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新资料（九十六）

　　　　　　　　　　　　　　——摘自2016年第二期《炎黄春秋》

　　　　　　　　　　　　俄罗斯解密档案里的“人民公社”

在《苏斯洛夫致苏共中央主席团：呈送苏联党政代表团访华报告》（1959年12月18日）里，也提到了办人民公社：

1958年中期，在中国兴起了建立“人民公社”运动。......地方人民政权机关被取消，其职能转交人民公社管理部门......值得注意的是，不仅在农村，在一段时间里许多城市也建起了人民公社。　

在人民公社里，农民的全部财产，包括房舍、家禽和家什都实行了公有化。按劳分配被平均实物供给所取代。用强制的办法实行公共食堂制。　

所有这些实验，不是在一些个别地区，而是在一个拥有5亿人口的大国的全部国土上进行的。于是我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觉得中国的同志们试图建立一种崭新的农村组织形式以超越社会主义这个很长的历史发展阶段，试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在落后的中国农村，在极其简陋的基础上建立共产主义。（第九卷，第66页）

　　－－朱正：俄罗斯解密档案里的“大跃进”，《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13页

　　　　　　　信阳地区饿死了一百多万人后，吴芝圃仍然对抗中央　

（1960年）当时，整个信阳地区死亡人数为100多万人，在全国高居榜首。......

就在中南局准备“揭盖子”的前夕，吴芝圃抢先下手，于11月初派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到信阳兼任地委第一书记。戴苏理上任后，于12月22日以信阳地委的名义向省委、中南局和中央写了《关于整风整社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认为：“信阳事件的性质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是内部肃反、社会镇反不彻底，是敌人利用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打着我们的招牌，进行大规模的最残酷的连续半年之久的阶级报复”。“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的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报告称：信阳地区16个县市，除一个是“二类”外，“其余15个县市都是三类，已经完全烂掉或者基本上烂掉，敌人篡夺了领导权”。同时，又提出了要像土地改革一样大搞整风运动，进行民主革命补课，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撇开原有组织，“建立与健全‘司令部’”，“改组和健全‘参谋部’”全面彻底夺取领导权。对于原有组织中的干部，要根据情节，分别采取集中整风、整训及停职反省撤职查办、管教反省、逮捕法办等办法处理。（《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这样，明明是共产风造成的灾难，被说成反革命复辟。这份报告于1961年1月1日以“中发4号文件”转发全党，在全国掀起连锁反应，在全国开“民主革命补课”的先例。信阳地委就以中央批示为尚方宝剑，对全地区的广大干部大施惩戒，逮捕了大批县、社、队干部。20个县的第一书记，逮捕8人，撤换查办、管教反省7人，停职反省4人，继续工作仅1人。全地区被开除出党和锒铛入狱的干部高达1000多人。随后，开展了“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仅据中南局的统计：“民主革命补课，河南处分了23万人，而同期湖南则处分了21000人”。（张素华著《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　

面对省委的高压，一些基层干部只得选择以死抗争。唐河县县委书记毕可旦被逼得走投无路，于1960年11月22日凌晨，夫妇两人带领4个孩子排队投井。信阳地区的某村有23名老党员，饿死了20名，剩下的3个人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血书，请求赶快救救他们和群众。血书到了省委秘书长戴苏理手中，被他扣压，他还要严肃查处“肇事者”。陶铸后来得知此事，震怒不已。戴苏理还借调部队，集中关押了信阳地区的20万名农村基层干部，对他们进行“特殊训练”。据信阳专署专员张树藩回忆：抓了那么多基层干部，一路上“用绳子将他们一串串拴起来，武装押送”。说基层出了坏人了，开上汽车、拖拉机到下面抓基层干部，大热天粮仓是空的，把人抓了关到粮仓里，还死了不少干部。（王庭栋回忆《河南省反‘潘、杨、王’事件》，张林南整理）　　　

　　－－千正旺：信阳事件与中南局第一次会议，《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16页

　　　　　　　　1982年的一号文件结束了对“包产到户”的争论

198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结束了”包产到”3年，其实是30年的争论，使农业的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制度。

“包产到户”是影响到8亿农民，关系到国之根本的重大政策变革。当年毛批判“包产到户”，打击了一大批干部。1980年代重新推行，没整一个人，没搞任何政治运动，从解决人民的疾苦出发，以事实说话，不问政治立场如何，不讲理论是否正确，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让大多数干部从反对变为诚服，使中国共产党人朴素地回到唯物主义，也给后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极大信心。它的意义，怎么说都不过分。　　　　

“包产到户”的成功，得力于邓小平的坚定支持，得力于万里的中流砥柱，得力于胡耀邦的高屋建瓴，也得力于赵紫阳贯穿始终的实事求是精神。

　　－－李湘鲁：回忆一位站在改革前沿的长者，《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20页

　　　　　　　　赵紫阳“简直就是一个大牌经济学教授”

1989年，美国金融家索罗斯访问中国，赵接见他。原准备是一个小时，结果谈了两个半钟头。我（李湘鲁）因为曾负责索罗斯资助的“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的工作，和他相熟。会见后，索找我聊天，感慨异常，说他见过苏联、东欧几乎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赵对经济问题的见解，无人可比；在他眼中，赵简直就是一个大牌经济学教授。据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见过赵后，也有同样的慨叹。

给赵汇报是一件难事。正式会议还好，比较留面子；形式越随便，提问越尖锐，只不过答不出来，也不指责。他喜欢在争辩中理清自己。假如在心中已有了一个思路，他往往会立足于对立意见，对自己的思路提出种种诘难，看起来是反问别人，其实是反问自己，你把他问倒了，他从善如流，绝不先入为主。开赵的讨论会，真有点像美国大学的研讨课。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他的文章《三次近距离与赵紫阳接触》中讲，他当年随赵外出考察，参加赵主持的调研会，对赵的风格有相当生动、准确的观察：“我很快发现，赵越感兴趣的地方，反问就越多，这与我后来遇到的好教授的风格很一致：你讲的东西他不感兴趣，他才不来问你。另外，反问不一定意味着不同意，而是有意要激你一下，看能不能把你想过、但没有清楚说出来的意思挤榨（squeeze）出来。”除了挤榨，还要求你深思熟虑，论据充分，立论坚定，否则经不起这样的反问。　　　

　　　　　　　　　　　　　　　　　　　　　同上，20,21页

　　　　　　　　　　　认为现在不如文革期间的都是哪些人？

有些人不是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思路去积极解决矛盾，而是向后看，甚至认为现在还不如文革期间，持这种看法的，有的是文革运动的既得利益者，有的是在文革中没有直接感受到切肤之痛的少数人，有的是缺乏相应的社会知识、不懂理性分析事物的人，也有的是长期受“左”倾思想灌输而不醒悟的人。之所以会造成这些糊涂认识，主要还是没有认真总结当代的历史教训，至今为止，研究当代的历史还有许多禁区，导致人们认识历史教训有盲点。如果我们不能以史为鉴，以人为镜，正视过去的错误，还沾沾自喜于取得的一点成绩，我们将无法实现强国梦。 

“今不如昔”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知道，文革时的“平均”是牺牲发展和束缚生产力的“平均”，并非我们追求的平等；文革时的“道德”，是政治高压和完全否定个人自由从而破坏社会稳定的“道德”，并非现代文明和道德；文革时的“廉洁”，是计划经济加专制政治下的“廉洁”，并非法治社会的常态，而这些年的腐败是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加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必然现象。文革把中国经济推到崩溃的边缘绝不是偶然的，在全球经济、社会、文化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永远在低水平上徘徊。　

　－－李锐：重温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二30－31页　

　　　　　　　　不少国际领袖都曾代表他们的国家向受害者道歉过

1995年7月，雅克·希拉克为法国人在德国占领期间迫害犹太人道歉；1993年，叶利欽正式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4月、1996年8月及1997年9月，南非总统德克勒数次为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7年10月，挪威国王为挪威对闪族少数族裔的压迫道歉；1997年5月，托尼·布莱尔为英国政府对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表示歉意。上世纪末在澳大利亚，是否应当为“遭盗窃的一代”土蓍民道歉，更是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　

　　－－徐贲：道歉：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部分，《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31页

　　　　　　　　　　　人类社会存在着一种“正义的恶”　

刘世凯先生2012年在文章中引用外国思想家卡夫卡的话说，人类有三种恶，一种为自然恶，一种为习惯恶，一种为正义的恶。其中最大的莫过于第三种——其在“正义旗帜”的掩盖下，对人性做出苛刻的要求，让人于不自觉中放弃自身善良的初衷，而委身于空洞的价值幻想，此所谓“以理杀人”。特别是文革中，革命积极分子残酷无情地斗争、摧残他人，包括以告密害人，都是在“誓死捍卫”“正义的旗帜”之下进行的。所以，斗争方式越来越残忍，告密也越来越普遍，越来越深入到个人私密的空间。从告密一般人到告密同事，告密朋友，告密师长，到告密配偶，告密父母。　　

－－谈士屺：政治生态与告密，《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36页

　　　　　　　　　　　害人以自保——文革中的告密

文革中告密呈普遍性，大部分是被“革命思想”洗脑后陷入近乎癫狂状态之下所为。还有两种另类告密，即“立功赎罪”告密、“卧底”告密。“立功赎罪”型，即某些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人，家庭成分不好的人，总感觉处于被告密的危险中，也有平时暗记他人的言论，以备运动中主动出击告密他人的。此举除能力之外，更在于能以先下手为强的方式，避去自身的祸殃。还有更恶劣者，能运用积极革命的方法，使心计诱使同在难中的他人讲话而后告密。　　

那时喜欢告密的人很多，前面说过，他们主要在于邀功，也还在于免祸。须知明明听到“反动言论”不告密不揭发也是有罪的，即丧失无产阶级立场。那时代，任何人对任何事，最好都不要有自我独立的看法，即使有，也绝对不可轻易讲出口。总之，政治生态严重扭曲了我们民族的精神面貌，人性中的恶，空前地膨胀起来；善，降到了从未有过的低点。　

　　　　　　　　　　　　　　　　　　　　　　　　　同上，37、38页　　

　　　　康生建议把“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改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一次教研室会议上，朱光潜教授就用颤巍巍的声音，“惶惶然”向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最近，《人民日报》社论将“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一提法，改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为什么？这两种提法有什么差别？　

朱先生早已离去了，但提出这一重量级问题的声音还回响在耳边。今天，大潮退去，我们终于明白了这一提法变化的原委和由来。

近年，看到师东兵先生对于曹轶欧的采访，从这位康生夫人的口中，透露出了有关这一提法变化的最高机密，......　　　

采访者说：

我要她再谈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文革中的立场和态度，她闭着眼睛想了一会儿，才说：“很明显，当毛泽东决定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初的提法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后来康生向毛泽东建议：‘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种提法，概念不明确。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有很大的差别，不如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容易解释，也容易被理解。’毛泽东接受了康生的建议，所以后来就改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列宁的思想中，并不刻意区分无产阶级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差别。

正是上述这些原因，20年代末期以后，在苏联思想文化界的学术语言体系中，大体就用“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等，取代了以“无产阶级”冠首的文化、文学和“文化革命”之类的术语。所以，在苏联，有过一个从“无产阶级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演进、发展的过程。

然而在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却发生了一个恰恰相反的过程：由“社会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向“无产阶级文化”和“无产阶级文化革命”演变的过程。这实质上是一个向后看，是一个倒退的过程。
　　《大动乱的年代》是一部研究中国文革的专著，该书指出：文革“本质是保守的、落后的、倒退的，确实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潮流的抵抗，而它的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却是异常激烈的”。这一论断，把文革思潮的特征深刻地揭示了出来：它既是极“左”的，主张异常激进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又是保守的、倒退的。就其提出者要求与“一切传统”相决裂，要求其纯而又纯的“纯洁性”而言，他们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概念，的确同苏联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化派”一脉相承。　　　

应该说，曹轶欧给我们提供的这一史实十分珍贵，它回答了朱光潜先生在文革发动之初在心绪“惶惶然”中，所提出的一个很有思想深度的问题，也解答了我国学术界长期存在的一个谜题——究竟谁是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思潮和中国“左”倾思潮的中介者。经过半个世纪的潮起潮落，山山水水终于显现了出来，可以说，文革的这一真相，现在终于大白了。　

　　－－马龙闪：从朱光潜的一个发问说起，《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51－52、53、54、55页

　　　　　　　经历过运动的人为什么在“交心”运动中还上当说实话？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从1957年5月至1958年4月的“整风”运动中，南阳已经打了14807个“右派”或“中右”分子，另加4272个“反社会主义分子”，两项相加，占当时48177个公职人员的32·8%；1958年5月到9月的“交心活动”中，1870名教师因交出自己的所谓的“黑心”而被划为右派。按说，不管什么运动，都不应该敞开心扉，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人“交心”?笔者认为，从根本上说还是“良知驱动”，是“批彭”运动不得人心和“三面红旗”、“吃食堂”、“大办钢铁”等违背客观规律的错误做法，终使最了解实情的基层干部们在会上直言不讳，发泄了出来。当年他们说实话，成了“反党分子”。今天，我们把他们“反党言论”的碎片归纳起来，可以勾画出“大跃进”年代南阳县以至整个河南省农村实况的原始画面。　　

　　－－赵宗礼：南阳县“交心”活动纪事，《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57页

　　　　　　　　　　　　　　　胡适谈民主与极权

早在1949年底，胡适便参加了《自由中国》杂志的创办工作，并任发行人。胡适在创刊号上发表的《民主与极权的冲突》一文中指出，民主生活的本质“是个人主义的”，民主传统“是由一般爱好自由的个人主义者所手创的。这些人重视自由，胜过他们的日用饮食，酷爱真理，宁愿牺牲他们的性命”。与此相反，极权主义“根本不容许差异的存在或个人的自由发展。它永远在设法使全体人民，适合于一个划一的范围之内。对于政治信仰、宗教信仰、学术生活，以及经济组织等无一不是如此”。该刊的创刊宗旨说是“宣传自由民主，用以对抗共产党一党专政的极权政治”，但不久实际就必然把重点转向对自己“当下”的生存环境——台湾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分析和批判，发表了主要负责人雷震的一系列严厉批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文章。　　　　　　　　　　　

　　－－雷颐：胡适三劝蒋介石，《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67页

　　　　国、共两党都不喜欢胡适，反映了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困境和悲剧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1949年必须在国、共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胡适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国民党，但他的政治思想却并不为国民党所容，反屡被指为“匪谍”、“共党帮凶”、“阴谋毒辣”、“狂妄荒谬”、“愚劣成性”、“无耻政客”、“卑劣之政客”、“对革命自必始终主张敌对与破坏之地位”、“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相映成趣的是，海峡此岸作为对整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选择了共产党）进行思想改造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批判胡适反动思想运动”更是轰轰烈烈。胡适被指为“一支狗，套着美国项圈的走狗”！“胡适今天虽然逃亡到他主子的巢穴里，但仍然如一支恶犬一样发出丧尽廉耻的狂吠”。“战犯胡适及其一派，乃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新军阀的御用学者、反共论客......胡适派这班‘学者’就装扮成为‘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等等。总之，他们只能或“彼”或“此”，但却又都不被“彼”“此”所容：选“彼”者反被指是“此”的“帮凶”，选“此”者又被指是“彼”的“走狗”。这，便是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者的困境和悲剧。　　　　　　　　　　
　　　　　　　　　　　　　　　　　　　　　　　同上，72页

　　“阶级”由经济概念、政治分类发展到族群，人为地制造了社会分裂

列宁的定义，阶级原是经济概念，它的划分是为了明确社会的经济关系，但我们事实上是以此区别敌我友，明确要打倒、要专政的对象，便于作阶级动员，发动劳动群众，划分阶级的实质是人群的政治分类。　　

财产（财富）还包括生活资料，以此为划分标准，显然比列宁说的“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已经扩大化，然而，更不科学的是把私人占有的社会财产定为决定政治态度的绝对标准，有钱就坏，越富越反动，越穷越革命，这不合社会实际和历史发展的逻辑。

列宁在阶级定义中说明对生产资料的关系，即人们财产的占有关系，这大部分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而在具体的划分上，却完全否定了这些明文规定。在中国，即使解放前法律不健全，一般还有契约，产权关系还是明确的，划入某个阶级的应当是财产法人，然而却把家庭家族所有成员都划进去，而且延续到子孙后代。如此阶级又由政治集团变异为族群，远离了财产与劳动的尺度，以血统为标准，也脱离了特定的生产社会结构，从经济基础提升到上层建筑提高到意识形态，成为了特定的群体歧视，人为制造社会分裂。　　

　－－高伟梧：反思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79页

　　　　　　　　　　　　　　阶级关系上的形而上学

阶级不论作为经济范畴还是政治范畴，最根本的在于如何认识和处理他们之间的关系，而过去，我们的思想与态度是形而上学的。

1.阶级产生生产分工与经济分化，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必然会随着社会生产、分工的繁杂以及经济结构的演变而变动。然而，我们的阶级划分不仅终身制，而且延续子孙后代，固定不变，不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　　

2.把阶级看成绝对的对立，不承认相互依存，因而用打倒消灭的办法解决，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在特定经济结构中的不同阶级或阶层，建立在依存的基础之上，是结在一条藤上的瓜，不可分离，对立是相对的。生产资料必须与劳动相结合，生产资料所有者必须付给劳动者报酬，阶级利益得以调和。不同阶级之间只能斗而不破，否则同归于尽，造成社会灾难。阶级不可能人为消灭，只能在新性质生产力的基础进入了更高历史阶段，为更高层次的阶级或阶层所取代。　　　

　　　　　　　　　　　　　　　　　　　　　　　　　　同上，79－80页

　　　　　　　　　　　　　　　　阶级斗争的荒唐与恶果

1.划成分量化，阶级斗争变成人整人

阶级斗争是根据主观设定的条件统计出来的经济范畴，是个松散的笼统的概念。......当时农村定为“坏成分”的是地富反坏，前两种是根据财产（主要是土地）收入，反革命分子是政治标准，坏分子是道德标准。这就有更大的主观随意性。

......

2.无法无天，阶级斗争成了“如意棒”

　　不承认新建国家前的法律，不分合法财产和不合法财产，自定指标，超过者定为地富资本家，划入革命对象，后来连自己制定的宪法和法律也随时抛弃，“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实际上是随心所欲，不要法律也就不讲根据，莫须有、思想罪、文字狱，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开国元勋、将军、忠贞的干部变成牛鬼蛇神，连国家主席也成为了最大的走资派。以“路线”实际是以自己的政治利益和观点来划分阶级，即使证实特务、叛徒、坏分子，只要为自己所用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响当当的革命派；而反对者，不同政见者就是党内资产阶级，人权、宪法、法律都踏在脚下。阶级斗争成了“如意棒”，要大就大，要小就小，要打谁就打谁，所向无敌。如此阶级斗争无边无际，结果是专制复辟，人民遭殃。　　

　　3.群众运动，民粹主义大泛滥

　　中国的阶级斗争集中表现为不断的群众运动，......　

　　这种群众运动，以满足群众眼前微小的利益要求为导向，带有民粹性质。而后来则是以煽起阶级仇恨为动力，决策者充分放手，执行者则进行恶的竞赛，不停歇的斗争，威逼利诱、亲友揭发，把人性中的兽性成分逼放出来。每次大运动，打倒百分之五，人人自危，如此几十年，越斗越穷，越穷越乱，民不聊生。

　　　　　　　　　　　　　　　　　　　　　　　　　　同上，80－81页

　　　　　　　　　　　毛泽东主张把“个人迷信”翻译成“个人崇拜”

　　师哲说，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他请求过刘少奇，刘少奇说，“KУЛbT　ЛИЧΗΟСТИ”是贬义词，应该译成“个人迷信”。后来又请示毛主席，毛主席说：只能译成“个人崇拜”，不能译成“个人迷信”。但也有一些翻译仍把这个词译成“个人迷信”。这样，就形成了“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两种译法并存的局面。　

　　师哲还提醒我们，两个月前，毛主席在成都会议上说，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我们不是崇拜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吗？对斯大林正确的东西还要崇拜。对于他们，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因此，我们在翻译正式文件时，必须译成“个人崇拜”。（《阎明复回忆录·见证历史：中南海十年见证中苏关系之变迁·发动大跃进，赶超英美》，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　　

　　少奇同志是有俄文修养的，他特别强调那个俄文词是贬义词，所以主张应该译为“个人迷信”。

　　“个人崇拜”一词具有一定的游移性，容易产生歧义，有时还容易被曲解，不能算是最准确、最恰当的译法。“两种个人崇拜”之说的产生说明了这一点。这个词还会给政治修养不高的人造成误导，他们会说：“个人崇拜”不就是“崇拜个人”吗？崇拜、崇敬伟人有什么不对呢？　

　　“个人崇拜”原本是个贬义词，作为政治行为更是错误的，但因“崇拜”具有中性词属性，毛泽东在讲话中便弄出了个“正确的个人崇拜”。实际上，这是将崇拜个人与崇拜真理混在一起了。这不是辩证法，这是混淆概念。毛说这番话的立意是清楚的，是在为个人独断的合法性立论。从翻译上说，“个人崇拜”一词为这种立论创造了条件。党内当时就有些同志不赞成这种混淆。　　　

　　－－李乔：《阎明复回忆录》披露的一条史料，《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82、83、84页

　　　　　　　　　　　　　　　　如果译为“个人迷信”

　　在讨论或辩论个人崇拜问题时，之所以能发明出一些似是而非的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实际上与“个人崇拜”这一译法很有关系。如果当初译为“个人迷信”，料想会对个人崇拜现象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比如，若是将前引的几段毛泽东讲话中的“个人崇拜”一词换成“个人迷信”，讲话便成了这样：“个人迷信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迷信，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东西必须迷信，永远迷信，不迷信不得了。”“你没有个人迷信怎么行？”“我是主张个人迷信的。”显然，这些话就很不像样子了，哪能说得出口呢？但若译为“个人崇拜”，似乎就能自圆其说了。

　　实际上，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里用的“KУЛbT　ЛИЧΗΟСТИ”这个词，意思本来是很清楚的，就是个人迷信的意思，是指“对崇拜对象的神化、迷信和政治伦理上的狂热追随、组织活动上的盲目服从”这种情况，是完全不能解读出“两种个人崇拜”之意的。秘密报告的立意是什么？就是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哪会使用一个意思含混的、能两解的词儿呢？因之，秘密报告的标题，自然也应该译为《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　　　

　　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长文，论证“个人崇拜”是正确的，全文反复论说“正确的个人崇拜”怎么不能搞？还说，不许崇拜个人，难道非得崇拜集体吗？试想，若是当初译成了“个人迷信”，这种文章还能够下笔吗？

　　　　　　　　　　　　　　　　　　　　　　　　　　同上，85页

　　　　　　　　　　　　认为个人迷信是好东西的高层要员　　

　　毛泽东虽然心里认可和赞赏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但他知道“迷信”不是个好词，所以回避这个词。然而有的中央要员却不怕使用“迷信”这个词。他们为了提倡对毛的个人迷信，硬是化贬为褒，把“迷信”当好词来使用。　　　

　　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好学生”柯庆施说了一句名言：“我们相信毛主席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我们服从毛主席要服从到盲从的程度。”这句话的原始版权属于周佛海，是为提倡盲从蒋介石说的；柯为了鼓吹迷信毛，竟把蒋的名字换成了毛。这是公然提倡共产党要像国民党那样搞个人迷信、个人独裁。对于柯这番话，会上一些高级干部深感震惊。陈云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苦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过程中曾指出，柯庆施对于毛主席的错误也要负一定责任。

　　　　　　　　　　　　　　　　　　　　　　　　　　　　　同上

　　　　　　　　　　　　　　茅盾生前不愿提出恢复党籍问题

　　我（阎愈新）问茅公：新中国成立后，您再提过恢复党籍的事没有？茅公说：有几位朋友提过建议，我没有同意。我们那一辈人，为了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是不惜牺牲一切的，现在共产党得了天下，我不想再来分享共产党的荣誉。茅公1981年3月27日逝世，茅公的爱子韦韬当日向中共中央递交父亲要求身后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遗书。韦韬说，爸爸不愿生前把给党中央的信送出去，仍然是为了坚持他的那个原则——不愿分享共产党的荣誉。3月31日，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决定：恢复沈雁冰中国共产党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　　　

　　－－阎愈新：茅盾鲜为人知的几件事，《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88页

　　　　　　　　　　　　　　　　　NGO的定义（意思）

　　NGO是公民为了彼此互益的目的、或者社会公益目的，志愿结社的产物。

　　－－贾西津：为什么发达国家NGO也发达？《炎黄春秋》2016年第二期第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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