我视力也有问题，只有0.8。我到地区医院五官科将视力表最底下两行抄下来记熟，又耽心地区医院的视力表与体检站的视力表不一样。在体检前一天的下午，我到体检站趴在窗户上看了视力表，证实与我已背上的视力表一样以后，才放下心来。
体检那天，县体检站院子里挤满了人。要等到十点钟以后才轮到我们。先进去的不时有人半道被刷下来。忽然人群里一阵嚷嚷：甲种兵，甲种兵出来了！随着吵嚷声，一个人满脸通红地从内科被送了出来。我看是我们学校的彭保家，听说被查出了高血压。就在我要进去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风波。先是我听到身边有一个人在吵嚷什么，没有在意，后来听他说什么“年龄不够”，引起了我的注意。吵嚷的人是南门大桥下爆炒米花的严老头的儿子严二。居委会主任朝他喝道：“你胡说什么，谁年龄不够？”严二说：“向军，商业局大院里的向军。”居委会主任说：“商业局哪有什么向军？”严二一楞，随后反映过来说：“是贺军，商业局的贺军。”我一听知道了，是向杨家里请他来闹的，他记不清，把姓搞错了。居委会主任将严二喊到一边。刚好此时轮到我们进去了，我就赶紧进了体检站。
三
体检第一道关就是测视力。我虽然辨不清最后两行那些符号的方向，但能够模糊地看出那些符号排列在第几个。这就好办了，我已经背得烂熟，双眼都是1.5顺利通过。接下来各科检查都很顺利，最后到了主检。刚才在外面，那个马医师从我们旁边走过时，我仿佛觉得他看了我一眼，心里一阵紧张，但我想他不认识我，肯定是我心虚。早上出来的时候，父母亲要我放灵活一点，不让马医师给我检查。我进了主检室，马医师正在检查别的人，一位部队的军医招呼我躺在一张床上。此时，那个马医师又掉头看了我一眼。主检很快也结束了，一切顺利。但就在检查结束时，又出了一个小波折。那位军医朝我眼睛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将我拍拍叫我起来，站在房间一端的墙边，指着对面墙上的一张毛主席像说：“将左边的字念一下。”像两边的字我看不清，但那是一张当时风靡全国的毛主席的全身像，两边是林彪的两句著名题辞：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而且，林彪的字很有特色，那个“大”字一撇很长，依稀可辨。我就念道：“大海航行靠舵手。”那军医听了不置可否，又指着右边的字叫我念。我想，既然左边是“大海航行靠舵手”，那么右边是什么还要说吗？我毫不犹豫地念了出来。那军医仍然狐疑地看了看我，然后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好了。出来以后，我很不放心。此时我母亲来了，她请人进去看了我的体检表，说主检栏内盖着“合普”两个字。
四
体检以后就进入政审程序。政审不会有什么问题：父母都是转业军人，都是三代贫农雇农，亲戚之中连一个中农以上成份都没有。此时，学校已经放寒假，那一年，中小学都改为寒假毕业，我已经初中毕业了。在家闲着无事，就天天到街道办事处等候消息。我们问办事处那个负责征兵的干事：如果大家政审都合格录取谁呢？那个干事答非所问地说：当然不可能全录取。那究竟录取谁？我们非常想知道。干事搔搔头，忽然急中生智说：那就看长得怎样。解放军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说到这里，他指着我和我们学校的邵勤说：如果我是带兵的，我就要他们两人。我心里一阵高兴。随后干事又指着旁边一个小脸小个子，长得像横路竟二的人说，像他这样我就不要。那人叫顾明中，家住城东油米厂，他后来成了我一个连的战友，我们现在还有来往。但立刻就有人对他的说法提出质疑：那就不突出政治了吗？那干事一楞，随即点点头同意：对！当然首先比政治条件。比如说，雇农和贫农虽然都符合条件，但雇农就要比贫农好。这时我连忙问：如果父母都是转业军人呢？干事说：那当然更好，根红苗壮嘛！
在焦急的等待中，一天，我在路上遇到我们学校上一届毕业的王长松，他说他抽在征兵办公室抄名单，录取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在6761部队。我欣喜万分。但随后又开始耽心：王长松和向杨住一个院子，向杨家里知道了会善罢干休吗？
终于，明天上午10点钟宣布新兵录取命令。越是临近时间越过得慢。在焦急不安中度过了一夜。然而，到了上午又说情况有变，改为下午4点钟宣布。下午，我们都集中在街道办事处院子里。人武部的陆参谋来了。他要我们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服从部队的挑选，随后开始宣读命令。随着他的宣读，人群里不时发出一阵阵欢呼声。我听到了邵勤的名字，在6761部队，以为马上就要到我了。但一直到6761部队宣读完也没有我。再往下是海军、坦克兵和特种兵。我是“合普”，不可能被这些兵种录取。我开始感到不安。终于，命令宣读完毕，那些被录取的人欢呼雀跃地走了，未被录取的人围住陆参谋，陆参谋耐心地说服他们，要他们明年再争取。此时，我只觉得头脑中一片空白，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意念突显了出来：完了，我未能当上兵。我不知所措，毫无办法，本能的反映就是赶快回家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
五
晚上，父亲从县人武部回来。我未被录取的原因还是年龄问题。变化是在今天上午发生的。就在命令宣布之前，有人到征兵办公室反映，为此，征兵办推迟了宣布命令的时间。在我们这个小城里，我父母当时都还是有一些影响的人物，如果这个变化发生在几天前，或许还有挽回的可能。但现在命令已经宣布，一切都成定局。或许举报的人正是这样处心积虑安排的吧。
12月中旬，新兵开始出发了，大街小巷响彻着欢送的锣鼓、鞭炮声。12月底，随着最后一批新兵的离开，小城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我的心也渐渐平静下来，准备春节以后到农村插队，那里也是我当时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然而，1971年元旦刚过，又来了几个带兵的人，要在我们县再征170个新兵。这个消息是我父亲单位的军代表说的，他叫我父亲，这次不到居委会报名，也不让学校知道，直接到人武部填表。他又到人武部给我打了招呼，人武部几个参谋、干事说，年龄问题只要没人举报就没问题。
一切在悄悄中进行。元月4日发通知书。那天，我在父亲单位等到10多钟也没有消息。军代表就到人武部去看看，父亲叫我先回家。直到下午一点多钟，父亲才回家。我看到他脸色阴沉，感到不妙。他说：又被取消了，向杨和杨翠芳又去反映了。这真是一报还一报，向杨的儿子两次穿上军装两次被脱下来，我两次被录取又两次被取消。
下午，我父亲给军分区徐政委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是1941年参加八路军的，到1955年转业在部队15年。参加过孟良箇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九死一生，打下江山。现在儿子当兵竟这样难……言辞甚为感慨，徐政委受了感动，亲自打电话给县人武部王政委，叫将我录取。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惊喜异常。这是元月5日的事，然而直到6日中午，通知书还是没有到。原来又发生了新的问题，而且这次是政治问题。举报信接二连三地送到人武部，说我父亲是个逃兵。我父亲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从山东回乡探亲，回部队时山东军区的部队已奉命调往东北，他和部队失去了联系。然后又在家乡重新参军，重新入党。这一节组织上早有结论，但调查此问题拖延了给我发通知书的时间；不过问题总算是搞清楚了。然而，就在将要给我发录取通知的时候，向杨又写了一封更为棘手的人民来信，说我姑父是1950年镇压反革命时被镇压的。此时已是元月6日下午，新兵明天一早就要出发，到我姑父的家乡去调查已经根本来不及，人武部几个参谋、干事也都表示爱莫能助。
这一次，看来真的没有希望了。元月6日下午，天气寒冷，我百无聊赖，到浴室去洗澡。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浴室里一个师傅来叫我，说我父亲在外面等我。我想，难道还能发生奇迹？但感觉上似乎是真的发生了奇迹。我急忙上来。父亲说：快跟我去人武部，录取了。我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急忙穿好衣服，糊里糊涂地跟父亲到人武部。原来，下午，我父亲跟军代表无意中谈到，他的外甥——也就是我姑父的儿子，现在沈阳军区当兵，是党员，最近又提了干部，他父亲怎么可能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军代表连忙问：你有什么东西能证明吗？我父亲说：他提干时给我写过一封信。军代表说：你赶快去拿来。我父亲把信拿到人武部。人武部政委、部长看了说：行！我们难道不相信老大哥部队的党组织吗？他们正在和苏修打仗。政历有问题的人，会让他在那里吗？
就这样，我终于穿上了军装，走进绿色军营，开始了我一生至死不悔的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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