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

　　复课闹革命虽然提出了，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因为中学生的课本缺乏，所以只有老师手里有一本学校安排的上个班级的老师使用过的教科书。而且老师在课堂上讲学都心有余悸，怕讲错话惹得批斗，哪些课文可以讲哪些课文不能够讲又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实际上都没有老师真正的上课。好在没有过多久寒假又到了，学校宣布学生全部都要离开学校。然而却仍然有很多中学生留在学校闹革命。姑姑她们老师说是又要开始去集中学习，我则回到母亲身边，回到杨柳小学校。母亲她们学校虽然没有集中到其他地方学习，但是也是天天都在学校里开会，说是要认真改造思想。为了不影响母亲参加学习，开始母亲喊我和妹妹到她的一个学生阙反修——-原来叫阙富贵，文化大革命开始破四旧立四新时，学校里掀起了一阵改名字的风潮，凡是名字上带有什么富贵、仁义、长命、福多、珍霞、贞洁、淑兰等等之类具有封建色彩的，都会自觉和要求改为具有鲜明的革命象征的名字。阙反修的名字就是阙富贵的父母没有文化要求我母亲帮忙取个名字）农村家里去，可是学校有人说那是变相在剥削贫下中农。所以母亲后来决定把我和妹妹送到舅舅家————煎茶公社建设大队六生产队。我和妹妹一起到了舅舅家，我的两个舅舅非常高兴地接收了我们三姊妹。过了不久，我在舅舅家也体会到了文化大革命给农村带来的影响。我的两个舅舅一个有三十岁多一点，一个只有接近二十岁。原来我那个小舅舅由生产队安排为生产队养了一头牛，以前我们到舅舅家过年的时候，我最喜欢给我那个小舅舅一起去放牛。因为我们骑在牛背上看着牛慢悠悠地吃着草，山坡灌丛和草地牛把我和小舅舅驮着，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就过去了，同时牛背上又非常暖和。但是这次到舅舅家，原来栓牛的那间小草屋地方已经没有任何养牛的痕迹了。我问舅舅养的牛到哪里去了？大舅舅没有回答我的话转身离开了，小舅舅过了一会儿才告诉我说由于舅舅家的成分不好，生产队的造反派说把集体的耕牛让成分不好的人喂养，万一这些人搞破坏，把生产队的耕牛毒死了怎么办？所以决定不让舅舅他们那样的人养牛。我听了小舅舅的话心里全都是失望透顶的想法。我想，从我懂事时就知道小舅舅在养牛，那么久都没有发生过什么差错，怎么突然就觉得我小舅舅他们会有毒死牛的意思了呢？！我问舅舅，而我的两个舅舅给我的只是苦笑而已。其实，还在我只有五、六岁的时候，母亲就告诉过我，说我外公解放前是一个小学的校长，在外公当校长的时候，他们学校有个叫苏世沛的老师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国民党派人来抓那个地下共产党员的时候，我外公提前告诉了他的消息，然后那个地下共产党员就成功脱离了危险。解放后，那个地下共产党员还专门到当地的党组织作了情况说明。可是这些都没有发生任何作用，不能让我的小舅舅养生产队的牛，使得我的两个舅舅非常的伤心和委屈，为了把生产队的牛养好，我的大舅舅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去看看牛是不是好的，他看牛的身体状况是不是好的主要是查看牛的鼻子上是不是湿润的，如果是湿润的而且还冒出像露珠一样的水，我大舅舅就说这是牛的天河水好的反应，牛的身体状况一定是很好的，睡觉也很踏实。我感到除了这件事反映出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状况外，还有一件事就是舅舅他们生产队有一个读了仁寿高中毕业后，本来可以考大学的魏明能，开始由于放暑假在生产队干活时，看到不少的人站在地里只顾与他人摆龙门阵，就说了一句：“如果是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实现了，干活就没有人摆龙门阵了！”的话，结果就取消了他考大学的资格。他的同班同学有的上了大学，运动初期还组织学校的红卫兵把那个魏明能楸到煎茶街上去斗了几天，放回来时人都瘦了几十斤，走路都打偏偏了。还有那个脚上有残疾的谢老幺，绰号垫脚王，跑到街上去参加一个批斗会，跳到站在几个被批斗的公社干部面前声泪俱下哭诉说自己快四十岁了还没有娶到老婆，都是因为走资派造成的。再就是舅舅他们生产队的一个老贫农谢集泰在一次生产队召开的声讨刘少奇的大会上，按照大队造反派头头要求他通过忆苦思甜对比，说明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让广大的贫下中农吃二茬苦受二遍罪，谁知道那个谢集泰大爷说着说着就诉起了58、59、60年三年粮食关自己一家人如何如何困难和得了水肿病的事，最后被主持会议的造反派头头连推带骂地赶出了大会。后来那个谢大爷见了人还在说他讲的都是实话，没有半点虚假和造谣的话。尽管谢集泰大爷家里解放前的的确确是一个雇农家庭，但是从此以后再也没在台子上去参加忆苦思甜对比大会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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