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因为是老同学,少了许多客套,娄仲峰叫下属给每位客人沏了一杯茶,就直接进入话题。
卢子欣叫老婆把合同、学校的竞聘文件都交到娄仲峰手上,说“娄仲峰,事情是这样,这是个我与学校签订的聘任合同,时间还只刚过一年,你看看,是不是双方还有法律的约束力?”
娄仲峰一页一页地看下去,看到某一条款,停下来,用手指在条款上顿了三下,说:“老卢,你最近没有犯大错大罪,被取消教师资格吧?”卢子欣说,“没有啊,怎么可能呢。”娄仲峰笑起来,说,“看你这个人,也还健康,没有寿终正寝,还好好地坐在我的面前。可见,合同的这一条,明确地写明,你与学校签订的是终身服务合同,有效期直到你退休。”陈淑君睁大眼睛看着娄仲峰,对他的话,似乎不是很明白,娄仲峰就补充说:“你家老公,只要不遇突发事故——这突发事故主要指两点,一是他在合同有效期内,犯错犯罪,被开除了教职,这合同自动失效;二是在合同有效期内,老卢突然丧失了工作能力,说白了,就是意外死亡,合同失效。现在,两点都没问题,合同当然有效。”
陈淑君说,“那么可以这样说,如果对方单方面地撕毁合同,我们与它打官司,一定不会输了?”
娄仲峰说;“如果现在的法律还存在,法律仍是我们的行为准则,那么可以说,是的,没有输的理由。”
卢子欣沉思了一刻,说:“仲峰,如果有一天,我有需要,你可以为我代理,提起诉讼吗?”
娄仲峰看着卢子欣的脸,“你把话说明白点。”
卢子欣把自己最近的遭遇说了一遍,末了问:“我为这件事起诉,合情合理合法,有胜诉的可能吧?”
娄仲峰说,“单从法的角度去梳理,你手中有这样一个合同,情理法都在你这边。但你的事,不仅仅是合同纠纷,与当前的教育改革联系在一起,问题就复杂多了。”
卢子欣说,“你给句实话,这个案件,你能不能接?”娄仲峰迟疑了一会,说,“我可以给你提建议,提供案件投诉的注意要点、关键点,诉讼状的书写方法,等等,尽我所能帮助你,但我不能做你的代理人。如果你真的要提起诉讼,我可以推荐好的律师。”卢子欣不明白,问:“为什么不是你本人,而要推荐别人来代理?”娄仲峰苦笑一声说,“老卢,不是我推托,是我有不便。你的案件不只是与学校对簿公堂,还牵涉到县教育局、县政府——你刚才不是说,这次教育改革,是县政府牵头的吗?因此,我不能为你打官司,我是县政府的法律顾问,不好意思,老卢。”
卢子欣一时无语,不知如何说话。娄仲峰又开口说:“你这个是典型的劳动纠纷,不忙于直接打官司,可以先提交仲裁部门仲裁。”
白恒插问了一句,“我如果觉得在本地仲裁或诉讼不合适,可以到上一级法院提出诉讼吗?”
娄仲峰说,“那不可以的,根据现有的法律程序,是不允许越级起诉的。”
陈淑君听了,很丧气,声音大了起来,“在本地县里仲裁有什么意义?现在多的是权大于法的实例,仲裁部门不可能帮我家老卢而不帮县政府说话。”
白恒站了起来,说:“我懂了,谢谢娄律师的指点。老卢,我们走吧。”
卢子欣咕哝了一句,“看来,我的事有没希望了。”白恒说,“不要这样说丧气话,公正、公平、正义毕竟在这个社会还存在着,我们回去再说。”
已经是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廖海超下班回来,见老师家没人,就打电话给卢子欣,得知他们正从律师事务所出来,就说,“晚饭就在你家楼下的快餐店吃点算了,我在店里等你们。”
今天的晚餐,卢子欣夫妇好没心绪,连叽叽喳喳像麻雀的陈淑君,也沉默着。白恒和海超都力图将空气搞活跃一些,但得不到他们夫妇的响应,双簧演成单簧,双口相声,变成了单口相声,那往常聚会常有的热闹,多少受到了影响,尽管海超还搞了点小酒,但碰起杯来,没有热气,酒喝进嘴里,就少了浓郁的香味。
白恒一边向卢子欣劝酒,一边,鼓劲说:“老卢,不要像打败官兵似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你可不能先躺倒下来哦。”
卢子欣说,“老白,我真的想自认晦气了,在中国,要纠正一件错事,是万分困难的。”
海超说,“卢老师,我们现在不仅仅是争对错,而在争口气,争做人的尊严,正常的调动,即使调到城外,调到山区学校,都可以理解,像你这样,不要说你本人,就是师娘,你的亲朋好友,都觉得太憋屈。”
白恒说,“对,就是这个理,你争了,让人知道,你自己首先不承认这个屈辱的结果,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也算对得起自己,别人才会尊重你的人格尊严。”
陈淑君更是全力赞同他俩的话,“这一定要争,不争,还算个人?今后在世上,头也伸不出去了。那个马松来校长承认合同有效,说明他内心也是虚的,我得他的弱点,与他斗一斗。”
白恒说,“既然理在你一边,我们就要有理又有节地向校方施加点压力。”
陈淑君说,“对,我会天天去吵,不让他安宁。”
海超说,“只是吵,也不是办法,效果未必会好。刚才白老师说的,即使争,也要‘有理又有节’,这很重要,我们要让他们领导明白,我们也支持改革,但任何改革,总有欠缺的地方,需要完善,不能让真正优秀者,在改革中落泪,想这次民主投票的权重比例上,不够合理,因此,优秀如卢老师这样的老师落聘,无论如何是不妥当的,我们的诉求,一定要有重点,你们说,是不是?”
白恒说,“海超说得很中肯,我们不但要讲究策略,靠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去争,而且要抓紧求得解决,否则,时间一久,唯存的合同这个有利因素,他们也总能找出应对你的说辞。要是能借助外力,比如,有媒体介入相帮,事情就好办多了。”
海超说,“卢老师,听你说起过,说有学生在省报当记者,叫他来帮忙,可能会有效果。你与他们还有联系吗?”
卢子欣说,“学生倒确实有,是长青中学时的学生,一个在省报做记者,另一个在省电视台做编辑,联系还比较密切。”
白恒说,“那你赶紧与他们联系,如果他能肯来,效果一定立竿见影,县里听说省媒体来采访此事,矢头都吓出了。”
海超说:“不过,你的学生记者不一定肯来,如来,这边县里肯定是大压力,记者这边也有压力,现在正是G20峰会前夕,所有可能影响安定的敏感事,各级各单位,都抓得十分紧,我们不能不想到他们自身的难处。”
对此事,卢子欣似乎充满自信,说,“你们放心,这个事,我如果开口,他们一定会帮的,那记者原来是我班的班长。”
白恒说,“海超的担心,很有道理,这个时候,媒体肯定比别的单位抓得更紧。不过,你可以这样对他们说,他们到我们县里来,不说来采访你遭遇的不公,而是来采访我县的教育改革——不是说,我县竞聘上岗的改革,是全省的试点吗,他们是为改革来唱赞歌,宣传正能量的。”
“只要记者来了,对教育局的压力就存在,就有利于卢老师问题的解决。”海超的话刚说完,卢子欣就拿出电话,与省城的学生通起电话来。
事情似乎很顺利,卢子欣与那个记者学生先联系的,记者学生听了卢子欣的遭遇,很是同情,说这事没问题,为老师排忧解难,他责无旁贷,过些时候,他与省电视台的同学商量一下,确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海超说,“这个事,你不要过于乐观。采访的事,他们不能擅自行动,一定要征得领导同意,才可上路。”
卢子欣说,“那又怎么样?”
海超说,“他们个人的意愿,并不一定能成他们的行动。在这个敏感时期,领导可能不会同意他们前来冒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这个险。看明天,如果你的学生主动打电话给你,告诉你成行的具体日期,那大事成了,如果再没音讯,那可以肯定,事情黄了。”
陈淑君说,“我看,还是直接去省里上访好了,这样更快,说不定效果更好。”
白恒点头说,“上访也是一条路,但同同媒体更好更爽,可以通过别人的手,解决自己的事。”海超说:“对,我们还是等一下,看看卢老师的学生明天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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